如今的地方分权，使得市场和政府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市场是一个整体，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个整体的市场是由很多地方性的细分市场组成的。中央政府只有一个，但是下面分成了很多担负各自职责的自治政府。简而言之，有些不满无须上报部长，只要让自治政府的领导听到就行了，支持创业的法案不用提交议会讨论，应该交由地方的市政委员会处理。虽然，一个国家内所有本地市场的交易都要使用统一的本国货币，但是几点开市几点关门无须统一，可以由各地政府自行决定。将来，底层政府负责处理的事务会越来越多，中央政府只需要关注一些基本的议题，掌握大局，适当引导国内的经济活动。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站在一定的高度看待现在的问题，就会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已经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全球化就无法推进，与此同时，全球化又无法和政府同时共存。这又是一个悖论吗？
当代自由放任主义的起起伏伏，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新自由主义已经给自己抹了一鼻子灰，接下来会怎样呢？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在喧嚣之中取得了一些短期的成功。之后就从圣坛坠落到地面，导致2010年前后世界经济陷入危机。这次危机不仅波及的范围大，还会对未来造成很大影响。这次的危机覆盖了五个领域：
（1）由非理性的超额借贷引发的危机始于金融领域。美国的大部分债务，是过度消费和地产投资引发的；欧盟的债务，主要是政府公共开支带来的，公共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2）市场上的不安情绪从金融领域，蔓延到生产领域，导致经济活动减少，随之而来的是产量下降，失业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支出会迅速收缩，资本收缩会对未来带去很多负面影响。
（3）至此，动荡蔓延到社会领域，政府压缩公共服务支出，对社会上的低收入群体影响最大，健康和教育方面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出现分化。
（4）接下来，危机波及到了政治领域，虽然政治危机在美国和欧洲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大西洋两岸无疑都受到了影响。顺便说一句，很明显，这次的经济危机也给全球政策带来了考验，在有条件的时候，世界没有为协调经济政策做好制度上的准备，遇到困难时只能束手无策。
（5）危机殃及的第五个领域是知识和文化领域。这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最重大危机。新自由主义者期望的成熟市场没有实现，反而带来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关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关于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团体的本质，关于全球化的未来和整体文明，所有一切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经济的增长能力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实用价值决定的。
当代的危机引发了动荡。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陷入了危机，看似完整的价值体系出现了裂缝。很多人的信念完全溃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即便克服了前面四个领域的危机，但是真正的危机远没有结束，思想和文化的危机会持续很久，我们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许我们会进入类似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另一个经典时期，有人可能会提出睿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要去向哪里呢？这些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疑问。全球经济在未来会如何发展，这是重要的问题；区域一体化扩张的方向和方法，这是大局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世界将会走向何方，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上一届美国总统竞选主要是围绕不同价值体系展开的博弈。虽然有些人被“全面自由的经济”蛊惑，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已经明白（也许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条死胡同，这些人正在寻找通往更美好未来的其他道路。在诉诸政治和技术官僚讨论之前，要先确定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建立在进步价值观之上的。之所以说我们还在处理文化价值观危机，是因为很多问题通过操纵利率、税收、汇率是无法解决的。为了让我们的努力发挥更大的效用，必须要依靠特定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指引下，经济谈判中不允许出现欺诈，选民支持率也不允许做假。
2012年秋，欧盟废止了2014—2020年的公共预算协议，如果我们对欧盟大家族的纷争了解得更透彻，就会发现存在争议的不是这几十亿欧元，增长率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减少也不是问题的关键，价值观的巨大分歧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巨大的分歧不是存在于国与国之间，而是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之间，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试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保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实质冲突，有时会搅乱国际局势，因此，跨国合作不仅应该是政策涉及的部分，也应该是核心价值观之一。
如果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确立了未来几年要遵循的价值观，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如果全世界的社会没有凝聚力，我们要如何让所有国家团结起来，以避免冲突。
国际团结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核心价值观。然而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各不相同。在美国，不同社会和政治所持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僵局，在这种情况下，消除财政悬崖（财政悬崖指的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骤然减少，增税和减支两项政策的叠加，会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是最重要的问题。2012年年底和2013年新年，以及之后一次又一次的国会争论都没办法阻止情况的恶化；欧盟的主要争议是，公共预算增加的百分比比通胀率高一个百分点；而在中国，国营和私营经济的腐败是目前最严峻的问题。
人类有时会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天真。按理说，就算新自由主义没有遭受致命的打击，在失败中侥幸存活，也应该再也无法重拾昔日的光辉。从逻辑上来讲，事情应该是这样发展的，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按逻辑发展，在一些媒体和学术机构的帮助之下，本应该由新自由主义承担的错误和指责，全都转移到了政府干预的身上，就这样通过谎言逃脱了自己背负的罪恶，杀出了一条血路。也许在非常遥远的未来，自由放任主义还会归来兴风作浪。因为历史就喜欢搞这种恶作剧。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的后辈在遭受经济之苦的时候一定会悔不当初。为了不让他们怪罪我们，在近期内，我们应该大胆出手，让市场和政府实现亲密合作，共同面对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诸多挑战。
在西方经济学顾问们的种种暗示之下，我们总算有所醒悟：很多时候，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活动一方施加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它们从属的西方利益集团。如今，“新兴市场”似乎不太愿意听从外人的真知灼见了。即便需要听取他人意见的时候，也会换个角度倾听。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再加上政府的参与带来了切实的好处，高速发展的东南亚经济体，新兴市场倾听的意愿大大下降，对新自由主义失去了兴趣。在中欧、东欧以及苏联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更是无处容身，相信市场之手无所不能的人，越来越少。“华盛顿共识”加速了不切实际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推动了强硬财政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等问题，最终被拉美经济体彻底放弃。中东和北非国家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动荡之后，也对来自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区的建议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想要吸纳建议、意见和指导的市场，不希望与外界隔绝。提供建议和需要建议之间的空隙必须有人弥补。由于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失望，幻想一次次破灭，愿意听从别人的专家越来越少，愿意提供指导的专家也越来越少，其实那些所谓的专家经常对影响经济运作和发展的特定文化、历史和地理决定因素一无所知。想要提问的人如今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谁能帮助他们解答疑问呢？
无论是为了施加援助还是完全的商业行为，接受了经济建议的市场，将来一定会发生巨大变革。我们不能只站在旁边观望，还应该参与其中，因为关于未来的理念和利益争论的冲突是决定市场形态的关键。如果又出现另外一种新的“共识”就糟了。有人会再次利用这种所谓的共识，把它当成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谎称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万全之策。实际上怎么可能存在什么万全之策。
全球化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世界正面临新的挑战。除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经济活动中还存在一个第三方，那么我们应该对经济活动的三大组成部分——市场、政府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抱有怎样的期待呢？新自由主义概念看起来很诱人，但也很危险，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是有害的。蛊惑人心的政客可能会说，既然我们不能恰到好处地全面处理好市场—政府—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好把这个问题留给市场自行解决。历史上有很多只能用天真来形容的案例，如果我们照做，又新添了一件。对未来经济放任不管，留给混乱的市场，如果说这是犯下了反人类罪，似乎有些夸张，但是造成的恶性后果真的不相上下。不过，如果把这个问题完全交到政府手上，也是一样。我们要另寻出路，将来让更多的人生活在“第一世界”，或者换句话说，将来的世界虽然也是多元化的存在，但是不会再有“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界。
假设除了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也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面临政府和经济之间由来已久的问题。不管是集权的还是民主的，由于一直以来不存在国际政府，因此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的地位正在弱化。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国家概念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以国家为基础的民主也在逐渐弱化，除非多国参与的民主甚至全球化的民主能及时出现取而代之。
强大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庞大的跨国公司，会努力把这种复杂转变成自身的优势。更准确地说，是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是，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如果出现错误，会引发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他们过分追求利益，不能完全理解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正向连接，就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不管怎么说，市场已经做好出击的准备。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和决策人可能从科幻小说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强大到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控制全球经济，与以往人类受政府控制不同，一家集权公司控制了全世界。
当人类历史中开始出现经济活动，村庄的栅栏、河流和国界，再也无法阻止货物和人员的流动。现代的跨国、跨洲交易量非常大。很明显，这种交易并不在任何人的控制之下，而且好像也没有控制的必要。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这些交易的某些方面也是需要监管和调控的。不要再以为市场可以实现自我监督自我调控，这是不可能的。理性的干预市场是有必要的。
撇开极端主义不说，当代经济活动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政策应该对三个主要的领域进行干预：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话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干预的目的是什么？干预的手段是什么？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全球化让如今的情况变得更复杂，在跨国和全球事物中，哪些领域应该接受监管和调控？所有的问题都要求国际间和全球范围内展开合作。
有些问题无须逃避，我们要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资源分配，把物资从产量丰富的地区调用到需要的地区，比如我们要把食品从食品生产过剩的国家调配到饥饿地区。当出现经济过热和严重垄断的时候，就要出手对市场各方的供需行为进行干预，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进行市场化配置。在危险的经济过热或明显的垄断阴谋中，对供求游戏参与者的活动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主要与市场分配相关。同业联盟操纵市场定价的案例非常多，他们在供应量方面达成一致，推动价格上涨，或者在原材料市场进行投机活动，引发价格大起大落，造成有害后果。
全球的金融失衡状况已经十分严重，很多地方需要适当增加收入才能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因此对全球的收入再分配进行必要的干预，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将来，在富裕国家处理完自身危机之后，大家会把焦点转移到贫穷国家的国民收入问题上。
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国民总收入GNI。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时，要从指定国家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总价值（通常指一年）中，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原材料价值。根据世界银行采纳的定义，国民总收入GNI是指：居民生产创造的全部价值加上商品税收（扣除补贴），加上海外产值和海外主要收入（佣金和所得财产）。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来自国外的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应该是相等的。如果一个国家有负债还要支付利息，国民总收入就会比国内生产总值低，差距就是要支付的利息。虽然这些指标都很重要，但这些差异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之间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