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的报复手段
残忍的绝杀历来是敌对方交手惯用的手段。1942年4月18日，美军为报复日本突袭珍珠岛，派出16架B-25型轰炸机轰炸了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仅仅30秒，64枚炸弹投了下去，日本有90栋建筑物被摧毁，引起日本政坛八级地震。
空袭东京的轰炸机后来降落在我国浙江的空军机场，飞行员被各地中国人陆续送到衢州，75个在中国跳伞或迫降的机组人员有64人活了下来。日军在浙江一带大肆搜捕落地的美国飞行员，数百上千百姓因被怀疑藏匿美国人而惨遭杀害。日军大本营认为，今后，美机还会以航母为基地轰炸日本，然后飞向中国内地。赣东的玉山、浙西的衢州、丽水等机场对日本的威胁最大。为摧毁浙赣两省的中国空军机场，日军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发动大规模的浙赣战役。
从4月19日开始的一个月内，日军轰炸衢州机场达59次，投弹1341枚，4月25日开始对江山、上饶、广丰、玉山等地进行疯狂的轰炸，中国军民死伤达7万余人。
日军在占领衢州及所属县区后，抓住民夫前去毁掉机场，烧毁街市房舍，而且随意杀人。1942年8月9日出版的《群力周报》记载：“敌溃后，街道尸首狼藉，尤以法院、衢中附小内横陈倒毙者，何止数百。”
为了达到灭绝浙赣地区民众，使整个浙江和部分江西地区成为无人区的目的，日军除了疯狂屠杀当地居民，在撤退时更是惨绝人寰地撒下炭疽、鼻疽、鼠疫、霍乱、疟疾等多种细菌武器。
日本鬼子撤走后，村民们从躲藏的地方回到村里，突然感染瘟疫，许多人在一夜之间暴亡，家家都有人死去，有不少人家全部死绝。
日军占据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将无辜的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百人或数百人联结一团，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日方军官率领士兵，到处放火，并藉搜索为名，挨户侵入老百姓的家及各机关内，将所有贵重物品及艺术品掠夺而去，妇女被奸淫无数，民众被残杀总在三十万人以上。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说，这种残暴行为令世人所不齿。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的“76号”特务组织，在不足四年的时间内，制造了暗杀、绑架事件达三千余件，每年近一千起。“76号”设有惨无人道的酷刑三十八套，如吊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钢针刺指，设有天牢（吊捆在半空中暴晒）、地牢和水牢，成为当时世界最恐怖的特务组织。
军统局特务执行任务，主要手段是暗杀。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首领张啸林，想与日伪勾结，组织新亚和平促进委员会，公开支持汪伪政权。毛森派人买通他的保镖把他打死。1940年10月，上海伪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刺杀。军统的一系列锄奸活动，让汪伪汉奸人人自危，有力震慑了一批意欲附敌者。后期毛万里担任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他组织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日军和汪伪特工总部恼羞成怒，大肆搜捕军统特务，采取威逼利诱手段，分化瓦解军统上海工作站人员，而且双方的枪战、谋杀不断升级，致使上海成为血雨腥风的屠宰场。
军统上海区还制定了一个方案：以日本军人为谋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得手就干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为限。上海的军统大开杀戒，仅在抗日初期就接连刺杀了矶部芳卫、石桥信、久保田野、出光正三、户田正一、石中巽、五十岚翠、村山秋常、渡边实、赤木亲之、德贤藏、式部清一郎、板井一、青木武重、日下都信吉等几百名日本军事人员，把每条街道都变成了屠宰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斗志。
武汉军统特工根据戴笠指示，把重点也转向对日寇的谋杀。军统特工在选择好目标后进行周密的准备计划。一天凌晨时，伪装成商人的队员李崧荪及两名队员进入哨卡，将3名强行检查的日寇哨兵当场击毙，接着又向日寇警备队的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寇8名，行动队迅速撤退。又一天晚上，行动队员赵云卿率队员何忠炳等人潜入武昌日本宪兵队营地躲藏起来，待日寇熄灯休息后，向寝室里投掷手榴弹4枚，当日寇仓皇逃出时，隐蔽暗处的赵云卿举枪一阵扫射，击毙日寇8名。行动2队队员在汉口花楼街砍死日军少佐田梅次郎，后来又杀死3名出门寻欢作乐的日寇军官。李化民化装成小贩，向在行进中的日军小分队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敌人17名。
疯狂的屠夫
军统有一个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主要成员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原来针对日伪开展斗争和情报工作。从1942年以后，戴笠改变了这个组织的性质，他说：过去锄的“奸”是“汉奸”，现在除的“奸”是“内奸”（暗指中共）。由此可见，戴笠一直是没有放弃反共任务的，只不过各个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而已。这不仅符合蒋介石对军统和特工组织的要求，也确实像戴笠所说是“替领袖分忧”，即秉承蒋介石的意志做反共急先锋。对倾向中共的人丝毫不留情面，是军统一贯作法。周镐先后担任军统武汉站特工、贵阳邮电检查所所长，广东缉私总处的查缉股的组长。后来他又担任国民党军少校谍报队长、军统局广州站督察。1941年升任上校科长，并且在1942年提升为少将站长。1943年初，受戴笠委派，他担任军统南京站站长，主要担负戴笠与周佛海之间的秘密联络、策反汪伪军队和搜集日伪情报的工作。
解放战争初期，像他这样功名利禄都不缺的人，在我地下党员徐楚光的策反下，弃暗投明，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利用自己的“人脉”与地位，积极策反国民党军队上层军官。他奔赴蚌埠、徐州之间策反中央军刘汝明部时，不幸被军统特务告密，遭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
毛人凤接到抓捕了周镐的消息后，他的嗜杀本性暴露出来，除了严刑拷打外，还立即把周镐的案子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为了整肃军纪，严惩叛逆者，亲自批准“立即处决”。毛人凤下令立即由执法队把周镐押解到刑场处决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面临风雨飘摇状态。军队打仗不利，个个揣着心眼儿，厌战情绪弥漫，一股绝望的气氛笼罩着国统区。蒋介石十分烦躁，保密局也很无奈，尤其保密局高级特务叛变投共，有辱脸面。为此毛人凤痛下杀手，分别将几位被策反的特工、军队高官密捕并杀害了。
战场上失利，他们就找发泄的对象。白公馆、渣滓洞是戴笠时期修建的监房，这里与普通监狱不同，关押的是最重要的政治犯人，叶挺将军、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等人都在渣滓洞集中营关押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是在这里遇害的。杨虎城将军与他妻儿在这里被关3年，后来全家也惨遭杀害。一部《红岩》，将这两处魔窟展现给世人，让人们看到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残忍。在刑讯室里有48套刑具，特务们喜欢使用起“老虎凳”来刑罚政治犯。这种刑罚只要把人捆绑好，然后往受刑者的脚下垫砖头即可，方便实用的“老虎凳”给人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特务们给被捕的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用上后，结果折断了她的双腿。军统集中营里对抓来的犯人们使用“老虎凳”逼供的例子俯拾皆是，地下党员张学云“坐”过四次“老虎凳”；陈然也是在“老虎凳”上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特务也给囚犯上电刑、使用“辣椒水”、用“烙铁”，还使用“竹签子”等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