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正当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在中国大地上攻城掠地的时候，在古城开封发生了一件震惊日寇上层的重大事件：日本侵华特务机关的主要头目，包括“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在内的数名日军重要头目，于1940年5月17日，被杀死于吉川贞佐办公的特务机关——山陕甘会馆。
此事一出，侵华日军的上层、日本国内乃至国外军方一片哗然，到底是谁杀了吉川贞佐？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因为日军内讧？
事实上，刺杀吉川贞佐的行动，是由中国共产党策划并派遣主要行动人员，由当地的军统人员积极配合，从而一举成功的。这次刺杀的成功，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秘密战线上联合抗日的一次壮举。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形势严峻，一直到新中国建立时，这件事情的筹划过程乃至参与人员都是保密的，参与刺杀行动的人也一直不为人知。直到建国后，很多事件被真正解密，人们才了解到，这次震惊中外的刺杀事件，并不是由军统一手策划、组织和行动的。
这件刺杀事件的真实面目是这样的：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调动几十个精锐师团、近百万兵力，攻占了多个重要城市，妄图在短时间内武力征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但在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顽强抵抗下，日军灭亡中国的计划一再破产。
俗话说“相逢一笑泯恩仇”，虽然国共两党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在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党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密切配合，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上，都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到了1938年年底，日军在华北地区被八路军击毙、击伤共计十几万人，因此，日军不得不抽调大量兵力巩固后方。
根据有关专家统计，日军入侵中国时，所投入的全部兵力，全铺在中国土地上，一平方公里上也没有几个人，日军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中国，主要原因是日军在侵华之前，已经控制了南朝鲜（当时南北朝鲜尚未分化，南朝鲜即当下的韩国）。日军在占领南朝鲜和台湾之后，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推行了一系列的“皇民化运动”以及“创氏改姓”等奴化朝鲜人的政策，大多数南朝鲜人，都在这些政策下，被培植成为日本的忠实臣民。根据日本防卫厅1973年出示的一份资料显示，在我国的抗日战争中，进入中国的近250万侵华日军，朝鲜籍士兵多达160万。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在南京大屠杀中，第一支开始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部队就是松井石根率领的15师团的朝鲜联队。战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侵华老兵，都在回忆录和公开场合中提到了“高丽士兵”，也就是朝鲜士兵对日本的忠诚——胜于日本本国士兵的忠诚。正是这些忠诚“外援”的存在，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938年12月，侵华日军参谋总长将近乎60%的侵华日军投放在了敌后战场，以“确保占领区，扑灭抗日势力”。
但是日军在吃了一系列的苦头后才发现，无论是“共产军”（当时日本军方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的称呼）还是“国民军”（当时日本军方对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的称呼）都很难对付。训练有素的“国民军”连连给日军以重创，不按套路出牌的“共产军”更让日本人连吃苦头，从1938年到1939年下半年，日军的“战神”沼田德重中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接连被八路军送回了“老家”，几十万日军士兵也被国共两党的抗日队伍击毙。而国共两党在秘密战线上的成绩也非常显著，他们多次联手破获日军重要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极大的保障。一时之间，用日军自己的话说，他们陷入了“不分昼夜、永无休止的战争”、“一个没有明确战线的战争”。
因此，在经过一番认真检讨之后，日军认为要想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必须要加强“必要的情报作战”。因此，1939年下半年，日本著名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得意门生、在华从事了多年特务活动的吉川贞佐，被任命为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
华北五省即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五省。华北五省特务机关是日本在华的众多特务机关的主要领导机构之一。
吉川贞佐毕业于日军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毕业之后，仅仅有下士军衔的吉川贞佐就开始了自己的特务生涯，他一直在土肥原贤二手下担任特务，因为他表现突出，工作能力超强，颇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
“卢沟桥事变”之前，吉川贞佐一直在华北地区负责情报工作，对华北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并且在青岛、济南、太原、河南等地建立了强大的特务网络。吉川贞佐在担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的首席执行官之后，不仅加强和扩充了日军原有的情报网络，还与华北各方面的宪兵司令部紧密联结，并通过向日本更高层军事组织申请，获准向各个沦陷区派遣了大量的宪兵队，加强了日军在华北一带的军事力量。
吉川贞佐在加强组建日军情报网络的同时，一直把国共两党的抗日武装和地下抗日组织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通过策反、暗杀等一系列的“治安强化活动”，吉川贞佐大肆破坏国共两党的抗日组织，无数国共两党的抗日志士倒在了日本特务的刺刀之下。
针对吉川贞佐的特务行动，为保全抗日的有生力量，中国共产党河南党组织和中国国民党军统河南站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联手除掉吉川贞佐这个恶魔。经过研究决定，双方决定将此任务交给时任国民党军统河南站，也就是军统豫站行动组组长的牛子龙负责。
牛子龙，河南郏县人，中国共产党潜伏在军统组织中的内线。牛子龙担任军统河南站行动组组长之后，借助军统的力量，刺杀了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开封维持会会长兼伪联防司令徐宝光等汉奸走狗。
牛子龙与国共两党相关领导人共同协商后，商定了刺杀方案。根据该方案，牛子龙决定派人诈降吉川贞佐，潜入吉川贞佐的特务机关的内部，然后想办法接触吉川贞佐，伺机将其除掉。但是派谁潜入吉川贞佐的特务机关呢？
牛子龙和国共两党的相关领导人再三商议后，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吴秉一。
吴秉一，原名吴凤翔，河南郏县人，1913年出生。17岁时在牛子龙的影响下开始从事革命工作，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吴秉一正在华北地区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中任职，很少在开封地区活动，所以对于吉川贞佐的特务机关来说，吴秉一是一个“生面孔”，相较其他早已被日伪机关熟记在心的军统特务和共产党的游击队队员而言，吴秉一有一定的优势。
在确定吴秉一为潜入吉川贞佐的特务机关的最终人选之后，牛子龙立刻通知吴秉一奔赴郑州，与自己以及军统河南站骨干人员会面。吴秉一到郑州后，牛子龙和军统河南站的骨干人员，与其一起认真研究并确定了刺杀吉川贞佐的方案。
吉川贞佐的特务机关，设在位于开封市市中心北边的原山陕甘会馆中，这座会馆建立于清乾隆年间，是一座由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富商集资修建的精美的明清庭院式建筑，原本是山西、陕西、甘肃三地在河南的“老乡会”的联合办公地点。开封沦陷后，这座会馆就被吉川贞佐征用为其特务机关的办公地点了。
1940年2月19日，吴秉一率领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军统河南站的骨干来到开封，先行打探吉川贞佐的特务机关的具体情况。经过一系列的侦察后，吴秉一发现，开封城内日军的岗哨林立，山陕甘会馆附近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根本不能以常规手段进入吉川贞佐的特务机关的驻地，于是吴秉一和同志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诈降”的方式打入吉川贞佐的特务机关内部，再趁机接近并刺杀吉川贞佐。
计划确定后，吴秉一按照军统和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指示，联系上了开封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徐景吾。
徐景吾原本是北平某大学学生，“七七事变”后因参加平津流亡学生抗日活动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后在监狱中，与同样因为抗日而被抓捕入狱的吴秉一结为生死兄弟。后来，两人一起越狱，越狱后，两人各奔了东西。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景吾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潜入开封市伪政府担任财务科长。
通过徐景吾提供的消息，吴秉一了解到，吉川贞佐有一个心腹，此人是开封市汉奸特务队队长权沈斋，权沈斋是一个十分贪财的人，于是，吴秉一决定从权沈斋身上撕开一个口子，打入吉川贞佐特务机关的内部。
不久，徐景吾出面，在开封的一所大酒楼宴请权沈斋，并将吴秉一介绍给了权沈斋。徐景吾对权沈斋说，吴秉一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头目，想归顺“皇军”，请权沈斋引荐。在酒足饭饱后，吴秉一还送了权沈斋一大箱银圆作为见面礼。
几天后，吴秉一再次带着大批银圆和大量麝香、人参等名贵药材，来到权沈斋家中，向权沈斋叙述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表达了自己十分渴望“归顺”“皇军”的愿望。
权沈斋虽然见钱眼开，但毕竟是个老特务，所以他虽然对钱财动了心，但却并不完全相信吴秉一，只是敷衍吴秉一，说自己可以想办法帮忙通融一下。
吴秉一见权沈斋并不信任自己，就迅速前往郑州找牛子龙汇报情况，二人经过再三商讨，决定抬高吴秉一的身价，以促使权沈斋向吉川贞佐引荐吴秉一。
在牛子龙的安排下，军统河南站的“造假高手”们为吴秉一精心编造了一份“花名册”和一系列的假证件，牛子龙让吴秉一带着“花名册”和假证件去见权沈斋，告诉权沈斋自己已经拉起了一支队伍，只要“皇军”愿意接受自己“归顺”，他愿意将这支队伍带过来“效忠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