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兴社的成立与说法，有很多版本。其实，复兴社是一帮忧国忧民的黄埔学子，在上个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部成立的社团。他们主张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褐衣党与黑衫党，以领袖意志为最高目标，创建中华复兴的政治新局面，达到国家大一统目的，故全称叫“中华民族复兴社”，取意复兴中华的意思。1930年3月1日复兴社成立。复兴社成立初，成员不过四十余人，中央干事有十人：他们是贺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徐亮，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这就是后来所传说的十三太保。
复兴社的发起人滕杰（黄埔四期、曾在日本留学），是复兴社的灵魂人物，他的妻子也是复兴社成员。复兴社的领袖贺衷寒（黄埔一期）在发展复兴社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他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武力解决，所以蒋介石对他一直心怀不满，使他终生不得志。复兴社的理论家刘健群，字席儒，祖父从江西吉安迁入贵州，最后定居在遵义。刘健群少年时代，家庭生活拮据，上学时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老师瞧不起。后来他在贵州的省立政法专科学校读书时，也是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因此他以“艰困少年”自嘲。当时国民党内思想活跃，有的人提出以“领袖的力行哲学”为纲，提议建立“力行社”；有的人针对当前的形势提出成立“救亡社”；有的人却主张应该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刘健群根据《墨索里尼谈话记》，写了一篇叫做《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文章呈给蒋介石。
主要内容说：国民党内体制腐朽，派系林立，建议按照德意法西斯方式改组国民党，建立起领袖的绝对权威。办法是组织忠诚的青年党员，开创运动以挽救党的危亡；仿效意大利褐衫队、德国党卫军核心组织形式，忠于领袖，建立特种突击队，穿戴蓝色衣帽，开展有益于党国的活动。平时可在公共场所、车站、码头、广场等地方参加义务劳动，制造一种向上的政治舆论，促使人民改变对国民党的看法。淘汰保守者，培育新人，巩固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地位。组织的名称应叫“蓝衣社”。他认为，蓝色代表和平、进步、服务，不以巧取豪夺为目的，它不同于红色的恐怖，白色的消沉，黄色的软弱，黑色的污浊，突出显露出国民党的蓝色伟大。
这篇文章深得蒋介石的欣赏，他觉得这样正好可以突出领袖的权威，为此蒋介石立即召集了几个心腹黄埔学生，将刘健群的建议书交给他们审议，经过多次的讨论研究，最后由贺衷寒、康泽等人草拟了组织秘密法西斯团体的方案，并审定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党旗是蓝色，他们又习惯穿蓝色制服，意与群众融为一体，很多人称他们是“蓝衣社”，而且“蓝衣社”的称呼延续多年，甚至变成了军统特务的代名词。刘健群虽然不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干事，但是经过蒋介石的批准，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宣誓入伍，对一个非黄埔系的人来说，算是“破格”了。刘健群加入了复兴社后，尽管没有捞到权位，但有了晋身之阶。他善于把握机会，在蒋介石召见时，他对当时局势的分析有理有据，颇有诸葛亮的“隆中对”意味，很对蒋介石的胃口。他与别人交往态度谦和，头脑清晰，反应灵活。他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论，被称为复兴社的核心理论。在复兴社创始人游说下，终于联合国民党军内的一群有志青年，结成社团，希望肩负起救党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使命。
复兴社成立之初，处于半公开状态，后来成为国民党黄埔系的精英派，由此成为全国人人皆知的小团体。复兴社对内励精图治、纪律严明，在腐败成风的国民党中不啻是吹入清新的气息；对外则是剑指贪官污吏与日寇汉奸，日本特务组织对复兴社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由此双方也进行了多年的明争暗斗。
从康泽所起草的《纪律条例》中看出他们的宗旨：（1）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2）不得违抗命令；（3）不得泄露机密；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以死刑。（4）不得有小组织活动；（5）不得偷生怕死；（6）不得贪赃枉法；（7）不得吸食鸦片；（8）不得娶妾；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
戴笠原名叫戴春风，189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许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欢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酷爱学习、关心时局的习惯。到了28岁时，投考黄埔，编入六期。此时的戴笠，在才情纵横的黄埔学生中，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又不好，许多人歧视他。能参加这个秘密组织，徐亮对他帮助很大。在“清党”中，戴笠显示出特工天才。他所在的学兵连共有20余名共产党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十分明确，戴笠暗中记录每个人的言行，然后判断谁是共产党员，被他举报后全部逐出黄埔学校，他由此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戴笠趁热打铁，每当蒋介石来黄埔军校时，戴笠准时出现他面前，恭敬地致以军礼，汇报他的特务工作，令蒋介石十分满意，也认识到特务工作的重要性。一次蒋介石召见了戴笠，仔细询问了情报工作，然后走到案前，在宣纸上书写下“艰苦卓绝”四个字赠给戴笠，说：“这是我给你的赠言。
希望你努力去干！”戴笠接过宣纸，眼睛潮湿了。临行前，蒋介石对侍从毛庆祥说：“你向警卫人员打个招呼，今后，若戴笠来见我，必须尽快通报，不得拖延，更不许阻拦。”受宠若惊的戴笠一听这话，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不久，蒋介石指定机要秘书毛庆祥负责与戴笠联络，传递情报，并特意关照毛庆祥：“倘若戴笠确有紧急情报，可带他随时晋见。”毛庆祥转达蒋介石的这个旨令后，戴笠兴奋极了。蒋介石充分信任戴笠的原因，除了他们私下彼此信任外，还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戴笠的老家是“江山”，蒋介石雄心勃勃要征服全国，一统江山，他看好了从江山县走出来的这个忠心耿耿的浙江老乡了；因为戴笠老家又是保安乡，而蒋介石对自己的运气很迷信，有戴笠的“保安”，他的“江山”会稳如泰山，还有什么顾忌的呢！所以在老蒋的鼎力支持与高度信任下，戴笠全力经营军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成为他的鹰犬，在谍报上为蒋介石奉献毕生的忠诚。
当时的复兴社分总社、支社、分社和小组四级。总社设南京，蒋介石任社长。下设干事会和监察委员会。干事会为执行机关，下设人事、组织、训练、宣传、特务、总务等处。特务处成了后来的军统局的基础。监察委员会下设书记、调查、审核等处。支社是省（市）一级领导机构。支社下设分社，分社由三个以上的小组组成。复兴社主要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发展组织，扩大影响，“组训”青年党员，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二是广泛宣传“三民主义”理论；三是对国民党内非蒋派系进行渗透、策反，对国内各地方派系军队进行瓦解收买等工作，清除党内“反动分子”，并没收其财产；四是厉行反共，清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苏区进行颠覆、破坏、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苏区”。
后来，蒋介石将南昌行营的调查科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当蒋介石重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时，“军统局”内设两个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的中统），由徐恩曾担任处长，主要任务在各地建立国民党组织，发展党员。对其他政党和政治势力进行分化、瓦解，或者策反；第2处为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任务重点针对敌对势力、军事集团进行谍报搜集、敌方势力的瓦解。1938年，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特务处成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后，戴笠开始他最“闪亮”的人生阶段。
军统局内共设有八处、六室、一所；在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重要城市设特别组，连伊犁、拉萨都设有机构。“军统”的基本组织是“组”及直属情报员，特工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控制了大专院校的“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和交通要道的“缉私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铁路沿线的“交通大队”，以及江南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等武装部队；军统利用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特务活动。蒋介石不仅利用军统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也利用军统排斥异己。可以说，戴笠是靠复兴社起家的关键性人物，也是因为创建复兴社而成就他的一生。他在军统局担任副局长，并一直干到他死在任内。
到了1938年时，蒋介石见复兴社发展得很快，有的人甚至以复兴社社员自居，冷淡了国民党的存在，还发生多起不利于国民党声誉的事件，为此他认为复兴社的存在，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利益，便命令复兴社解散了。但是复兴社社员后来仍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身份，成为黄埔军校内部的一个派系。
由复兴社衍变的军统与中统，始终贯穿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岁月。中统与军统是同属于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统是属于国民党中央管理的机构，所以称为中统。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处，后期改成军委会统计调查局、国防部保密局，因其属于军队序列，所以简称军统。双方为了在蒋介石面前争宠、争势力范围、争经费、争主导权，矛盾重重，成为国民党内部公开的秘密，令蒋介石头疼不已。
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情报从对付中国共产党向对付日本侵略者转变，因此军统的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大片国土沦陷，中统的地方组织被严重破坏，中统的作用逐渐为军统所取代。加之蒋介石对戴笠有知遇之恩和师生之情，他对蒋介石的命令绝对服从，又是蒋介石的最可靠的亲信；而中统主要是由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所掌握，在人事上蒋介石不能直接控制，也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扶持。到了国民党退往台湾后，中统完全丧失了组织系统，而军统的组织系统却得到保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