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美国高官的“中国背景”
背后故事
2007年9月，我应邀开始在《经济参考报》开设“刘洪看美国”专栏，《美国高官的“中国背景”》即为第一篇。
《经济参考报》由新华社主办，报头由邓小平题写，在经济界颇具影响力。对于这个专栏，报社非常重视，这其实也是该报历史上第一次由海外记者撰写专栏。我熟识的《经济参考报》的编辑王龙云，特意为此写了个编者按：
为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本报特请资深记者刘洪开辟“刘洪看美国”专栏，每周一篇。
专栏作者简介：刘洪，毕业于南京大学国际商务系，现为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记者。“9·11”事件后，刘洪是中国第一批进入喀布尔的记者之一，他还曾常驻耶路撒冷，采访过阿拉法特、沙龙、佩雷斯等风云人物……
过誉之词，愧不敢当。身为记者，总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和思考。而之所以选择美国政界的“中国通”作为题材，是因为我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或和中国关系密切者，正成为政坛晋升的宠儿。
其中缘由，不外乎中国太重要了，自然需要更多的“中国通”和中国打交道。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中国崛起或中国发展的一个例证？
因为文章撰写于2007年，“中国背景”的外国高官正处于萌芽状态。其后出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先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洪博培、骆家辉，更显现了这一潮流。
可以预料，在未来若干年，将有更多的外国高官因“中国背景”受益。当然，正如文章中所说，对中国来说，和这些“中国通”打交道却是有利有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随后几年还会撰写若干文章。
这篇文章刊登后引起国内不少好评，多位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著名学者后来对我说，他们都读到了这篇文章。其中不少观点，他们非常赞同。
正文
水有水的流痕，官有官的轨迹。接触的美国官员多了，发现会点中文的高官还真不少。开始以为他们是追求时髦，但深入探究，发现这些时髦背后别有玄机：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热门课题，“中国背景”已成为不少美国官员晋升的资本。
最突出的是在财经领域。比如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Susan C.Schwab），日前在北京的演讲中坦陈：自己对中国相当熟悉，20世纪80年代她作为参院工作人员来访中国；20世纪90年代曾参与摩托罗拉公司在华投资的规划和谈判。此外，在担任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期间，她还开设过对华贸易关系的课程。
另一位布什政府的大员、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与中国更是渊源深厚。他在以前高盛中国网的欢迎词中就说，自1992年起，作为高盛董事长的他每年都会多次访问中国。“我本人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句话显然不是他的胡吹。
保尔森在中国的人脉，可以说在布什政府中无人能出其右。
此外，在美国也是学而优则仕，越来越多中国问题专家被请上国会或政府讲坛，有的随即作为“稀缺人才”被召进政府。比如，上面提到的施瓦布，她曾做过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美国目前官阶最高的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此前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杰出学者。
当然，也不乏“消极因素”，比如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拉瑞·沃茨尔（Larry Wortzel）是一个对华强硬派代表人物，中海油竞购尤尼科失利，联想败北，背后就有他不少“贡献”。此人和中国也不乏渊源，他曾担任驻华使馆武官，在北京常驻多年。
作为目前美国官场的一般规律，不能说有“中国背景”就一定能更上层楼，但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心，同等条件下，有中国工作经历显然就更容易被提拔。
越来越多“中国通”走上美国政治舞台，对中国来说，究竟是福是祸呢？
首先应该肯定：这是好事。一位美国官员就对笔者说，目前中美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了解，没有彼此了解，也就谈不上互信和深入合作。“中国通”们了解中国，也理解中国人做事的方式，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也相对地更注重策略。
比如，在笔者不久前参加的国会一听证会上，对于保守派的“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威胁论”，刚从学者转型为财政部助理部长助理的弗雷德里克森女士就解释说，其实中国目前在海外的石油产量，只相当于美国石油消耗量的2%，不到世界石油总产量的0.5%，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很有限。在这个问题上，国会小题大做了。
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国通”知己知彼，显然也会让中国在谈判中面临更大的挑战。保守派的“中国通”指控起中国起来，言辞更尖利，其“中国背景”也会让他们的“真话”更有蛊惑和煽动性。
研究中国问题成了美国的显学，与中国沾边，也就成了美国的“显人才”。这也并不仅仅表现在政界，商界尤其如此。对负责对华事务的美国高官来说，即使有一天挂冠而去，“中国背景”也提供了比其他人更多的人脉和资源。
比如，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离开政坛后印制的名片就是中英文双语——她作为高级国际事务合伙人供职的威凯平律师事务所，业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中国企业。刚去职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现在已加盟高盛集团（佐利克后出任世行行长）。高盛需要佐利克这样的精英推动国际市场，尤其是拓展日益重要的中国市场。
在学术界，情形也差不多。在国会一次中国能源问题听证会上，我问到堂作证的学者戴维·盖茨（David Gates），怎么想到选择研究中国问题。
他马上笑了：“现在这个问题多重要！你也知道，中国发展太快了，我们现在都只谈论中国。”
本文发表于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