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青原本是福建华侨之子，家道殷富，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28岁时加入国民党军统局。刘戈青为人机敏，胆识过人。他进入军统，是女特务陈华当的介绍人。后来刘戈青被派到上海站，对王天木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而对刘戈青这样一个立志报国却不得志的年轻人来说，王天木的器重让他发挥作用了。于是，刘戈青成了王天木的心腹，彼此以兄弟相称。刘戈青参与了刺杀陈箓等日伪高级官员行动后，在军统里名气非常大。可是当王天木投降了日本人后，刘戈青想凭借与王天木的私交劝他回头，就携带着戴笠的信件见王天木，但他没有想到，“76号”特务盯了他的梢，他被抓进了“76号”。就像对待王天木那样，李士群对刘戈青也是礼遇有加。李士群摆出一副“君子”风度，表示对英雄好汉的敬佩。他还答应刘戈青可以会见来客，保证客人的来去自由。刘戈青的两个朋友包天擎和朱山猿得到消息后马上来到极司菲尔路“76号”探视了刘戈青。
刘戈青请朱山猿带信给戴笠，发誓说，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改变对戴笠的忠诚。1940年1月10日，戴笠下令将刘戈青的字条当作教材来教育训练班的学员。戴笠称赞刘戈青的行为是侠义之举，将为之自豪。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连李士群这等叛逆也为之感动。戴笠尤其赞赏刘戈青在这关键时刻所体现的忠诚。刘戈青的忠贞不渝在此时尤为可贵。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虽然只有两三个人叛逃，但是出卖行为却是空前的，我们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形势……刘戈青被“76号”关押6个月后，在南京成功地“越狱潜逃”了。刘戈青回到重庆后，戴笠把他当作大英雄来欢迎，在军统总部为刘戈青大摆宴席。刘戈青要求戴笠允许他给李士群寄一封信，戴笠慨然允诺。刘戈青在信中将李士群誉为“天涯知遇，至感平生……”戴笠看后，微笑着还给他。
其实，刘戈青是一个悲剧英雄。他后来被派往南洋执行特工任务，辗转数个国家，多次进出监狱，等到抗战胜利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马来西亚一家杂货店的老板，这时他出入的监狱已经有21座了，人生的大好时光都在狱中度过的。
金融市场大血拼
汪伪政权为了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地址就在南京中山东路1号，由汪伪集团的第三号人物、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伪中央储备银行一成立，便迫不及待地发行了中储券，想代替法币的流通。声称：“所发钞券，概为法币，举凡纳税、汇兑、及一切公私往来，一律行使，现在流通的各种法币，暂准与中储券等价流通。”中储券刚发行时，人们就看出其中的阴谋，遭到各个商家的抵制。汪伪政府只得又推出《妨害新法币治罪暂行条例》，硬性规定关、盐、统税等“中央”税收，一律只收中储券，日军支出的军费、日商收购物资的资金，都用中储券支付等办法，强制推行此政策，引起市场混乱。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一致决议，坚决拒绝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收取中储券。
汪伪政权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中央银行却不愿迁出。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家银行提出对中储券各家具备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由此埋下祸根。汪伪政权推行的中储券，使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十分担心，他下令戴笠针对伪中央银行采取非常手段，抵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上海发行。汪伪政权将自己所掌握的法币投放出去造成市场法币充斥，中储券缺乏的假象，从而把收兑比率压低到100比50，即100元法币只能换50元“中储券”，法币被大规模地回收，币值不稳，波及全国，外汇市场变化加剧。面对法币险象，蒋介石指示戴笠，要求潜伏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中储银行的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尽全力阻止中储券的发行。
南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从本部到分行的职员，都得到了承诺：他们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作为后盾，不必为人身安全担忧。同时，“76号”采取各种手段，强迫各大银行接收中储券。他们还强迫南京市民将国民政府的钞票一律调换成汪伪储备券流通。同时，汪伪政府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国民政府钞票，到全国其他非中储券的城市抢购大批黄金进行囤积，变相榨取人民的血汗钱。
戴笠明白，仅凭威吓和对汪伪银行职员的人身威胁是远远不够的。1942年2月的一天，军统人员在营业时间，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了袭击。一时枪声四起，子弹横飞。行里的伪职员，本来都是提心吊胆的，枪声一响，立即抛下手中的活计，各自夺门逃避。但还是有人被弹片及子弹击中，分行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重伤，被送至大华医院救治。军统的此次袭击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连续几个星期没有人上门，行里的职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周佛海大为震怒，他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命令“76号”主任李士群，对国民党中央银行进行同等的报复。
中央银行行址在上海跑狗场内，一般的银行业务，撤到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的后门内办理。为了报复，李士群让手下人做两颗定时炸弹，一个送进了中央银行临时办公室，放置在水泥楼梯底下，另一枚冒充投递邮包，把它送到了白克路。两颗定时炸弹先后爆炸。第一个炸弹摆放在楼梯口，受伤的人多一些。因为传达室把第二颗炸弹当作邮包收下，还未送到里面就已经爆炸了。虽然受伤的人没有那边多，但已经将银行的门面炸坏了。周佛海听后十分高兴，立即赏钱三万元。
中央银行被炸后，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之间的较量也开始升级了。戴笠听到消息后当即决定实施报复。军统人员打听到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次袭击中受伤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在大华医院治伤，于是派三个特务，赶到大华医院，闯进了病房，向张永纲连开数枪，将张永纲当场击毙。刚刚扬眉吐气没几天的周佛海，闻讯后气急败坏，立刻要“76号”进行再报复。李士群便让手下人去炸中国农民银行，谁知手下人弄错了，误炸了霞飞路上的江苏农民银行，虽然仅炸伤了两个人，但引起了恐慌，惊动了农民银行的股东，把状告到汪精卫那里，让周佛海将“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传去大骂一通。李士群让手下继续打击农民银行，并采取向中国农民银行投放炸弹的方式，伤了十几个人，现场惨不忍睹。晚上，李士群和爪牙杨杰等人带领了大批特务，将中行别墅团团包围，从住在里面的众多中国银行的职员中，找出六个重要的职员，押到“76号”，其余人员被以警政部的名义全部扣留在中行别墅里，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外出。
李士群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三个人来枪毙，其他扣押的职员，被警政部予以保释，恢复了自由。但这些银行职员被“76号”驱逐出了中行的住宅楼，而这栋房产，则由“76号”接收去了。
周佛海认为杀了几个中行职员这口气出得不够。他想让军统明白，“76号”会以更严厉的方式报复军统的行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李士群命令杨杰带领了大批特务，乘车到中国农民银行的宿舍里，把在睡梦中的银行职员，全部唤起，驱赶至楼下，一个一个并排站好。这些人睡眼蒙眬，只能迷迷糊糊地听从特务的命令。谁知杨杰突然让特务端起机枪，一阵扫射，二十多人全部倒在血泊中。杨杰见目的达到了，率众乘汽车驶回“76号”。
杨杰认为这次屠杀被自己处理得干净利落，他向李士群保证，此事办得是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这次屠杀出现一条“漏网之鱼”。短促有力且密集的枪声惊醒了整个里弄的居民，他们知道弄堂里出了乱子，可是身处乱世，人人都学会了自保，没有谁敢出去查看。幸好，弄里的住户蒋福田，是法捕房政治处的督察长，也是军统人员，听到枪声，他偷偷打电话给法巡捕房，期望巡捕人员早点过来控制事态发展。但是巡捕房人员过了好长时间才将街口封锁，此时倒卧在血泊里的人已经全部身亡，凶手早就逃逸。于是到楼上再去踏勘，他们在浴室里发现还有一位农行的职员躲在那里。
原来，当“76号”这批特务们进门上楼的时候，他正起床小便，因为窗外透进一些亮光，他没开电灯。他听到大批人上楼，气势汹汹地叫人起床，知道出事了，躲在黑暗中屏住呼吸，特务们也没有想到，深更半夜会有人上厕所，根本没有查看浴室。这位职员记住了特务的特征，成为日后指证汉奸特务罪行的重要证据。虽然“76号”严格封锁消息，但这件凶杀案仍被传出，整个上海滩处于惊恐之中，尤其是那些银行职员，更是连家门都不再迈出。许多职员宁愿丢掉饭碗，也不去上班了，上海滩金融界一片混乱。军统和“76号”也都意识到，如此伤筋动骨，对谁都不利，于是金融巨头们纷纷出来调停。后来，在杜月笙的调停下，军统与“76号”撤出上海金融界的纷争，局面才有所缓和。日本投降后，作为直接的屠杀者，杨杰是最先被逮捕的，南京军事法庭经过审判，将杨杰判处死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获取太平洋战争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强化汪伪政权，安抚上海大资产阶级，同时日本希望局势稳定。随着日本战败局势愈加明显，李士群开始为自己留退路，他一方面联系国民党军统特务，表明愿意为军统在上海的行动提供帮助。日本特务得知李士群心怀二心后，大为不满，为了防患于未然，决定除掉李士群。1943年9月，由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化解李士群和熊剑东（军统特务）矛盾为由，请李士群到家里吃饭，暗中在牛肉饼中下了毒。虽然李士群事先处处小心，决定不吃日本人的东西，但是冈村盛情难却，他吃了一口牛肉饼后，去厕所后又吐了出来，李士群没想到回家后上吐下泻，两天后便一命呜呼了。李士群死后，丁默邨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了，“76号”很快就在日本投降前夕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