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鹦鹉螺号”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都是不可穿透的冰墙。我们成了大浮冰的囚徒了！加拿大人用他粗大的拳头捶打着桌子，康塞尔一言不发。
我盯着尼摩船长，他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交叉双臂，陷入了思考。“鹦鹉螺号”再也动弹不了了。
终于，船长发话了。
“先生们，”他语气平静地说，“在目前我们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死法。”
这个不可理喻的人物好像是一个在给学生解答疑问的数学老师。
“第一种，”他接着说，“是被压死。第二，是窒息而死。我还没说到有饿死的可能性，因为‘鹦鹉螺号’上储备的食物肯定坚持得比我们还久。那让我们考虑一下被压死和窒息而死的这两种可能性吧。”
“对于窒息，船长，”我回答，“这个还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储气舱的储备是满的。”
“说得对，”尼摩船长说，“可它只能提供两天的空气。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潜入水中36个小时了，‘鹦鹉螺号’的混浊空气已经需要更换了。在48小时以后，我们储备的空气就会用完。”
“那好，船长，我们一定要在48小时以内脱身。”
“我们至少要尝试凿穿包围着我们的冰墙。”
“凿哪一边？”我问。
“探测器会告诉我们的。我将让‘鹦鹉螺号’停在下面的冰块上，船员们穿上潜水服，去凿通冰山最薄的冰壁。”
“我们可以打开客厅舷窗的防护板吗？”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没有在航行。”
尼摩船长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一阵笛声传来，我知道储水器正在充水。“鹦鹉螺号”正在慢慢地往下沉，最后停在离海平面350米的冰面上，这是下层冰层沉在海中的深度。
“我的朋友们，”我说，“情况非常严峻，但我相信你们的勇气和能力。”
“先生，”加拿大人回答我，“在这种时候，我是不会非难你，使你心烦的。我时刻准备着为大家的安全贡献一切。”
“好样的，尼德。”我握着加拿大人的手说。
“我补充一句，”他接着说，“我拿铁镐就像拿捕鲸叉一样得心应手，如果尼摩船长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他尽管吩咐我。”
“他是不会拒绝你的帮助的。请这边来，尼德。”
我领着加拿大人来到“鹦鹉螺号”船员正在穿潜水服的房间里。我向船长转达了尼德的提议，船长立即就接受了。加拿大人也换上潜水服，一会儿就和他的工作伙伴一样准备就绪了。他们每个人背上背着一个充满着大量纯净空气的鲁凯罗尔储气罐。“鹦鹉螺号”上的储备空气又被消耗了不少，但这是必要的。至于兰可夫探照灯，在这片灯光通明的明亮水域就派不上用场了。
当尼德穿备完毕后，我就回到客厅里。这时舷窗的防护板已经打开，我在康塞尔旁边坐了下来，观察着“鹦鹉螺号”四周的冰层。
几分钟后，我们看到了大约有12个船组人员走到了冰层上，尼德·兰也身在其中，他身材魁梧，容易辨认出来。尼摩船长也和他们在一起。
在进行开凿之前，为了保证施工方向的准确性，尼摩船长让人对冰层的厚度做了一些探测。
船长把长长的探测针钉进每侧的冰壁中，可是钉进冰壁约15米深处，探测针还是受到厚厚的冰墙的阻挡。开凿头顶上的冰层肯定是白费力气，因为大浮冰本身的高度就超过400米。于是尼摩船长转而探测了脚下的冰层。脚下冰层的厚度为10米，穿过去就是水了。10米就是冰原的一般厚度。现在，我们需要凿开一块与“鹦鹉螺号”从吃水线处算的面积一样大的冰块。也就是要挖出约6500立方米的冰，才能凿开一个能让“鹦鹉螺号”由此下潜到冰原下面的水中的大洞。
工作立即开始，大家以一种不知疲倦的乐观精神奋战着。但我们不能在“鹦鹉螺号”的周围挖掘，这样施工比较困难，于是尼摩船长让人在距潜艇左舷后部8米处画了一条长沟。然后，他的人就同时在这个圆圈里的几个点上挖掘。一会儿，铁镐就开始猛烈地敲击着这块坚硬的冰层，一大块又一大块的冰块被挖了出来。由于特殊的重力作用，这些冰块比水轻，全部都浮到了“隧道”的顶部去。于是下面冰层的厚度在变薄，而上方冰层的厚度不断加厚。这没关系，只要下面的冰层随着上面的冰层变厚而减薄就行了。
奋战了2小时之后，尼德·兰精疲力尽地回到舱里。尼德·兰和他同一班的伙伴被新的工作人员换下来，我和康塞尔也加入了新的工作人员行列。这回是“鹦鹉螺号”的大副指挥我们。
我觉得海水冷得出奇，但我挥舞起铁镐，一会儿身体就发热了。尽管是在30个大气压下干活，我的行动却很自如。
干了2个小时的活后，我回到舱里吃了点东西休息一下时，我感觉到鲁凯罗尔储气罐提供的纯净空气与“鹦鹉螺号”舱里的空气相比不大一样：“鹦鹉螺号”上的空气中已经充满了二氧化碳。舱里已有48个小时没有更换空气，空气中的氧气明显地变得稀薄。然而，在12个小时之中，我们只从画出的范围内挖掉了一层厚1米的冰块，大约是600平方米。如果按每12小时完成同样的工作量计算，那还需要四天五夜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五夜四天！”我对我的同伴们说，“而我们的储备空气只够用两天。”
“且不提一旦逃出这个该死的监狱后，我们依旧被囚禁在大浮冰下，还不可能很快接触到上面的空气呢！”尼德说。
尼德的考虑是对的。有谁能预测出我们脱身至少需要多少时间？在“鹦鹉螺号”能够重新浮出海面之前，我们难道不会因缺氧而窒息死亡吗？难道和这冰墓中所有的一切一起葬身在这冰墓中是命中注定的吗？形势看来很严峻。但每个人都得正视它，而且所有人都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
根据我的预测，在夜间，又有一层1米厚的冰层从这个大洞穴中被挖掉。但是，早晨，我穿上潜水服在零下六七摄氏度的的海水中行走时，我发现两侧的冰墙正在渐渐地相互靠拢。由于外面的海水远离工地，没有人的工作和工具的摩擦而使海水温度上升，所以出现了冻结的趋势。面对着这个迫在眉睫的新危险，我们获救的可能性还有多少呢？而且怎样阻止“隧道”里的海水冻结呢？否则，“鹦鹉螺号”的舱壁会像玻璃杯那样裂成碎片。
我丝毫不敢跟我的两个同伴说起这个新危险。这除了会打击他们为了自救而进行的艰苦工作的积极性外，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一回到舱里，就马上提醒尼摩船长注意这个严重的复杂情况。
“我知道了，”他用他那种即使在最严峻的形势下都不会惊慌失措的镇定口气对我说，“这又多了一个危险，可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回避它。唯一的获救机会，就是我们必须加快工作速度，赶在海水冻结之前。关键是谁抢在前面。情况就是这样。”
谁抢在前面！最终，我还得接受尼摩船长的这种说法。
这一天，白天好几个小时里，我鼓足干劲地挥动着铁镐。这项工作一直支持着我。
再说，干活，就是离开“鹦鹉螺号”，就是能直接呼吸从储气舱里抽出来储在鲁凯罗尔储气罐里的纯净空气，就可以远离“鹦鹉螺号”船上的氧气稀薄且混浊的空气。
到了傍晚，冰坑又被挖出了1米。当我回到舱里时，我差一点被空气中饱含的二氧化碳憋死。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找到一些化学方法把这种有毒的气体清除掉呢！氧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所有的水中都含有大量的氧气，用大功率的电池将氧气从水中分解出来，我们的空气又可以变得洁净清爽。我想得倒是很美，但有什么用呢？我们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已经充满了船里的所有角落。要把二氧化碳吸收掉，必须把许多容器装满苛性钾，并且不停地摇晃。可是，船上没有苛性钾，而且也没有其他替代物。
那天晚上，尼摩船长不得不打开储气舱的阀门，往“鹦鹉螺号”舱内放出一些清新的空气。如果没有这种预防措施，我们很可能就都会醒不来的。
第二天，3月26日，我又继续干矿工做的活，挖掘第5米的冰层。两侧的冰壁和大浮冰的底部的表面明显变厚了。显然，在“鹦鹉螺号”脱险之前，它们会合拢到一起的。我突然感觉绝望万分，铁镐差点从我的手中飞出。如果我就要被这些冻结得像石头一般坚硬的海水压死或者闷死--这是一种连凶残的野蛮人还没发明的极刑，那继续挖掘还有什么用呢？我仿佛掉进了一只怪兽的血盆大口之中。
尼摩船长指挥着挖冰的工作，他本人也加入干活的行列中。此时，他从我身边走过。我用手碰碰他，给他指了指我们的冰牢的两侧墙壁，“鹦鹉螺号”右舷的冰墙距离艇身至少靠近了4米。
船长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向我打了个手势让我跟他走。我们回到了潜艇上。我脱下了潜水服，跟着他走进了客厅。
“阿罗纳克斯先生，”他对我说，“应该尝试某种英勇的办法，否则我们就会被封冻在这正在冻结的海水中，就犹如被封在水泥中一样。”
“是的。”我说，“可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