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们出发了。至少，我出发了。火车把我从家带到蒙巴纳斯火车站，那里有一辆出租车等着我，它会把我送到戴高乐机场，去和团队其他伙伴会合：梅拉妮、首席摄影师亚历山大（他也是我的老友）、亚历山大的助理拉斐尔、调音师罗兰、制片主任安东尼和拥有一半美国血统的蒂凡尼（她将在为期两周的美国之行中协助他）。
几天来我翻肠搅肚，神经紧绷，那种多年来为我所熟悉的焦虑感一阵阵上涌，让我呼吸困难，心慌意乱。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每一天我都更确切地意识到，我在技术层面，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艺术层面有多么无知。我害怕被焦虑打倒。我精神涣散，无法做出好的选择。当然，我们有梅拉妮，但这也是她第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而且我们之前从未合作过……我给自己列了些小单子，上面写着需要拍摄的分镜和要提的问题，但什么似乎都不能令我安心。接着，我和他们碰头了。不一会儿，每个人的兴奋都溢于言表。梅拉妮开着玩笑，让氛围变得轻松。我们谈论着即将看到的各种非凡卓越的事物。冒险精神最终战胜了紧张。我们和大大小小的行李（居然有15个箱子！）一起涌进机舱，踏出了漫长旅程的第一步……
几小时后，我们飞过大西洋。为了不让日光唤醒乘客，空乘人员让我们放下遮阳板。飞机以每小时1000千米的速度，在离地面几千米的高空飞翔，但我们的感官对此浑然不觉，只有监控屏幕上显示的航线，让我们对旅程的进展有一些模糊认知。我们的身体蜷缩在座位之间，眼睛瞄着屏幕上投放的“现实”，而这个现实显然不同于我们正经历的现实。屏幕就好像另一扇舷窗，可以长久地凝视以消磨时间。但我其实更想让目光陷进那扇真正的舷窗里。我想看看窗外的黑夜，我想捕捉我从未见过的风景：茫茫大海、虎鲸、海豚，即将到达的无尽海岸、汽车和人群攒动的巨大城市。以这种方式旅行是没有意义的。但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纪录片的预算只够我们在每个目的地停留3～4天。每一天都将被各种琐碎填满：薪酬、设备租赁、食宿……当然，我们也可以漫无计划地上路，但这就意味着，我们会离家数月，且没有薪水。而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要支付贷款、房租和生活费用。想要不一样的方式，就得推翻一切。多年来，我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个世界是错综复杂的。风往哪里吹，我们就往哪里走。除非我们选择逆风而行。我告诉自己，我们要拍摄的那些人，就是决定让风往其他方向吹的人。我很喜欢自己的这个想法。
斯坦福大学：震颤背后
我们来到距离旧金山40分钟车程的斯坦福大学，校园正被入暮时分的橙色余晖笼罩，顿时让人身心舒畅。宽广的草坪上，红褐色墙壁的建筑鳞次栉比，充满南美风情，边上耸立着高大的松树。四周来来往往的学生或步行或骑着自行车。几辆小车在贯通校园的曲折小路上穿行。这座学校比普通的法国村庄还要大。在伊丽莎白·海德利和安东尼·巴诺斯基的实验室里，我们见到了他们。正是他们，领导了那项促使我们踏上旅途的著名研究。伊丽莎白是位生物学家，这个小小的词很好地概括了她的能力。她的专业是人类学和第四纪学，同时她还获得了伯克利大学的整合生物学博士学位。她曾经在美国那些巨大的自然公园里工作数年，研究生物演化。如今，她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教授。安东尼是一位古生物学家，他获得了好几个古生物学学位，其中包括华盛顿大学的地质学博士。他曾在都柏林、匹兹堡、纽约以及智利任教，至今已在伯克利大学执教20多年。他们俩的科学著作和所获奖项不胜枚举。2012年6月，在和世界各地其他20多位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和环境学博士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发表了《地球生物圈即将迎来重大改变》[7]。我们想通过与他们交谈，找到以下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我们是否真的处于崩塌前夕？
与伊丽莎白·海德利和安东尼·巴诺斯基的会面
席里尔：你们在《自然》杂志发表的文章，毫不夸张地说，给了我们巨大的震撼……几乎难以相信。还有其他同类研究吗？
伊丽莎白：几十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我们涉及的那些问题：气候变化、人口变化、各种生态系统的消失和转变、物种灭绝、污染……我们综合了以上所有研究，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把所有问题综合到一起后，我们才发现结果有多严重……
安东尼：我们想知道，生态系统将如何应对这些叠加在一起的混乱。所以才产生了“倾覆点”这个概念。
梅拉妮：“倾覆点”是什么意思？
安东尼：我们喜欢把变化看作一连串逐步发生且易观察到的事件。而生态系统也的确是以这种方式起反应的……直到某个点为止。之后，一切都会突然改变，有点像火上的水壶，在好几分钟里没有任何动静，然后在某一秒钟，水突然开始沸腾并变成蒸汽。我们这项研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我们谈到这个“倾覆点”，并把它看作一件发生在整个地球上（而不仅仅是在几个孤立的系统中）、发生在我们有生之年的事情。
席里尔：地球上是否有过类似的“倾覆点”呢？
安东尼：有过几次。最近一次是从冰河时期（北半球几乎完全被冰雪覆盖）到这种我们熟知的、成就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气候的转变。这是1.2万年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试图比较那个时期和现今的气候变化速度。
梅拉妮：结果呢？
安东尼：如今气候改变的速度要快10倍。
伊丽莎白：上一次地球平均温度达到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将会面临的水平，是在1400万年以前。远远早于人类的出现。人类这个物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温度。地球上大部分的物种都没有。这种温度曾存在了200万～500万年。
安东尼：而且这不是唯一的变化。可以谈谈人口问题。我们不停地给地球扩充人口，这个速度已经快到，从我出生起到现在，地球人口竟然增长了两倍。这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还有物种灭绝问题。现今，灭绝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简直可以和恐龙灭绝时期相提并论……
伊丽莎白：然而，要重新积累起足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让类似的物种诞生，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
安东尼：变化的速度快于社会的适应能力。这就是问题出现的原因……
席里尔：如果我们到达这个“倾覆点”，会发生什么？
安东尼：一说到“倾覆点”，很多人想的是：“老天，我们要死了。”我们并不是这个意思。但地球的宜居度会大大减弱。例如，即使我们能将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气候变化也会引发更加频繁的自然灾害（暴雨、洪水、飓风、台风、干旱……），水位也会上升……我们可以在美国看到这一点：过去3年里，恶劣天气已经导致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出现的次数比之前15年间还要多……
席里尔：但是，在我读到的提及你们研究的文章里，记者会偏向于告诉我们，由于粮食短缺或者无法适应气温和气候的变化，一部分人类可能会灭亡……这可能发生吗？
伊丽莎白：当我们把气温变化、气温变化速度、物种灭绝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等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了。比如，地球上增加的人口需要粮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在大规模地摧毁可以提供粮食的生物多样性……
梅拉妮：所以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伊丽莎白：一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将渐渐无法给国民提供他们所需的物质与服务（水、食物、能源和由此产生的就业……），或者因太过昂贵而无力进口，于是它们的国民就会开始移民。移民的到来会使其他国家失衡，而且可能导致族群间的恶意。这种现象已初现端倪。我们脑子里都会有一些移民翻越被封锁的边境，或者在去美国和欧洲途中被淹死的画面……
梅拉妮：这样会引起武装冲突吗？
伊丽莎白：很有可能。无论如何，资源匮乏的国家与资源丰富的国家之间的紧张气氛肯定会加剧。
安东尼：如果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我们既不改变经济模式，也不改变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并且放任人口继续增长，那么一条条的轨迹一定会非常可怕。如果在这个世纪里，我们仍然保持2005～2010年的出生率，那么到210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270亿。到时候，养活全人类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用去了40%的陆地进行耕种，因此将需要砍伐大部分热带雨林，这样做能让我们赢得一点儿时间，但微乎其微……
伊丽莎白：砍伐森林会让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物种灭绝，并破坏产生洁净水的生态系统，失去吸收二氧化碳的树木，因此，气候变化将愈演愈烈……我们在尝试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加剧了另一个问题。
安东尼：把所有问题结合在一起后，我们发现，它们会极其迅速地将我们引向一个非常不舒适的世界。幸好这些趋势已稍有缓和，但我们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我们处于一个需要觉醒的历史时刻，我们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也知道大部分的解决方法。在接下来的15～20年里，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去行动，但这也需要人们愿意行动……正如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所说：“我们是感受到气候变化之影响的第一代人，也必定是可以为之做些什么的最后一代人。”
梅拉妮：如果我们在未来20年里行动起来的话，还能阻止气候变化吗？
伊丽莎白：就跟车一样，在刹车之后，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停下来。即使我们彻底不再排放温室效应气体，大气也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实现自我平衡。所以，全球变暖仍将继续，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提前准备和适应：选择我们将会需要的种子，考量我们的居住环境……
安东尼：比如在旧金山，大部分居民是棒球迷。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到2050年，那些棒球场馆就会被淹没。这并不是一种假想，而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不管是在佛罗里达、纽约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水位仍在上升，海水将继续吞没众多海岸和基础设施。这还仅仅是在谈论温度上升2摄氏度的情况。如果上升4～6度，那么所有问题就不只是彼此叠加了，它们在经济代价和人类生命方面的影响，将成倍增长。
伊丽莎白：不只是储备食物和水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在人类生活的未来世界里，各种资源都可能匮乏，世界面貌将会改变，通常不会相遇的物种也会发生联系，比如不久之后，大褐熊和阿拉斯加北极熊就会相遇……一切都将改变，我们需要为此做准备。
席里尔：你们觉得现在应该做什么呢？你们对国家首脑、公司高管和所有公民有什么建议呢？
安东尼：首先，从现在起到世纪末，把世界人口稳定在100亿左右。也就是说，让高出生率国家的女性能够接受教育（男性也是）、获取避孕措施、享受医疗检查。
伊丽莎白：其次，降低西方人的生态足迹[8]。问题不只涉及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也涉及我们惨不忍睹的资源消耗。我们这些发达国家居民消耗的资源，远远多于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居民。[9]
安东尼：目标是减少我们这些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以平衡印度或中国等国家的消耗水平上升，而这一切又都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整体内。
第三点，不再使用化石能源，尽可能达到碳平衡。一些研究表明，我们能够在30年内用可再生能源完全代替化石能源。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一切照旧”的逻辑。于是就有了第四点，改变经济模式。
第五点，集中精力，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提供食物。目前，市场经济促使人们破坏环境来生产粮食，然后又鼓动我们把种植的1/3丢弃。同时，我们又明明知道养活100亿人的方法。
最后，阻止物种灭绝危机。有很多方法可以采用，例如将自然融入我们的经济系统，并进行全面的效用评估。
所剩时间不多。我们可能有20年时间将所有这些重新引至正确的方向。这是人类的关键时刻。
伊丽莎白：所有人都觉得应该是别人来做这些事。但采取这些行动，需要集体的努力。
安东尼：很明显，问题很严重，但是我们有70亿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出一点点努力，那么这些努力累积在一起就会是很大的改变。
梅拉妮：当你们得出所有这些结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伊丽莎白：害怕……当然，如果大家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类集体的话，我还是非常相信我们能改变世界的。但我极其害怕，万一……我们不采取行动呢。
与伊丽莎白和安东尼道别时，我们既被他们的非凡能量，他们的正直、简单，他们的善良人性所感染，又被他们对我们描绘的那些前景所击倒。20年的应对时间……我的两个孩子今年一个7岁一个10岁。梅拉妮的儿子只有两岁。亚历山大、罗兰和拉斐尔的孩子都不到8岁。这些孩子将直面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危机。正如安东尼所说，他们需要学会适应。但更令人震惊的或许是，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些时光。多年以来，我们不停地谈论“下一代”，不停地强调行动的必要性，以及留给孩子一个美好世界的责任。但事实上，这关系到的已经不只是我们的孩子了，还有我们自己。关系到已然活在全球变暖、饥饿、各种不稳定生活的噩梦里的全部人类。因为众多研究表明，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是环环相扣的。其中一些研究还在全球气候变暖和政治冲突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联系。[10]另外一些研究清楚表明，资源过度开发、气候异常以及经济极度自由化合在一起，每天使无数成人与孩童死于饥饿[11]。勒斯特·布朗给我们讲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勒斯特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和地球政策研究所的创始人。他的专业是农艺学和经济学，《华盛顿邮报》称他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地球生态状况研究，今年81岁的他，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专家。
与勒斯特·布朗的会面
勒斯特：我们不能继续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有好几点原因。首先，我们砍伐树木的速度快于它们的生长速度，而且人们过度开发牧场，使它们逐渐变成沙漠，在非洲、中东和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引发沙尘暴。我们正目击史无前例的土壤侵蚀。给你们一些具体的例子，美国的山羊和绵羊总数为900万。中国为2.82亿。它们毁坏了所有植被，中国西部走向沙漠化。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地下水已被我们用到濒临枯竭。印度的情况最让人担忧。在印度，没有明确的法令规范地下水的抽取。目前，印度境内共有2600万处于全速工作状态的灌溉井，而这些井已经开始干涸。最近几年，地下水的过度抽取使印度提高了粮食收成，养活了1.9亿人。在中国，有1.2亿人靠着过度抽取地下水生活。但是，当然，过度开采不能持久……这些地区的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已经开始短缺。
除去前两个方面，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制约条件：光合作用是有限的。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文件，文件里汇集了世界各国的谷物产量。17年来，日本的大米产量未再提高。而作为世界最大的大米生产国，中国的产量只上升了4%，并且很快就会停止增长。15年来，法国的小麦产量稳定，德国和英国也是如此。在美国，玉米的产量也保持不变。
第四个趋势，也是最难预见的，就是气候变化。我们已经知道，温度每上升1度，谷物产量就会下降17%。这个结论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大型研究，该研究覆盖了美国的600个县。这并非假设。然而，现实却令人无奈：国际机构关于世界粮食产量的预测（非常乐观的预测）由农业经济学家进行，而不是农学家或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们仅满足于收集近20年的数据，并以此类推。他们不明白，我们已经越过了某些界限。
以上所有因素合在一起，使提高产量变得异常困难。但我们的需求又很大。全球每年新增人口8000万。也就是说，今晚就有21.9万新增人口要上晚饭桌。明天的新增人数将至少和这个数字持平。同时，30亿人却开始采纳一种更加耗费资源的饮食制度。在印度，一个居民每天消耗大约400克粮食。人能吃到肚里的都这么少，更别提动物了，这样，粮食就很难转化为动物蛋白，而是被人们直接消耗。在美国，粮食的人均消耗量是印度的4倍：1.6千克。其中300克为面包、面条、大米……剩下的几乎全都以肉、鸡蛋和牛奶的形式消耗。中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也想要达到这个标准……但这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最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的指数是粮食的价格，从2007年至今，它提高了整整一倍。我认为还会继续上涨。我们应该反过来鼓励消耗资源最多的10亿人少吃肉，并取缔生物燃料，在美国，30%的农作物产量被用于生产这种燃料。由于土壤侵蚀、沙尘暴、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失去了太多土地。这个问题，再加上之前提到的各种因素，使我们面临着一种严峻而又前所未有的形势……
据我所知，史上第一次，尼日利亚、印度或秘鲁的贫穷家庭每周会安排几天不吃饭。比如，星期天晚上他们会聚在一起，然后说：“这周我们星期三和星期六不吃东西……”原因再简单不过：他们不再有能力每天都给自己提供食物。在美国或法国，谷物价格翻倍，不会对我们产生多大影响，但在上述这些国家，价格上涨会造成非常迅速且相对广泛的冲击。我这里所说的是24%的尼日利亚家庭、22%的印度家庭和14%的秘鲁家庭。这些问题我研究了50年，大部分时间里，在供给困难的时候，人们会少吃一顿饭。但好几天不吃饭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席里尔：所有这些问题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勒斯特：很有可能会变成政治不稳定和各种动乱……
席里尔：你在50年里见过不少政治首领，你挂在墙上的照片里就有好几位，为什么他们没有做出回应？
勒斯特：很出人意料，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行动。我们谈论的是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劝服他们彻底改变生活模式呢？如果有其他办法，我宁愿不改变。我觉得很多人都这样想。但现实是，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应该改变。问题是：我们能否在系统崩溃之前改变？我们研究了那些古文明，其衰落大都与食物系统失调相关。比如苏美尔人，6000年前，他们有一种既巧妙又有效的灌溉系统：从河流处挖掘水渠，把水引到内陆。但时间流逝，水淹河岸并漫灌了土壤。随着水分蒸发，水里的盐分便在地表堆积，改变了土壤的构成。土地生产率不可避免地下滑，而苏美尔人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于中美洲的玛雅人，很明显，是焚林耕作和土壤侵蚀减少了他们的粮食产量。玛雅人也从未成功阻止这个现象，他们曾经孕育过繁荣文明的地方，现在已被丛林覆盖。
不同之处在于，如今，史上首次，整个人类文明都处于危险境地。我们不能和世界其他地方分隔开。美国和中国在同一条船上，他们需要共同面对这些挑战。哪个国家都无法凭一己之力稳定气候。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形势所致，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共同行动的能力，其涵盖范围之大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
席里尔：既然我们能看到这些灾难正在显现出来，为什么却不行动起来呢？这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勒斯特：有一个小小的法国谜题，可以为这个问题作答。这个谜题经常被用来向孩子们解释无限生长是怎么一回事。假设池塘里有一朵睡莲，第一天它长了一片叶子，以后每天它的叶子数量都会翻倍；如果整个池塘会在第30天完全被叶子覆盖，那么什么时候池塘的一半会被覆盖？答案是：第29天。前29天里，我们可能觉得一切正常，我们还有很多时间。然后一天之内，一切都天翻地覆。这是对我们世界的一个隐喻。最近几十年，我们超速发展经济，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以为可以这样无止境地发展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
席里尔：你觉得我们会及时改变吗？还是你对灾难的蔓延感到无力和害怕？
勒斯特：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会有点害怕，但我也认为我们有迅速改变的能力。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珍珠港被袭之后，美国在未做任何计划的情况下，一夜之间进入战争状态。罗斯福总统宣布我们需要制造6万架飞机、4万辆坦克……简直是天文数字。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做到。而罗斯福只是简单地修改了国家的首要目标。仅在朝夕之间，他便严禁在美国销售新车。此令一经下达，就不可撤销。汽车公司也明白，如果不想破产，就必须把装配流水线改为造坦克或飞机。最近我去过一次底特律的福特旧厂附近，回忆起当时给我们放映的那些影片……B-24和B-29轰炸机的画面浮现在眼前……我们没花多久就重新为经济定了方向，没用几十年，甚至没几年。而是几个月。既然当时我们成功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能冲破任何限制，阻止气候异常。但我们需要另外一个珍珠港，它可能是干旱和大部分农作物绝收，也可能是摧毁重要沿海城市的暴风雨……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人类不能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进。很快，我们就得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