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长9000海里，平均宽度为2700海里，面积2500万平方公里的浩瀚海洋。这么重要的海洋，在古代，除了伽太基（今突尼斯）人和那些沿着欧洲和非洲西海岸航行的古代荷兰商人之外，古人几乎对它一无所知。这个汪洋大海，蜿蜒的海岸围绕着一片幅员辽阔、被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浇灌着的土地，圣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普拉塔河、奥雷诺河、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易北河、卢瓦尔河、莱茵河，向大西洋注入了最文明的国度和最野蛮的国家的水源！在这波澜壮阔的海面上，往来着各国的船只，世界各国的国旗都在这里飘扬，在大西洋的两端是令航海家们望而却步的两个可怕的海角：合恩角和暴风角（今好望角）！
“鹦鹉螺号”劈波斩浪地前进。三个半月来它大概航行了10000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还多。那么，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呢？
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后，一进入海洋，“鹦鹉螺号”就浮出了水面。这样，我们又恢复了每天在平台上散步的习惯。
那天，在康塞尔和尼德·兰的陪同下，我登上了平台。在距离“鹦鹉螺号”12海里处，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西班牙半岛西南端的圣维森特角。这时，一阵南风强劲地吹过。海水上涌，波涛澎湃。“鹦鹉螺号”也跟着颠簸起来。看来，巨浪随时都可能袭来，不能再待在平台上了。于是，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我们就从平台上下来了。
我回到了房间。康塞尔也回到他的房间里。但加拿大人忧心忡忡地跟着我走进房间。大概“鹦鹉螺号”快速地穿过地中海，使逃跑计划无法实施，所以他失望透了。
当我把房门关上时，他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尼德，”我对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不需要自责。在‘鹦鹉螺号’当时的行驶情况下，想逃跑是愚蠢的。”
尼德·兰没有回答。他紧抿着嘴唇，蹙着眉头。这说明，他正在做激烈的心理斗争。
我又说：“并不是没有希望了。我们正沿着葡萄牙海岸向北行驶，不远处就是法国和英国。在那里我们更容易找到逃脱的机会。瞧，如果‘鹦鹉螺号’离开了直布罗陀海峡，向南行驶，把我们带到没有陆地的地方，那我现在就会和你一样忧心。但现在我们知道，尼摩船长并不避开那些文明的海域，而且我相信几天后你完全可以更安全地实施行动。”
尼德·兰更是愣愣地看着我。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就在今晚。”他说。
我猛地站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料到他会这么说。我本想答话，可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们已经说过了要等待机会，”尼德·兰说，“机会，我等到了。今晚，我们将到达距离西班牙仅几海里的地方。月黑风高。阿罗纳克斯先生，你有言在先，我相信你。”
看到我一直默不做声，加拿大人站起来，向我走过来说：
“今晚9点。我已经通知康塞尔了。那时，尼摩船长应该在他自己的房里，他可能上床睡觉了。机械师和船组人员都不会发现我们。我和康塞尔走上中央扶梯。你呢，阿罗纳克斯先生，你就留在离我们两步之遥的图书室里，等待我的信号。桨、桅和帆都放在小艇里了。我甚至还放了一些食物。而且我已经弄到了一把扳手，用来拧掉将小艇固定在‘鹦鹉螺号’上的螺丝。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今晚见。”
“海上情况很恶劣。”我说道。
“我知道，”加拿大人回答，“但值得冒险。自由必须付出代价。再说，小艇很结实，在风浪里航行几海里没有问题。谁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到百里之外的海里去呢？但愿情况对我们有利，在晚上10至11点之间，我们不是在陆地上某一处登陆，就是死亡。愿上帝保佑我们吧，今晚见。”
说完，加拿大人离开了，我几乎愣住了。我曾经想过，在必要时候，我会有时间考虑和争论的。然而现在，我那固执的伙伴不允许我这样做。我还能说什么呢？尼德·兰说的很有道理。这也许是一个机会，他要抓住它。难道我能反悔，为了一己私欲而损害我的同伴的前途而背负背叛的罪名吗？再说，明天，尼摩船长难道不会把我们带到海洋深处吗？
这时，一阵刺耳的笛声响起，我意识到潜艇的储水器又装满了水，“鹦鹉螺号”再次潜入大西洋底了。
我待在房间里。我想避开船长，不让他发现我内心的波动。在恢复自由的渴望和离开“鹦鹉螺号”而使我的海底研究半途而废的遗憾之间徘徊，我就这样度过了忧愁的一天！就这样离开这个海洋--“我的大西洋”--我喜欢这样称呼它，还没有观察它的海底情况，没有揭开我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底揭开的那些秘密！煮熟的鸭子就要从我的手里飞掉，我的梦想在最美妙的时候破灭了！多少难熬的时光就这样流逝了。有时，我希望我和我的同伴能一起平安地回到陆地上，有时又不顾自己的理智，希望出现某个意想不到的情况阻止尼德·兰实施他的计划。
于是，我两次回到客厅里看罗盘。我想知道“鹦鹉螺号”的航向是靠近，还是远离海岸。但两者都不是！“鹦鹉螺号”在葡萄牙领海里，沿着海岸向北走。
那么，应该下定决心准备逃走。我的行李并不重。除了我的笔记本，我一无所有。
至于尼摩船长，我揣摩着，他会怎么看待我们的逃跑呢？这可能会引起他怎样的不安，给他带来怎样的危害呢？而且，在逃跑成功或失败这两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呢？不可否认，我是丝毫不埋怨他的，相反，我要感激他，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热情地待客。但离开他，并不能说我们是忘恩负义，因为我们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契约。他那种公开承认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他的船上的奢望，更证明了我们的各种逃走的意图是合理的。
自从我们参观了桑多林岛后，我一直没见过船长。在我们逃走之前，总该让我见他一面吧？可是，我既想见到他，又害怕见到他。于是我仔细听着，试图听到他在我隔壁房间里走动的声音。可是没有任何声音传来。房间里应该没有人。
于是，我终于想到，这位奇怪的人物是否在船上呢？自小艇为了一项神秘的任务离开“鹦鹉螺号”的那个晚上起，对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的看法，我稍有改变。我想，不管尼摩船长嘴上说过什么，他应该还是跟陆地上保持着某种联系的。他难道从来不离开“鹦鹉螺号”吗？几个星期过去了，我都见不到他。在这段时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呢？我原本以为他是那样愤世嫉俗，而他现在难道不是到远方去实施某项不可告人的秘密行动去了吗？
这些想法和其他各种想法苦苦地纠缠着我。在我们所处的奇特环境下，这样的猜测总是不断产生。我感到异常的苦恼。这一天的等待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我焦急万分，时间过得太慢了。
像平时一样，我在我的房间里吃晚饭。因为过度焦虑，我没有食欲。晚上7点钟，我离开了饭桌。距离我和尼德·兰会合的时间还有120分钟--我越想越激动，脉搏猛烈地跳动。我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希望通过运动来减轻我的烦躁。对于我们这次采取鲁莽的行动可能产生的死亡的后果，我毫不在乎；但只要想到行动之前被发现，被带到暴怒的，或因我的背信弃义而难过的尼摩船长的面前，我的心就忐忑不安。
我想最后一次看看客厅。于是，走过长廊，我来到了我曾经度过了许多欢乐和充实的时光的陈列室里。我看着陈列室里的财宝和珍藏，就像一个被判终生流放的人在被流放前的一夜一样。这些大自然的奇珍异宝，这些艺术的杰作，我的生命中有多少个日子是在它们中间度过的，而我将永远离开它们。我本想透过客厅的玻璃窗，再环视一下大西洋的海水，但嵌板紧闭着--一块铁板把我和这个海洋分隔开。
我就这样环视了一遍客厅，然后走向那扇精心设置在墙隅的、通向尼摩船长房间的门。门是半敞开着的，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不情愿地往后退。如果尼摩船长在房间的话，他一定会发现我。然而，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凑前一点，房间空无一人。我推开门，向里面走了几步。房间里的布置还是像苦行僧式的简朴。
这时，墙壁上的几幅铜版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记得我第一次参观这个房间时，没有见过这些画。这是一些肖像画，都是一些忠实地终生为人类奋斗的历史伟人的肖像画，有在“波兰完了”的喊声中倒下去的英雄哥斯修斯哥，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的波特扎理，爱尔兰的捍卫者奥康尼德尔，美国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者马宁，倒在黑奴制拥护者的枪下的林肯，最后是为黑人解放运动而牺牲的约翰·布朗--他被绞死在绞刑架上，就像维克多·雨果笔下描绘的悲惨场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