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时日，再没有谁能够像露丝·瓦特福德那样体贴照顾我的了。她既具有男性的睿智才干，又有女性的蛮横敏感。她写的小说特点十足，读来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就是在她的家中，我见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天，瓦特福德小姐在一间小屋中举行了茶话会，客人要比以往来得多。每个人都好像在和其他人欢快地交谈，只有我一个人静坐一隅。客人们都三五成群地聊着自己圈内的事，我也不好意思挤到任何一个人堆里。瓦特福德小姐是个万分周到的女主人，她察觉到了不和谐的存在，便朝我走来。
“我想你可以去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聊聊天儿，”她说，“她很崇拜你的书。”
“她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寡见少闻，假如思特里克兰德是位著名作家，我最好还是在和她聊天儿之前弄清楚情况。
为了使接下来的回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瓦特福德故意压低眉毛，显出一副严肃的样子。
“她专业招待午餐。你只要收起害羞，多夸赞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
露丝·瓦特福德始终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待人接物。在她看来，现实的生活给了她写小说的机会，芸芸众生是她笔下不竭的素材。如果读者中有哪个人欣赏她的才华并且大方地宴请过她，她偶尔也会邀请对方到自己家里。这些人对作家的过分崇拜让她感到又滑稽又鄙夷，但她表面上却很热情，装出一副有声望的女文学家的气度。
我被引荐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面前，和她聊了十多分钟。除了她动听的声音，我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在威斯敏斯特区她有一处房产，正对着未完工的大教堂。我正巧也在那一带住，由此两人更觉亲近了一些。陆海军商店如同一条纽带，把所有居住在泰晤士河与圣杰姆斯公园之间的人关联到了一起。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向我要了住址，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一张吃午饭的请柬。
我的应酬并不多，因此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我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些——因为害怕到得早，我围着大教堂转了三圈——到了之后才发现，所有客人都到齐了，瓦特福德也在其中，此外还有杰伊太太、理查·特维宁和乔治·娄德。受邀的人全是作家。这是初春晴朗的一天，大家都意兴盎然，天南地北地聊着。瓦特福德小姐犯了难：今天是按照年轻的淡雅打扮，身穿灰绿衣服，手中拿枝水仙花赴宴呢，还是表现出上了年纪的风韵？如果是后者，就需要穿上高跟鞋，披上巴黎式长裙。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只戴了顶帽子。这顶帽子让她情绪饱满——我还从未听到过她用这么尖酸的语言来议论我们都熟悉的朋友呢！杰伊太太清楚地知道，逾越规矩的言辞都是睿智的灵魂，因此她时不时地用耳语说上一些足以让雪白的桌布泛上红晕的话。理查·特维宁则侃侃而谈地发表着荒诞的谬论。乔治·娄德知道人们已经了解他口出惊人的特点，因此无须继续展示，所以他每次张口都不过是往嘴里添些吃的。说话不多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她有一种神奇的本领，能够将大家的谈话引导着围绕一个共同话题，偶尔出现冷场，她的一句话就能让谈话继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时三十七岁，个头略高，体态丰满，但不显胖。她并不貌美，长得却很招人喜欢，这可能要归功于她棕色的、非常和蔼的双眼。她的皮肤缺乏红润的色泽，一头黑色秀发梳理得格外精致。她是三位女性中唯一没有化妆的，与其他人比起来，这样反而显得更加朴实自然。
餐厅参照了当时的艺术审美，装饰得十分素净。高高的白色护墙板，绿色的墙纸，上面挂着镶在精致黑色镜框里的惠斯勒[20]蚀刻画。印有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笔直地垂下来。同样也是绿色的地毯上，白色的小兔在浓荫中追逐嬉戏，让人联想到是受威廉·莫里斯[21]的影响。白釉蓝彩陶器摆放在壁炉架上。当时的伦敦一定有五百间以上的餐厅采用了一模一样的装潢式样，淡雅别致，却缺乏生气。
我是同瓦特福德小姐一起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由于那天天气极好，再加上她那顶新帽子所带来的兴致，我们决定散散步，从圣杰姆斯公园里面穿过去。
“刚才的聚会非常好。”我说。
“饭菜的味道还不赖吧？我以前告诉过她，如果想和作家们交往，就得请他们吃美味的。”
“这主意不错，”我说，“可是她为什么非要和作家交往呢？”
瓦特福德小姐耸了耸肩。
“她认为作家非常有趣，也想追逐潮流。她这样头脑简单的人，令人同情，竟然觉得作家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可不管怎样，她喜欢邀请我们，我们对饭食也不反感。我就喜欢她这一点。”
现在回想当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算惯于喜交名士的人中最善良单纯的了。这些人为了捕获目标，可以从汉普斯塔德那远离世俗的象牙塔，一直追踪到崔尼街[22]破旧寒酸的画室。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时住在宁静的乡下，从穆迪图书馆借阅的图书让她不仅读到了很多的浪漫故事，也将伦敦这个大城市的罗曼史装在了她的小脑袋里。她真心喜欢看书（这在她们这类人中是极为罕见的，这些人往往对作家个人比对作家写的书、对画家个人比对画家画的画儿更感兴趣），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出来的小世界，并乐在其中，体会到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感受到的自由。同作家们结识之后，她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过去只能隔着灯光远观的舞台，这次竟然亲身登上去了。她看着这些作家鱼贯登场，自己的生活圈似乎也瞬间扩大了不少，因为她不仅宴请到了他们，还竟然能进入到这些名人大门紧闭的住所中去。对于作家们“游戏人生”的信条，她认为是无可非议的，但她自己却一刻也不想照搬他们的生活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些作家在道德伦理上的奇怪行为，和他们奇特的衣着、荒唐的言论其实并无二样，这些都让她感到非常有趣，但对她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法未产生任何动摇。
“思特里克兰德先生还在吗？”我问道。
“在啊，他在伦敦工作。我想他应该是个证券经纪人，一本正经的那种。”
“他们两个人感情好吗？”
“两个人相敬如宾。如果你能去他们家里享用晚餐，我相信你会见到他的。不过她很少邀请人去家里吃晚餐。她先生话很少，对文学艺术毫无兴趣。”
“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会嫁给这种愚蠢的男人？”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肯定不会娶讨人喜欢的女人。”
一时间我想不到什么可以反驳的话，于是我就转移话题，向她打听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在上学。”
这个话题没什么好探讨的了。我们又聊起了其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