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居、住房是百姓的命根子，有人想拆就拆、想占就占，当受害者奋起反抗时则被诬陷为刁民。秦银花、李莉感叹：能体贴平民百姓的痛苦，是共产党干部们最可贵的品质。
秦银花，太原运输公司的下岗职工，原住该公司亲贤宿舍1号楼。2001年前公司进行房改时，秦银花家按规定交了钱，买断了所居住房屋的产权，可公司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发给房产证。2004年4月，已经下岗并离婚的秦银花突然被楼房的物业公司告知，她所在的楼房要拆迁，要求她和其他居住在此的居民搬迁。
不给房产证，还不同居住者商量，一份物业公司的通告就想让人搬走，既不符合政策，也不通人情。秦银花和其他几个居民找到运输公司责问。公司负责房屋搬迁的人支支吾吾地答不出个究竟来，只是一味横蛮地要求秦银花她们搬迁，否则就怎么怎么的。
凭什么？秦银花等觉得运输公司太欺负人，于是不再理会物业公司的所谓“通告”。秦银花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士，下岗后她自谋出路，大小生意都做过，也在北京闯荡过多年。可她没有想到，正当自己为了未来和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女儿整天在外奔忙时，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10点多，她忙完生意赶回家一看：天哪，整个大楼没了！自己的家更不知在何处！她熟悉的地方此刻已成一片废墟……
“银花啊，他们、他们拆了我们的房子，还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作孽啊！”废墟旁，突然满脸是血的邻居张兰玉抱住秦银花，哭得死去活来。
怎么会这样？我的女儿在哪儿？我女儿呢？吓蒙了的秦银花此刻突然想起了独自在家复习功课的女儿……“宝贝！我的宝贝你在哪里呀——”秦银花当下昏死过去。当她醒来时，已近凌晨。
谁拆了我们的房子？是谁？秦银花无法想象世上竟然会有这么野蛮的事情发生！不事先通知，不作任何安置，不管你家里有人没人，财产如何处置，便雇一大帮人，开着推土机就来。秦银花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天大的祸害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几小时后，女儿有了音讯：她在一帮野蛮行径的拆楼人冲进家门时逃了出来，小姑娘摸黑逃到了姨妈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秦银花望着埋在废墟里的“家”，欲哭无泪。她想与那些野蛮行径的拆楼民工争执，得到的结果是：我们不管你的事，我们只管拆楼。
真的没人管了？秦银花气得七窍生烟。好，我倒要看看有没有人管了！东方晨曦初露时，秦银花就开始向省委大院的方向跑，带着无比愤怒，她一路想好了今天非要找省委领导论个究竟，她甚至想好了，必要时用死来证明小百姓也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不用说，这一天的省委大院门口异常热闹，秦银花发疯似的要求见省委领导，她拼死往里冲，公安人员组成人墙不让她往前一步，如此争执，立即引来过路来往的无数人围观。
“梁局长，你快过来！有个妇女非要冲省委大院……”正在上班途中的梁雨润接到省委值班室紧急电话。
“我马上就到！”
梁雨润与秦银花第一次见面是在省委大门口。“您就是梁局长？！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啊……”秦银花一头跪倒在梁雨润面前。
“过去在电视里我见过梁雨润，很被他的事迹所感动。但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省委门口同他见面，而且求他来帮助解决我自己的事……”秦银花在我采访她时这样说，“当时我简直气疯了，一心想找省领导反映运输公司强行拆除我房子的事，可真的又不知如何是好。大门口一见是梁雨润局长来了，好像一下子有了希望。”
“秦银花的房子被拆，明显是运输公司安置不当造成的。尤其是公司在没有做好拆迁户的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强行采取动作，造成住户流离失所、财产损失巨大的做法更是无法无天。但真要协调处理这样的事既很复杂又比较具体，一次两次、一天两天还真做通不了。”梁雨润在我采访时介绍说，“当时运输公司雇用的拆迁民工强行把秦银花他们居住的那栋楼推倒时，只以为就是简单地完成受雇任务，哪知道楼房里除了人还有各家各户的财产。尤其是当民工们闯进秦银花家一看，当时就傻了：人家秦银花家抽屉里柜子里尽是金银首饰和一叠叠钞票……可事已至此，停手是不可能了，怎么办？继续拆吧！这下出大事了。秦银花自己说，当时她所有的个人财产都在里面，仅金项链就有十几条，现款十几万元，哗哗地撒落一地！当时又没个看管的人，民工和看热闹的人聚集了一大群，金银首饰和现钱就这样撒落在地上，谁不捡谁就是傻帽不是？所以后来到底从秦银花家拿走了多少财产，没人敢承认。受害者秦银花不干，那是她的性命钱，她的全部家当啊！她凭自己的记忆，就说出了大约有四五十万的各种值钱的东西。秦银花因此一方面坚决要求运输公司赔偿，另一方面强烈要求司法部门对运输公司在野蛮拆迁过程中不顾她们的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作为公民来说，秦银花的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非常合理的。可运输公司也有他们的理论，认为自己与太原市房地产局统一进行旧房改造，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同时还能给公司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大前提并没有什么不对，你秦银花这几家‘钉子户’我不拔掉你们就啥事都干不成了。所以双方从开始就是矛盾和对立的。事情出大了，秦银花闹到省里，就个人财产损失这一块你运输公司是理亏的，我就要求你赔偿。可公司开始并不认账，后来总算认账了，但又在数额上互不相让。这过程我们作为协调方工作就非常难做，秦银花作为受害方，她并不十分了解这些，看到向我们反映问题没能及时得到回复就迁怒于我们，所以火气就更大了。”
“我找到梁雨润局长后，像是找到了救星。可后来没有见啥动静，我就火了。心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再想想明明是运输公司他们理亏，结果像梁雨润这样报纸上、电视里都在宣传的好干部也不能为民办实事，我更觉得这世界太黑暗了。于是隔三差五地跑到信访局找梁局长。人家可能也是忙，每天要处理几十桩各种案情。但我不管这些，我只管自己的事。因为见不着他，或者好不容易见他一次，他又光跟我打个招呼说你老秦先等一等。这一等就见不到他影子了。我就认定他这个典型也是假的，啥先进不先进，世界上就是没有好干部，不都是官官相护嘛！我就撒开架势跑到梁局长办公的楼下大骂，骂得满院子人都能听得到。我骂得很难听……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梁局长，冤枉他了。可当时我张口就来，想起啥难听的话就骂什么。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愿望：他梁局长是中央树的先进典型，肯定比其他的干部要好，我骂他，骂得凶了，就能把他骂出来，他出来了就能管我的事，他真要管了就能解决我的事。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有点自私，但也是逼出来的。”我看秦银花说到这儿自个儿笑了。
“秦银花骂得还真厉害，从我们上班一直骂到快中午了。我们全局上上下下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老实话，大家真为梁局长抱不平……”信访局一位处长对我说，“老百姓其实对有些事是不怎么了解的。比如像我们省信访局，管全省的群众来信来访，一年有好几万人上我们局里来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光是坐在局里接待来访群众，每年光上北京接回到那儿去的上访群众就有几千人次，局里就那么几十号人，也没有多少经费。在梁局长来信访局工作之前，别说局长这一级领导，就是我们处长这一级都没有几个人亲自出面具体处理来访群众的事。一般都是你把材料和问题向我们反映了，我们就照章办事把你的问题或材料转交给你所在的地区或上级单位去处理，问题重要一点的就写个报告递给领导，就算我们完成了信访的工作了，只起个中转站的作用。梁局长来后，他是个实干家，是真正办实事的人。他除了亲自接访群众，还把接访后的疑难案件一一亲自出面解决。这出面解决与坐在办公室批批转转的工作量可就大不一样啊！你知道的，凡是闹到省里来的事一般都是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要不就是别人都不愿处理的事，要不就是多少年没处理下去的事。梁局长上任后，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想过当那种坐在办公室抽着烟、喝着茶，靠一支笔、一个电话来批批转转的清闲官，他对群众的感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人在他面前喊冤叫屈，他就掏心窝给人家去排忧解难。那些老百姓有的并不知道，真要去解决一件事，往往非常之难。你既急不得又不能不急，过急了事情不那么简单；你不着急，一件芝麻大的事也会拖你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更何况我们接手的事又都是些挠头的事儿，绝对不是跑一两次、说几句话就能解决得了的，而且经常一方讲妥了，另一方又不买账。现在人都很现实，我们是信访部门，没权没势，跟有关部门或地区头头们打交道，人家愿理你就理你，不理你也没多少招。就说秦银花的事，她确实有冤，几十万家产被人背着她连窝全给捣掉了，换谁都受不了。可梁局长和我们在具体处理这事时又不是那么简单。光让运输公司低头认错就不容易，再让他们如数赔偿你更是难事。梁局长为此不知跑了多少回，跟人家磨破了多少嘴皮，这过程她秦银花并不太清楚。人家群众只看结果，只盼早点解决，一天没解决她的事她就认为你没有把她的事放在心上，所以她骂呀，把什么脏水都可以泼在你身上。当时我们真为梁局长抱不平，不是一般的抱不平，恨不得下楼去抽她的嘴巴。但梁局长绝对不会让我们这么做，他反过来笑呵呵地冲我们说，人家有冤气，让她出出气没关系，让她多骂骂我梁雨润，要不她去骂省委省政府、骂共产党不是更不好吗？”
这位处长说的这些，其实在写《根本利益》时，我对梁雨润这一点已经非常了解：他就是这样一种见不得老百姓吃苦受冤的人，也见不得世上那些不公的事。而他自己为了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宁可到那些官员们，甚至是好同事、顶头上司那里跟人家拍桌子、瞪眼睛。用他的话说：“你要让老百姓和弱者反败为胜，你不得罪那些有权有势、自以为是的单位和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