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那么肯定。不过昨天晚上我们抓古开元晚了那么一步之后，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儿问题了。你想想，我们早就让当地派出所监视古开元了，可是那么长时间竟然没有发现这个人的问题，杀了人，还让特务藏在他的家里，这几乎无法解释。而这个监视工作，派出所恰恰就是交给小侯负责的。”
夏晴不由得微微点头，说：“那你跟我回去，立即对这些东西进行鉴定。”然后又看着身边的刑警，“那这儿就交给你了，千万提高警惕。”
他俩快步走出了医院大门。夏晴上了汪卫明的吉普车，汪卫明替她关好车门，绕过去坐进了驾驶位置，插进钥匙正要点火，夏晴却突然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汪卫明停下来，不解地问：“怎么了？”夏晴有些不安地看了看仪表盘，又拉了拉车门：“我怎么觉得不对劲。”汪卫明莫名其妙地随着她的眼光看了看：“那儿不对劲了？”
“不知道，直觉。”
汪卫明笑了起来：“你又在疑神疑鬼的了。”
夜色中，小侯躲在远离医院大楼的地方，朝医院方向看着。突然，他看见医院大楼前面火光一闪，随即发出一声爆炸的巨响。他像是如释重负地笑了笑，起身迈着轻快的步子离去了。
早晨，小侯很愉快地吹着口哨打开了派出所办公室的大门。突然他愣在门口，脸上满是惊愕的表情，哨声也戛然而止。汪卫明正坐在他的办公桌的对面，微笑着看着他。
随即他镇定下来，笑着问汪卫明：“你怎么来了？”然后走过去把包放在桌上，转身想要离开，“你先坐着，我还有事，要出去一趟。”
汪卫明站了起来：“你不能走。”小侯停下来，回过头来看着他，语气中有种挑衅：“我要非走不可呢？”
汪卫明笑了一下：“你试试看。”
“你这是在干什么？扣押我？软禁我？别忘了，我和你一样也是人民警察。”
汪卫明嘲讽地说：“你恐怕很快就不是了。”
“这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汪卫明反问：“那谁说了算？难道是台湾特务机关说了算？”小侯故作愤怒地大声说：“你们怀疑我是特务？”
“别激动，很快就会有证据的，你忘了昨天晚上那个注射器了吗？当然还有汽车上那个炸弹。”
小侯没有说话，抬脚向门外走去。汪卫明快步走上前拦住了他，小侯用力把汪卫明推开，继续向外走。眼看小侯走到了门口，汪卫明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后背，低声喝道：“站住！你敢走出这个办公室，我就开枪。”
小侯看了看对着自己的枪口，又悄悄朝一把挂在墙上的手枪看了一眼，不过那距离似乎稍嫌远了一点儿。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
这时，派出所所长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小侯看见所长来了，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急忙叫道：“所长，你来评评理！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所长掏出了手枪，汪卫明看了看所长，有些疑惑。所长慢慢抬起了枪，指向了小侯：“彭局长亲自打了电话给我，你被捕了。逮捕令随后就到。”
彭光勇的情绪看起来很不错。
古开元家里发现的血迹，血型与秦师傅的一致。毫无疑问，他就是杀死理发匠秦师傅的凶手，他的家就是杀人现场，这样看起来那个社员被打伤也应该是他干的。小侯那个注射器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那里面是氰化物。古开元和江晓榕虽然跑掉了，但至少抓住了小侯，而且案情也越来越清晰了。
彭光勇看着夏晴，笑着说：“那家伙竟然差点儿把你和汪卫明一起炸死，还真是个人物啊。可惜你们没能早点儿发现他。”
夏晴点了点头：“我们确实太忽略这个人了。现在梳理起来，很多事情都和他有关。孙启逃跑的那天早晨，就是他和吴克一起在那儿监视的；江晓榕到古开元那里之前的最后一个藏匿地点是小侯提供的；对古开元的监视任务交给了当地派出所，小侯是主要人员之一。正是由于他，古开元才始终没有让我们抓住什么尾巴，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秦师傅；江晓榕也竟然在我们的严密追捕之下，藏匿到了平乐。”
“这也是一个教训。我觉得，这个小侯恐怕才是那个真正的‘十三舅’了。你说呢？”看到夏晴的眼光中有种犹豫，他又接着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昨天晚上香港那边的罗军有情报传回来了，你上次在那边擅自行动遭到伏击的事件，跟这边儿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包括你故意透露风声好进行试探的汪卫明。罗军他们已经证实，虽然他们严加防范，但是台湾特务也不是笨蛋，他们还是断断续续地窃听到了你宾馆房间的电话。”
夏晴满脸惊诧，呆呆地站着没有说话。
彭光勇转移开了话题，问道：“对那个小侯的审讯情况怎么样？”
夏晴有些沮丧地回答：“昨天晚上审了一夜，没有什么进展。他一直装糊涂，死不承认。”
彭光勇笑着安慰说：“不要着急。再狡猾的敌人也会露出尾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撬开他嘴巴的。”然后又严肃地说，“那四个香港客人已经顺利入关了。你们现在一定要打起精神，一方面加紧查找江晓榕和古开元的下落，一方面严密监视那个四重奏小组，绝对不能让他们中的那个人拿到微缩胶卷，把它带出去。”
夏晴点点头，问：“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其中的哪一个吗？”
“从现在得到的情报来看还不能确定，所以你们更要加大工作力度，把他给找出来！”
香港的四重奏小组下榻在一家很高档的宾馆里。
吴克扮作是宾馆的水暖工已经去他们的房间里细细检查了一遍，但没有任何收获。
杨颖和那个小提琴手在宾馆的咖啡厅里约见了一次，负责监视的陶锦除了听到一些叙旧和家常琐事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发现。
夏晴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想了想，独自开车离开了公安局。
孔志国打开房门看见夏晴时显得有些意外，冷漠地看着她：“你怎么来了？”
“我到单位去找你，他们说你生病了。”
孔志国还是冷冷地说：“我没病。今天不想去上班。怎么，这种事你也管吗？”
夏晴严肃地说：“我是来了解一些杨颖的情况。”说着便朝房里走去。孔志国诧异地看着她，不由自主地把本来阻挡的身体让开了，然后跟着夏晴进到房间里，问道：“杨颖怎么了？”
夏晴坐了下来：“没什么。香港一个四重奏小组来这里演出，其中有杨颖跟他们合作的一些项目。你知道吗？安排这些香港人来演出，没有你们交际处的事儿？”
“大概知道一点儿。他们是文化局、歌舞团，还有一家唱片社联合邀请过来的。这件事情只是在我们那儿备案。到底怎么回事，这些香港人有问题？”
“那倒不是。”
孔志国听了有些紧张地问：“那就是怀疑杨颖有问题？”
夏晴摇了摇头：“也不是。”
孔志国没好气地说：“那你想知道什么？难道你们公安局实在没事儿可干，连这种事情也想管了？”夏晴没理他，继续问：“杨颖过去和这几个香港人有交往吗？”
“我不太清楚。好像有一个拉小提琴的倒是偶尔和杨颖有些信件往来，他们是在几年前杨颖去香港演出的时候认识的。我不知道这个人这次是不是也来了。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只是一般的往来，绝对不会有你们担心的那种问题。”
夏晴笑了一下：“我们担心的是哪种问题呢？”孔志国直截了当地回答：“杨颖不会是特务！”
夏晴看他的情绪有些激动，便换了话题：“你们还在闹离婚？”
孔志国叹了口气：“已经没那心劲儿了。这样你很满意了，对不对？！”
夏晴不客气地回敬道：“本来你去纠缠人家何梅就毫无道理。”
“是，我承认我没道理行了吧？现在我差不多就是心如死灰，跟谁过日子都一样，反正是混。要说好听点儿，叫做平静也行。经过这一番折腾，杨颖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变了许多，对我也不像过去那么冷淡了。这样大家也就算可以相安无事地过下去了。”
“你也别这么说，平平静静、相安无事地过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夏晴带些安慰地说。
过了一会儿，孔志国突然问道：“那个何梅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夏晴吃了一惊，看着他：“什么意思？我和她会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是在问你呢。在我这件事情上，你完全像是她的保护神一样。难道仅仅因为她是你女儿幼儿园的老师？”
夏晴点点头，肯定地说：“就是这样的。”
孔志国看着她，不屑地说：“鬼才相信你的话。”
夏晴突然沉默了，她又想起了夏雨，想起了阳光中那张稚嫩的笑脸。
清晨的海风拂过，带着一丝咸涩的凉爽。王柏石坐在平台角落的一张小桌子旁，一边品茶一边看着正在慢慢悠悠地打着太极拳的冯友恒。
冯友恒一套拳打下来，身上的白布汗衫已经有些被浸湿了。他来到小桌子前坐下来，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看着天际的红日慢慢升了起来。
王柏石突然看着他问道：“你觉得这次我能回来吗？”
冯友恒依然看着大海的方向，没有正面回答：“我们也不是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岁数了。”
对于冯友恒的坦率，王柏石笑了一下：“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不就是一个微缩胶卷吗？唯一担心的只有一个。”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知道，谢其庸已经在共产党手里。”
“这你倒可以放心。谢其庸对江晓榕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一直以为江晓榕不过是他的一个助手。所以你和江晓榕小组的人联络，是没有危险的。”
“你不会太小看谢其庸了吧？”
“没有小看他，不过自从澳门情报站出事以后，我们在大陆的网络就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让一个小组掩护、遮蔽另一个小组。这只有台湾的高层知道，真正被派往大陆的人却一无所知。”冯友恒叹了口气，“这也是无奈之举。”
王柏石感叹地说：“你、我和谢其庸，还有梁华全，一起共事差不多有三十多年了。梁华全被枪毙了，谢其庸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你我还能坐在这儿，也算是够幸运了。”
冯友恒从远处收回目光，看着他：“所以，你一定要回来，等我们告老……等我们都干不动的时候，也好有个伴儿一起喝茶。”
王柏石听了苦笑一下：“你刚才想说告老还乡？我们大概没有家乡可以返还了。这么多年过去，反攻大陆差不多成了一个令人讥讽的笑柄，谁还敢指望什么呢？只有当年我们从大陆匆匆撤到台湾时的情景，倒是越来越多地在脑子里出现。”
冯友恒劝道：“别去想这些了。我们留在大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还是别去想那些没有用的事情吧。”
王柏石看着大海：“你们也许可以不想，我却不能啊。我的妻子就是在撤退那一年去世的，至今也死因不明、尸骨无踪。我是不能不想的。”
“当年你我都无能为力。”
王柏石怪异地笑了一下：“是无能为力。我没能把妻子带到台湾，老蒋也没能把自己留在大陆。这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冯友恒慢慢地摇了摇头：“这个比喻可不合适。老蒋那时候是太不得人心了，人人都要跟着共产党走，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王柏石怀疑地看着他：“你说的是心里话？”
冯友恒平静地说：“这早就是事实了。共产党在大陆的江山是怎么坐稳的？也是这个人心。几年的大灾荒，他们也挺过去了。饿死那么多人，竟然没有出现我们所盼望的造反、动乱，这不容易。”
王柏石有些听不下去地站了起来：“老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别忘了你我都是国民党人，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许你和我不一样，我妻子的死这笔账，我是一定要记在共产党头上的。”
王柏石说完独自转身走了。冯友恒面无表情地依然坐在那里，目光再次投向了辽阔的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