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非危言耸听，监狱的门内门外，你有心稍稍打听一下，会有人主动向你诉说这样的“典型事例”的。为弱者呼唤尊严，我们怕谁？怕过谁？但我们确实最怕的是那些连起码的人性和人情都不讲的公务人员与官员！党一再提倡“执政为民”的理念，为的不就是希望那些应该为民执政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们能够履行起自己的职责，哪怕是出于人的基本同情心去关怀或关心一下那些脆弱无助的人们。但正如我在采访梁雨润时所看到一幕不该看到的场景时，我失望之余更坚定地要为梁雨润再写一部书，写一部《根本利益》的姐妹篇——仍然并非梁雨润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仍然并非有哪个上级领导或者主管部门指令我去发现和挖掘某一先进典型。
是我觉得我们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事要有人去处理、去处理好，是因为我们这有七千多万中共党员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有着庞大的几千万人组成的公务员队伍的大国。为什么有的问题本来很简单却没有去管、没有管好，最后成了没法管的烂摊子！每年国家和各省市区开“两会”或党代会一类的重要会议时，成千上万的群众结伴上访或者单个找领导的事已非新鲜，国家和政府为了保障这些重要会议的“胜利召开”，为确保不让“刁民”们闹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可以是上百万、上千万哪！据说中央在北京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进行“稳定”工作的公安、信访方面的人员多达上万人，他们吃住在各自的“驻京办事处”或宾馆，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几天，所费不赀。其实，进京上访的人大多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上北京来的，现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上北京能解决，北京的官比地方的官顶事。可不，老百姓遇上一些事情，找下面的官员，找了一大圈，皮球踢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后还是没人理会。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到北京来，找京城的清官。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为什么有这样的风气？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下面的官员不办事。不办事还不要紧，有的地方的官员不仅不办事，你找多了他，他一烦一怒，你就倒大霉。《为了弱者的尊严》里所写的那些百姓的事，其实本来在基层、在事发初期是完全可以解决或解决得好的，但该办事的时候有人不给百姓认真办，非到矛盾激化成不可收拾时，在北京和上级一道又一道“批示”、“责令”下才硬着头皮去办，而且即使去办，在感情上对老百姓仍旧十分冷漠。一次次勉强的办事态度与煮夹生饭的办事方式，其结果不难想象，老百姓怨声载道便是必然结果。怪谁？当然责任不在百姓！这样社会能和谐吗？不能。有一次在现场看梁雨润处理一起群众围攻省委大院事件的情景，我很有感触。那天有上百群众，举起白布写的标语，他们希望同省领导对话，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与上访人员人数相近的公安人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站在现场似乎束手无策，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现场一片混乱。怎么办？折腾下去，一是没个头，二是影响不好。负责现场的公安局负责人和政府工作人员们很着急。后来，匆匆赶来的梁雨润出现了，大家脸上顿时露出轻松的笑容，窃窃私语道：“老梁来了就好了！”
梁雨润确实有办法，只见他三下两下地就把现场原本态度强硬的闹事群众领走了。我当时就想：假如没有梁雨润怎么办？“假如没有梁局长，那肯定闹事的人还会多蹲上几个小时，甚至可能是几天，或者来了一次又一次……”
信访局的一位处长十分肯定地告诉我。大量的现场与实地采访证明了这位处长的话。假如梁雨润这一天因事没能到现场，事情会闹到什么程度？这是我心头多次设想的事。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离开了谁，地球还照常会转动。但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大量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那些原本对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深怀信任的群众，因为一些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恳求组织和政府帮助解决，但就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磕青了头，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一拖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这些需要帮助的群众，本来对政府、对某个部门或工作人员并没有多少意见，结果因为吃尽了千辛万苦，受够了冷落和歧视，甚至是无情的报复与残酷的打击，最后走向了仇视社会的极端。这样的事并不少。而从这个意义讲，没有梁雨润这样的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很不和谐，各种矛盾越聚越多，最后结果是，一些原本简单的事情成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结，平平常常的矛盾激化成“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严重对立……
因此在我看来，对百姓有真情、处理起事情来又有方式方法、能干实事、能办好事的梁雨润，我们太需要他了！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期望梁雨润式的干部越来越多……
后记本文主人公梁雨润到任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主抓群众接访工作，经他之手处理的民事案件和化解的难题数以千计，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央、省里挂名的“老大难”问题。由于文章的篇幅限制，笔者不能一一记述。但在采访日子里，所到之处，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梁雨润同志在百姓中的威望之高，令我常常敬佩与感动不已。
北京。10月10日，就在笔者正与梁雨润交谈时，突然有人急慌慌地前来向他报告：几个山西籍的人在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的门口闹事，谁也劝不动。“那我去一下。”梁雨润连与我打个招呼都顾不及，起身便走。
一个多小时后，他汗水淋淋地回来了。“对不起啊……”梁雨润一边擦着汗珠，一边向我抱歉道，“刚才把几个上访群众送上回太原的火车了，耽误你时间了。”一直为突然冒出来的事绷紧神经的我顿时轻松地笑了：“你到底有什么招儿呀？公安警察和别人都治不了的事，你一去就这么顺当地解决了？”梁雨润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我跟群众谈得拢。”“怎么才能谈得拢？”“当然首先你得跟他们有共同语言，讲话还得有技巧，他们能听得进去，觉得你没有架子，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而且要公正、公平地看待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与意见，并敢于作出判断，承担责任，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建议，绝对不能用高高在上、简单粗暴又什么责任都不敢负的态度对待群众……”梁雨润说得很随便，但我听后细细品味却极感深刻。于是也有了下面笔者和他的几段对话——“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干部恰恰就是做不到你说的这几点。”我说。“主要是感情问题。看他对老百姓，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百姓有没有基本的感情。没有了对百姓的基本感情，你就不会感觉别人的事有那么重要、那么紧迫，所以你也就不会去认真负责地处理。”梁雨润说，当他每次看到有老百姓来找他，尤其是看到他们流着眼泪、跪下双腿来求自己时，就会揪心。
“一个人一辈子、一个家庭几十年，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三长两短？就算今天你有权有势，你也保证不了一生都顺畅，何况你有后代、你有亲朋好友，他们也不出一点问题？想想这些，我们就会对那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心态好一点，工作勤奋一点，或者态度好一点，把事做得细一点，本来可能很激烈的矛盾就化解了，再难的事也不用拖那么长时间了……
“当公务员的不办真事，当干部的不为群众着想，怕麻烦，怕惹事，这是我们现行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导致一些地方的社会不和谐、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梁雨润深有体会地说，有些事，你早发现、早处理了，就什么矛盾和冲突也没有了。你拖着不办、不处理，麻木不仁，甚至说些难听的话，做过伤人感情的事，群众情绪不对立才怪！小问题就一下变成了大问题，局部问题一下变成了全局问题；个人的事、单位的事，一下可能变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大事了！“所以和谐问题，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广大干部和公务员的执政理念、勤政能力以及他们的素质与水平。当然不是说老百姓本身就没有一点问题，但群众与执政者产生矛盾和分歧时，执政者是主要因素，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面。
我经常对一些官员说，你们少请客一次、少外出旅游一次、少到国外跑一次，省下的钱就能解决一个甚至好几个群众的困难了。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干部和领导，遇到需要为群众解决一些经济困难时，就说没钱、没钱。应该承认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有些地方财政不算宽裕。可是我们真的就一点能力也没有吗？不是的。我举个例：山西有个地区，有个上访群众就是为了15000元的事，与政府闹了好几年，当地干部为这个人光到北京一次次接他回去花的钱就有15万之多！如果那里的干部和领导会算一笔账的话，这个群众的问题不早解决了嘛！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地方的干部和领导并不算这样的账，他们只算给群众解决困难时要花多少钱是如何如何的‘没办法’，可从来不说为应付和处理这些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全国各地一年光为应付和处理群众上访事件所花费的人力财力不计其数，数额惊人！
“都是国家的钱，人民的钱，纳税人的钱！我们应当学会心疼我们靠汗水和辛劳换来的财富，不然国家再强大，早晚也会吃穷吃空的！而且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原本几千元、万把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最后十几万元、几十万元还没法解决！“建立社会和谐，司法公正、公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现在一些群众有意见，闹事，就是因为司法不那么公正、公开，人情案居多。一些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所以，要提高公民的法治观念，首先要解决司法本身的问题，这是关键。“最后我想对普通百姓说一句话：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时期，进入转型的历史关头，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随之也不断突现。追求社会和谐，过上富足、祥和、快乐的幸福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好愿望。但现实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人意之处，我们每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应当以健康的心态，正确面对可能出现在你身上的问题和矛盾，学会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尤其要体谅政府和国家的难处。考虑问题和处事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在人与人相处时，更应发扬谦和、谦让的中国传统美德，即便理都在你这一边，也要做到得理让三分。这样，我们13亿人才能真正做到和谐共处。”身体力行的梁雨润，思考比笔者写《根本利益》时更加成熟和深刻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曾经感动中国的人物，今天更能感动你我他……
在《为了弱者的尊严》一书收笔时，正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有幸聆听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他倡导“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号召作家“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去创作，以及“进步文艺，刻写着一个民族的希望，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风尚”等话语，长久地回响在耳边。当代的进步文艺为了什么？我们作家的创作应该走什么方向？这些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给我们作了深刻的阐明。备受鼓舞之际我有一种欣慰：回顾近十年来所走过的文学创作历程，我自我检查，感觉基本在朝这一目标实践，并且没有停止过。十年来，我创作了十几部作品，近三百万字，虽然觉得很累，而且经常有朋友劝我别那么累了。确实很累——作为非专业作家，作为负责一家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再腾出时间写作本身就已经是件很累的事，问题是还必须使作品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注定是更难的事。但我一直没有听进朋友们的劝告，原因很简单，单位的工作责任是不可推托的，写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更加不能放弃。尤其是在已经相对越来越熟练的创作实践之后，感觉要写和可以写的或者别人压来的任务太多了……绝不是贪婪，绝不是随意，更绝不是想进入“工业化”的写作状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写，别人追在你后面等着你去写。有人认为，一个人写作到一定阶段就可以吃老本了，小说家和诗人可能是这样，但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这种可能几乎不存在——除非你的文学激情和新闻感觉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