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身缅甸的“军统七姐妹”
至今在东南亚，还流传着一些关于军统的故事，比如当时隶属中国远征军的“军统七姐妹”的故事。
所谓“军统七姐妹”，其实是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中的七个军统女特工，这些军统女特工均毕业于军统星子训练班（一说青浦训练班），她们在孙立人部主要担任译电员的工作，同时负责监视部队主官，并把自己所在部队的情况定期向军统总部汇报。
虽然“军统七姐妹”在国民党的正面报道中屡有报道，但本书查遍所有史料，未能找到这七姐妹牺牲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本着严谨的态度，只得将真实可考的部分叙述于此。
根据史料记载，这七名女特工是1942年随孙立人部撤退到印缅边境的一个悬崖上时，被日军包围的。当凶狠的日军像恶狼一样扑上来时，这七名女特工明知突围无望，仍然一边还击，一边趁机毁掉电台，烧掉密码，最后，毅然决然地跳下了悬崖。七人当中，仅有一名姚姓女特工未被摔死，但跳崖后身体多处骨折，不能移动，几天后，虽被缅甸克钦族抗日游击队搭救，但终因伤势过重而长眠异国。
“军统七姐妹”的事迹传到国内，军统总部全体成员为这七名军统女特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悼词。后来，姜毅英还在她办公室的窗外种下了七枝美人蕉，并将这七枝美人蕉称为“七姐妹花”，以表达对这七名女特工的哀思。
军统缅甸站
1939年到1942年，是中国乃至亚洲人民抗日最为严峻的年代，当时的中国东南沿海诸岛已被日军侵占。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海路交通线已被日军切断。当时，位于缅甸境内的滇缅公路就成了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一旦日军侵占印度、缅甸，就会很快侵入中国云南，并与盘踞在中国境内东南、华北的日军形成三面夹击的态势，那么中国的局势将十分危险。
1939年1月，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戴笠命令时任军统局督察训练班副主任的郭寿华成立了军统缅甸组，不过当时，军统缅甸组的主要工作在国内，工作内容也仅限于收集缅甸的情报。
后来，随着抗日形势的日趋严峻，1939年夏，为了加强军统在缅甸的力量，戴笠亲自带队，率领当时军统内部的通讯专家张我佛等军统骨干人员前往缅甸仰光建立站点。
在建立缅甸仰光站点时，出现了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当时张我佛在仰光架设通讯设备时，发现每部无线电台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所有设备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在国内都声音清晰、信号完整，但到了仰光却都变得模模糊糊，无线电信号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后来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张我佛才发现，原来，电报机的最短波长是36米，但由于仰光天气过于炎热和潮湿，丛林密布，最短波长只有28米。
这里，简单解释无线电的波长与频率的关系，以便理解。
所有的无线电通信原理都遵守一个公式，那就是：c=λf。
公式中的c指的是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即固定值299792458米/秒，λ代表电磁波的波长，f 代表电磁波的频率。听过收音机的人都知道，在收音机或收录机上都有AM（Amplitude Modulation俗称中波）及FM（Frequency Modulation俗称长波）字样，这两个波段一般用于收听本地或者是国内广播，收音机上还有一个SW（Short Wave短波）波段，一般可以收到外地甚至国外的电台。也就是说，距离越远的电台，其波段频率也越高，相应地，其波长也越短。电磁波的波长越短，频率也越高；频率越高，需要的技术含量也越高，这就是为什么短波收音机的价格要比一般的收音机贵的原因。
那么在当时，一般部队使用的通信设备都是短波设备，因为当时的民用设备一般使用的是长波，如果军用设备也使用长波，那么就会出现部队指令传输到普通居民的收音机上的情况。再加上当时的缅甸大部分地区被密林覆盖，根本不可能使用长波通讯，所以军统仰光站只能使用短波。而一般的短波通信设备所发射的电波都是通过大气电离层进行多次反射后到达接收设备的，因此在传输过程中，必然受到天气的影响。一般来说，天气越热，气候越潮湿，空气密度越大，云层越低，信号扩散得越慢，所使用的波长就要越短。
前文已经说过，张我佛发现，缅甸仰光的电台的最短波长，比国内的波长要短。也就是说，军统从国内带到缅甸的电报机并不适合在缅甸使用，所以军统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对电报机进行改造。于是在当时，如何快速、低成本地改造电报机，就成了军统人员面临的最大问题。
张我佛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只要把原来的电报机的线圈去掉一圈，就能增大电波发射频率，从而有效地减少波长；由于当时缅甸的电压比国内的电压低，电报机的电容长期处于不饱和状态，这对电容的损害很大，所以张我佛又把电报机的电容去掉了一片，最终让信号彻底地畅通无阻。
就这样，在张我佛等人的努力下，军统最终在仰光建立了四座电台。后来由于军统内部工作调整，原来军统缅甸组组长郭寿华的主要工作重点转向了军统在广东、香港的工作。因此，戴笠又任命曾图南为缅甸组组长。郭寿华解放后去了台湾，上个世纪80年代在台湾病逝。
曾图南上任后，就在戴笠的指派下，在缅甸北部的城市腊戍设置了以潘其武为组长的军统腊戍组，而缅甸组则升级为缅甸站。潘其武是福建长乐三溪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原是复兴社的骨干，军统成立后，他曾担任军统的主任秘书。
戴笠之所以把潘其武这个主任秘书“下嫁”给军统腊戍组，主要因为腊戍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腊戍是缅甸北部的重要门户，直到今天，腊戍都是缅甸北部重要的军事重镇。腊戍距离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仅有不到300公里的距离，距离中缅边境不到200公里，更为重要的是，腊戍交通十分便利，是隶属中印公路的一部分的中缅公路的终点，早在1903年，曼德勒到腊戍的铁路就已经正式开通。在抗战时期，无数辆运载着大量物资的军车经过腊戍开往中国国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腊戍可以说有着“抗战生命线”之称的“中印公路”的最后一道关卡。腊戍如此重要，怎能不引起戴笠的重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本书涉及多个缅甸城市，其中个别城市如今已归属中国，由于中缅边境的划分历史较为复杂，本书不作涉及。另，本文中所提及的城市名称均为当时的音译，不排除与当今的通用名音同字不同的可能。
1942年，日军攻占了缅甸，为了便于工作，潘其武又在中缅边境的卑缪、东墟、曼德勒、八莫、拜子、眉曲、班弄、干崖、密支那、畹町等多个城市建立了电台。同时，还在位于缅甸北部、接近中国边境的干崖设立了军统的主要联络站；在位于中缅边境的班弄设立了管辖澜沧江下游的军统电台的军统基地，建立起完善的缅北游击行动组；并在交通便利的芒街设置了联络机关，建立起一张巨大而完善的缅甸地下情报网。
军统之所以在位于中缅边境的干崖和班弄设立军统的联络站和基地，除了因为这两个地方距离中国边境较近，便于随时与国内联系外，还因为这两个地方当时是缅甸的抗日英雄杨文炳土司的地盘。
从元代开始，云南的很多居民就开始大规模地移居缅甸，这些移居的云南人在缅甸北部组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果敢族”。在缅甸语中，“果”是“九”的意思，“敢”是“住户”的意思，“果敢”的含义就是说这个民族刚刚来到缅甸的时候仅仅有九户人家，后来才逐渐地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