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天，晌午时分，我正坐在位于圣莫妮卡的米高梅影城的办公室里。1995年我从FBI退休后，在米高梅影城找到一份工作，担任公司的安全主管。我喝着从星巴克买来的咖啡，一页页地翻看好莱坞报道，我还能看到漂亮的女演员从我的窗外走过，她们匆匆赶往前期制作室，参加最新的詹姆斯·邦德电影的试镜。这时，人力资源部的副总裁史蒂夫·肖打来了一个电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吉姆，我们认为艾米丽·哈瑞斯就在米高梅影城工作。”
“艾米丽·哈瑞斯？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有30年没听过艾米丽·哈瑞斯这个名字了。她是“共生解放军组织”的逃犯，1974年，她曾与丈夫比尔伙同其他人，于洛杉矶绑架了派翠西亚·赫斯特。FBI下属的每个分局都对此案进行了一番深入调查，最终在旧金山某处将她抓获，而逮捕她的地方离派翠西亚·赫斯特被绑架的地方不过数米之远。为了寻找艾米丽和比尔，我曾在旧金山待了一年半的时间。
对于史蒂夫·肖的话，我有些半信半疑。“史蒂夫，你到底在说什么？”我记得《洛杉矶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共生解放军组织”从前的成员，文章题目就是《他们现在在哪里》。该文章描述了“共生解放军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其中就包括艾米丽。文章说她现在在洛杉矶某处从事电脑程序员的工作。文章还刊登了几张“共生解放军组织”前成员的照片，但艾米丽的照片不在其中。
“她在这里工作过两年，是一名IT承包商。”史蒂夫说道。IT部门有个员工根据报纸上的文章，弄清了其中的因果联系。据说，她是个很优秀的程序员，很擅长跟踪电影版权。她做事也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几乎万无一失。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居然就生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案子已经过去了28年，现在人们已经不把它当回事了，可我居然发现她就在我楼上——米高梅影业2450号建筑的二楼。我很愿意跟她一起坐下来，然后问她一堆当年审讯时她没有回答的问题。有一件事是史蒂夫不知道的，1975年，加州萨克拉门托的郊区卡迈克尔曾发生过一起银行抢劫案，艾米丽就是该案件的嫌犯，她被怀疑开枪射死一人。当天，一个名叫莫娜·李·奥萨尔的42岁的妇女在银行取存款时，被人用一把手枪杀死。据称，艾米丽是这把短枪的持有者。尽管艾米丽由于绑架案已在监狱里蹲了7年，但她并未受到谋杀奥萨尔的指控。
现在是1999年，有趣的是，数月之前，FBI逮捕了一名“共生解放军组织”的前成员凯西·苏丽娅，她是一名长期逃犯，曾试图炸毁洛杉矶警局的数台巡逻车。苏丽娅已结婚成家，化名为莎拉·简·奥尔森，在明尼苏达州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她成了一个真正的足球妈妈[4]，嫁给了一位医生，在当地的戏院做表演。我知道，一旦苏丽娅被捕，对艾米丽来说事情就大了，因为苏丽娅肯定会考虑跟警方做个交易。艾米丽一定会为此寝食难安，警察随时都会敲开她的门，就奥萨尔的事情找上她。而她此刻居然就在这里，就在米高梅！
1973年，“共生解放军组织”在伯克利成立，一些激进的反战白人大学生和唐纳德一起聚集到一个让人困惑不已的协会中。唐纳德是非洲裔美国人，也是一名在逃犯，他们公开宣称自己将进行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但是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唐纳德依照著名奴隶解放领导辛辛克的名字给组织命名，并自封为陆军元帅。“共生解放军”的口号是“法西斯走狗们的灭亡将保佑人民大众”，我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用“共生”这两个字来表示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在和谐之中，这句话说得通，但他们随即走出社会，到处滥杀无辜，这种行径就根本没有道理了。“共生解放军组织”的标志是一只七头眼镜蛇，代表统一、自决权、集体工作和责任、合作经济、目的、信仰和创造力。很显然，相比大学时光，他们在这个新俱乐部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
1973年12月，“共生解放军”谋杀了奥克兰学校督学马库斯·福斯特，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的所谓“暴力反对美国的战争”。1974年2月4日，“共生解放军”犯下第二起罪行，传媒帝国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在位于伯克利的公寓中被“共生解放军”绑架，绑匪还残忍地暴打了她的男朋友。几天后，“共生解放军”提出了赎金要求：帕蒂·赫斯特的父母（赫斯特出版帝国的所有者）必须在洛杉矶施舍价值200万美元的食物给穷人。赫斯特用了几天的时间，建立了几个食物施舍点，完成了绑匪的要求，这是我见过的最明智的赎金要求，绑匪不用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去取赎金。在赫斯特绑架案中，绑匪只要走到街角，欣赏赫斯特在旧金山几个地方向无家可归者施舍食物，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实现了。此后，“共生解放军组织”便销声匿迹，和帕蒂一起从人间蒸发了。
帕蒂被绑架时，我正在处理几起大型欺诈案。FBI洛杉矶分局里装满了调查线索，他们也把我拉到调查绑架案的办案组中。于是我留在了这里，度过了十个年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热血沸腾的一段时期。
有关绑匪的描述很粗线条，在描述中，绑匪有男有女，全副武装。最开始，FBI还在寻找被绑架的帕蒂·赫斯特。但两个月之后，“共生解放军”抢劫了旧金山海波尼亚银行——这次抢劫案中出现了帕蒂的身影，她戴着黑色四角帽，扛着一把来复枪，浑身散发着革命者的味道。当时我们禁不住想，帕蒂被绑架也许是故意的，就是为了给她创造条件，加入这个国内游击组织——这样，她小小富家女的人生就又多了一份刺激。
然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绑架帕蒂后，把她锁在密室里长达数周。她曾遭到数次性侵犯，不断受到组织成员的威胁。他们只给她提供少量的食物和水，还强迫她参加抢劫银行的行动。在审讯中，她宣称自己所带的枪里面没有子弹。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帕蒂的行为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造成的，即人质和其劫持者之间产生了感情。
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爆发一起为期四天的人质事件，这次事件诞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一概念。在案件中，几个人质和银行抢劫犯一起待在银行保险库里，其中有个人质症候表现最为强烈。她保护劫匪，指出警方狙击者的位置，拒绝跟警方合作。她批评警方的不当反应，在跟瑞典首相通电话时还对他进行了口头侮辱。案子结束后，她去监狱看望过一名劫匪，并最终嫁给了他。大家都不理解她的这种行为，但是警方的精神病专家却爱死了这种故事。
通常来讲，在一起人质事件中，人质本身被囚禁，在心理上受到冲击，所有的行为都要经过劫持者的允许。这样，人质就如同变成了一个孩子，由于潜在的受伤或者死亡威胁，人质完全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人质劫持者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点善意，人质都会对他产生强烈的好感。随着这些情绪的积累，人质开始认同劫持者，并对其产生爱情。同时，人质劫持者也能产生这种感情，他感觉到自己与人质联系紧密，对人质产生出保护欲。人质及其劫持者双方都不信任并且厌恶警方——以及谈判专家。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产生在三十分钟的时间之内，年轻女性最有可能出现这种症状，但是孩子们对于这种症状似乎是免疫的，这很可能是因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联系已经定格在他们头脑中，还没有开发出自我独立意识。人质谈判专家必须特别注意这种控制下所产生的屈从关系，这种关系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个人质事件中。
总之，事情已经升级到更严重的地步，“共生解放军”变成了一群高度武装的激进组织。
那时，大家为了找到唐纳德和帕蒂，每天12小时轮班，访遍了洛杉矶的黑人皮条客和白人妓女。我的搭档是一个守旧的专门负责银行抢劫案的特工，名叫帕尔，他总是穿着短袖衬衫，肌肉发达，看起来就像电影《纽约重案组》中的安迪·西波维茨。他从不穿外套，所以每个人都能看到他身上佩戴的点357左轮手枪和手铐，他对此也蛮不在乎。帕尔的前额正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垂直静脉，看起来就像皮肤下面有一条大蚯蚓，他一发怒，蚯蚓就似乎要爬出皮肤。他经常发怒，所以这种情景很常见。当他看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激光打中。我第一次见到帕尔是在几个月前，当时中南区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我们赶到银行，让目击者描述嫌犯的样子，他们说是“一个黑人男子”，帕尔咕哝道“又是男人”。我俩一起巡视洛杉矶中南区，寻找可能的嫌犯。帕尔胆子很大，他大步踏入台球房和舞池，那里面全是黑人男子，对警察有很大敌意。他对这帮人视若无物，也没有人敢来惹我们。“一群孬种，”他这么称呼他们。等到我们结束任务，我感觉自己的肾上腺素都快被掏空了，帕尔一个劲地嘲笑我。此后他离开FBI，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跟一个女线人私奔了。我最后一次得知有关他的消息，是听说他已经回到美国东部开十八轮大货车去了。
FBI全力以赴追捕“共生解放军”，除此之外，“共生解放军”也成了媒体的关注焦点。记者不断追问FBI为什么找不到他们，每个头版头条都是这类消息，我们的压力无比巨大。
海伯尼亚银行抢劫案之后，我们锁定了“共生解放军”的主要成员，搞清楚了自己要找的人。很明显，唐纳德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也是我们的头号通缉犯。我们还了解到，他们肯定还有一个支持网络，其支持者很可能来自反越战组织中的新左派人士，可能还包括一些激进学生。我们还断定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团体很显眼，里面有黑人，有唐纳德，还有几个年轻的白人妇女，但让大家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人发现这伙人的踪迹。
后来，帕蒂和艾米丽在位于南洛杉矶的一家梅尔运动用品商店短暂停留，买了一些生活必备品，一切就此改变。
梅尔是一家典型的体育用品店，店址位于英格伍德中央的克伦肖。这里的居民都大同小异——都是黑人和西班牙人，这个镇子很不安生。在这里，人们晚上不能随便出门，除非他想招惹麻烦。
托马斯兄弟的《洛杉矶逛街指南》第51页说的就是这里，我们作为FBI特工，经常要抓捕嫌犯，我们常常取笑自己，好像我们在洛杉矶待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1974年5月16日下午，帕蒂绑架案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比尔、艾米丽·哈瑞斯和帕蒂在梅尔店门口停下来，因为比尔想买一些衣服。帕蒂坐在街对面的大众货车里。比尔买了一双袜子后走出商店，一个警觉的店员注意到他们，并认出了比尔，接着就发生了一场搏斗，然后艾米丽也加入其中，每个人都手脚并用，场面就像一场三年级生的比赛。比尔从腰间拿出一把小小的左轮手枪，但雇员用手铐铐住了他其中一只手腕，夺下了他的武器。帕蒂本来一直在街对面停车场的货车里打着盹，然后抬起头看了一眼，发现情况不对。她立即拿起一把步枪，朝着商店前门上面的标志开枪射了几发子弹。
雇员跑回店里，打电话报警，比尔和艾米丽冲到街对面，跳进货车，跟帕蒂会合。他们开着车，想从这里逃走，有一名男雇员跳进自己的车里，跟上了他们的货车。比尔等人最后扔了货车，抢劫了另一辆汽车。当时，比尔跳到车上，对胆颤心惊的司机说：“我们是‘共生解放军’，我们要征用你的车。”根据之后警察的审讯，梅尔体育用品店的雇员和那位车子被抢走的司机都表示，用来复枪射击的那个女人就是帕蒂·赫斯特。其他目击证人也肯定地说，另两个人就是比尔和艾米丽·哈瑞斯。英格伍德警察局立即将此事通知给FBI。
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把车停在一家汽车影院，艾米丽用一把钢锯锯开了比尔的手铐，然后他们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多年以后，帕蒂（毫不吃惊地）向调查者承认，当时他们在那家汽车影院都顾不上看电影。
与此同时，FBI暴跳如雷。在一个小时之内，洛杉矶所有的FBI特工和警察都收到消息，“共生解放军”就在镇子里。大家现在都不用怀疑帕蒂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了。成百上千的警察和特工一窝蜂地涌进英格伍德，寻找帕蒂·赫斯特等人抢劫的车子，英格伍德一下子成了全美最安全的镇子，每个人都希望能亲自找到他们。
而我们并不知道，海伯波尼亚银行抢劫案后，“共生解放军”觉得旧金山地区的情况炒得太火热了，因此决定开车去洛杉矶。唐纳德对他们说，他在南加利福尼亚有几个朋友，可以在事态平息前收留他们一段时间。他们在逃亡的路上一共使用了两辆白色货车。他们到了洛杉矶后开始分头行动，并且约定了会合的时间和地点。唐纳德和其他人去找安全的居所，帕蒂他们则去买些日用品。帕蒂等人在梅尔商店出漏子后，就没办法再跟其他人联系了。他们觉得警察可能随时都会赶到英格伍德，于是开车一路向南，最终在阿纳海姆市迪斯尼乐园附近一家不起眼的汽车旅馆停下来，在那里躲了几天，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而在这个时候，唐纳德和其他成员的运气也坏到家了。他们找不到接应人，最后在中南区54号大街克里斯汀·约翰逊的房子中安顿下来。但是由于他们经常跟邻居打照面，最终有几个邻居发现了他们。一个学生年纪的白人姑娘在洛杉矶中南区的晚上出没，这无异于一道显眼的霓虹灯。他们大部分晚上都在约翰逊家里不出来，但他们的末日即将到来。巡逻车和FBI特工都已经涌入这里，搜查工作在夜晚变得更为深入。
我们搜查了那辆被遗弃的货车，发现一张停车票，上面写了一个位于第84大街的地址。一大批特警队员和FBI特工在一小时之内赶到了那里，结果发现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微波炉里的食物还是热的，警方的巡逻车不断巡视着该区域，FBI特工开始走访邻居，寻找逃犯的其他信息。我们就像猎犬一样，对逃犯的蛛丝马迹穷追不舍。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洛杉矶警察局牛顿街分局接到克里斯汀·约翰逊母亲的电话。她向警方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黑人带着几个白人姑娘搬进了她女儿位于54街1466号的房子里，他们身上都带着枪。是的，这伙人都带着枪，而且很明显，他们看起来不像是邻居。
几分钟后，洛杉矶警察局的便衣警察搜查了该社区，在康普顿市西边、54大街以北的几个街区之外的一条小巷里，他们发现了两辆可疑的货车。他们报告了这一发现，几乎所有的洛杉矶警察和FBI特工都闻风而动。我们待在当地警方征用的一个院子里，看着特警队赶过来。他们的车一辆接着一辆，特警们每两个人一组，无一例外都是自大的肌肉男，壮得跟举重运动员似的。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都两眼放光，充满期待。当时，FBI特警队只有8个成员，洛杉矶警察局好像派了百来号人。大家的兴奋之情都溢于言表，每个人都相信这将是一场恶战。虽然监察人员报告说，自从他们进入房间后，里面基本没什么动静。他们推断，要么是唐纳德和其同伙已经逃跑，要么是他们找错了地方。我们晃来晃去，看着特警们换服装，子弹上膛，大家都非常期待这场终极对决。特警组走出院子，部署队伍，我们其他人慢慢地跟在他们身后，在房子角落找好位置，监视着四周。
我身上仍然穿戴着标准的FBI制服和领带，和搭档走到54大街，尽管当时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并且我们已经36个小时没有合眼，但我们从未这么清醒过。那是一间小小的平房，位于54街的南边，从康普顿市方向来算的话就是第三间。由于警察已经驻扎在这一片，整条街道的闲杂人等都被清除，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部即将落幕的老牌牛仔电影。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名洛杉矶警察局特警队官员像约翰·韦恩[5]一样走到街道中央，面对着房子，用扩音器喊话，要求屋里的逃犯投降：
东54大街1466号的居民，
这里是洛杉矶警察局，
举起手出来投降吧！
不要反抗，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过了一分钟，前门开了，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子慢慢走出屋子，他高高地举着双手，走到特警队的包围中来，大家赶紧把他安排到附近等待的救护车里。警方又一次喊话，然后一个年长的黑人男子也走了出来，特警们也把他制服了。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但可以确定唐纳德还没出来。我们肯定找错地方了。
最后，洛杉矶警局又做了几次警告，然后发射了两次催泪瓦斯弹。我们一直等在原地，开始怀疑屋子里是不是已经人去楼空了。
几秒钟之后，屋里的人开始灭火，同时开枪往街上扫射。特警队员本来部署在房子周围的各个角落，见此情景立即还击，使这里变成了一个战场。我也拿出自己那把点357口径手枪，这是我在密西西比当特工时给自己买的新礼物。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我把枪对准了房子的方向，然后蹲在屋子一角的铁丝网后面，观察着枪战的情况。又过了几秒钟，我趴在地上，身边还有一个新闻摄影师，他蹲在我的肩膀旁边拍摄现场视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这么做要么是太勇敢，要么是太愚蠢。几百发子弹铺天盖地地朝我们射过来，我好像又回到了越南的战场上。我蹲在某些掩盖物后面，将武器高举过头顶，对着看不见的敌人开枪射击。我时不时还得抬头看看，防止敌人已经瞄准了我。
枪声偶尔会沉寂下去，然后又开始响起。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几个FBI特警队员赶过来支援洛杉矶警察局。几分钟之后，洛杉矶警局要求再来一点喷雾，FBI小组跳进烟雾中，朝屋子发射了一打40毫米的催泪弹，然后又退了回来。
大约又过了一个半小时，枪声终于停止了，每个人都满怀期待地看着对面。突然，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从屋子前门跑出来。很明显，她已经被枪声给吓傻了，后来我们确认了她就是克里斯汀·约翰逊。特警队员让她走到房子一边，然后把她监禁起来。几分钟后，枪战又一次打响。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双方都存在着一种没办法休战的默契。
房子后面开始冒出烟雾，可能是催泪弹攻击已经引起一场火灾。我们断定，这些烟雾肯定能把他们逼出屋子。
枪战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洛杉矶警局开始担心弹药即将耗尽，特警队的家伙吵着要重新补给，东南区和77街分局派来了一些增援的警察。枪战仍在继续，双方都没有明显伤亡。（事实上有一次，两个“共生解放军”的女人走到后门向警方开枪，最后自己身亡，但是我们这些站在屋子北端的人对此毫不知情。）我突然想到，自己在FBI已经待了三年时间，而这是我碰到的第三起火拼案件。第一次是杰克逊市的“三K党”，第二次是伤膝河村的美国印第安运动组织，现在则是“共生解放军组织”。我是不是天生霉运，容易碰到这种事情？我还有十七年才能退休呢！
房子里零星地射出子弹。有些枪声听起来像是重型机枪，每当这种枪声响起，我们所有人都会把身子蹲得更低。附近的房屋由于交火，都留下了坑坑洼洼的痕迹，整条街看上去就像是黎巴嫩战后的贝鲁特市中心，到处都闻得到火药的味道。屋子里的火光慢慢消退，火势蔓延到了屋子的支架。我们都专心地看着，期待有人从屋内跑出来。
接着，火势慢慢削弱，屋内逃犯的武器因发热而走火。我们继续等待，看有没有人冲出来。
还是没人出来。
我们等了很久，很显然，屋内的人不可能还活着了。消防部门派来了一辆消防车，开始收拾残局。一名消防员站在卡车上，将喷嘴对准房屋残骸，就好像一个猎鹿人拿脚踩着自己猎物的脑袋。他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笑容，那名新闻摄影师躲在人群里，抓拍到了他的笑容。我们惊讶地站在原地，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帕蒂·赫斯特也是屋内烧焦的残骸中的一员吗？三天以后，我们通过对比牙医记录找到了答案。我们最终确定，屋内的牺牲者包括安吉拉·阿特伍德、唐纳德·德菲尔兹、卡米拉·霍尔、南希·佩里、威利·沃尔夫、帕特丽夏·索尔蒂。帕蒂去哪里了？十八个月以后，我们才找到她。
当时我和乔·阿尔斯通搭档，他在局里属于那种能力超群、经验丰富的探员，而且还是世界级的羽毛球冠军，50年代他曾是《体育画报》的封面人物。他的羽毛球技术可不是在后院吃烧烤喝了四杯啤酒后的产物。打球时他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英里，球可以飞到离对手10英尺开外的地方。他在洛杉矶警局处理所有的绑架案件，最擅长协调绑架案调查和赎金支付。他充满激情，享受着这种炼狱般的生活。所有事情都有其价值，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他在每一天的工作中都表现得像个开心果，总是笑容满面，他在工作时表现出的激情对大家来说都很有感染力。他的鞋子后跟总是吱吱作响，听起来就像踢踏舞表演。乔掌握了大量调查线索，每一天还会出现新的线索。乔掌控着这次绑架案的调查方向，警方一确认和发现主要罪犯，他就会制定战略，准备将其抓获。
帕蒂和其同伙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走遍了美国的大江南北。最后，1975年9月18日，旧金山的FBI特工在戴利城莫尔斯街的一个小房子里逮捕了帕蒂和温蒂。不久后，FBI又在几米开外的地方抓捕了正在慢跑的比尔和艾米丽。就算是激进派，也得保持体型。
这次奇怪的冒险在距离它18个月前的发生地仅19英里的地方结束了。至此，剩下的“共生解放军”成员，包括帕蒂在内，都纷纷被捕、受到指控，随后锒铛入狱。尽管著名律师李·贝利为帕蒂做了辩护，但她还是被判了7年监禁。但是，即便是在所有人都已刑满释放后，1975年的奥萨尔谋杀案依然还在审理中。
1999年6月，警方在明尼苏达逮捕了苏丽娅，事情也随之有了突破性进展。萨克拉门托FBI分局就奥萨尔谋杀案审讯了苏丽娅的弟弟史蒂芬，他获得了无罪开释。警方对于审讯艾米丽一事感到希望不大，但是奥萨尔的孙子乔恩和另外两名洛杉矶检察官确信此事可行。他们开始向萨克拉门托的同行施加外界压力，而《洛杉矶时报》就这两个不同的FBI分局之间有关原告的争论进行了详细报道。苏丽娅被逮捕后，检察官开始指认从前的“共生解放军”成员，并重新审问他们，检察官还设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大家来做个交易吧”。想要交易完美实现，这可是首要原则。
事情开始出现转机。从前的“共生解放军”成员现在已经年近50，且都已成家立业，他们不愿意为自己30年前的错误而在监狱里抱憾余生。艾米丽也发现事态不对，交代她的室友如果自己被警方抓住，要怎么处理她的事情。随后，警方果然进行了抓捕行动，艾米丽被逮捕，并被指控对奥萨尔犯下一级谋杀。她在洛杉矶监狱服刑，之后被转狱到萨克拉门托。
我在米高梅影城听到她在这里的消息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替当局保管她的个人物品。假如公司有同事肆无忌惮地在易趣网上拍卖这些东西，那会让当局颜面扫地。我还考虑在她的电脑里也许能查到“共生解放军组织”的最后一名在逃分子詹姆斯的下落（数月后，他在南非自首）。萨克拉门托的FBI分局在逮捕她的第二天给我打了电话，称他们将搜查她的个人物品，但是此后警方音信全无。过了几个月，艾米丽就成了又一个遥远的回忆。
2003年2月15日，萨克拉门托法院开庭审理了艾米丽和其他几个“共生解放军组织”成员，他们对二级杀人罪行供认不讳。在艾米丽被审讯期间，《洛杉矶时报》报道称，艾米丽表现得十分懊悔，她说：“我的后半生都在深深的悲伤中度过。”此后，法官判处她7年有期徒刑，其他成员的刑期都要比她短，毕竟是她扣动扳机杀死了奥萨尔。其他人还引用了她的话，据说她在杀死奥萨尔后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过是个混蛋资本家，她的丈夫是个医生。”时隔整整29年，“共生解放军组织”终于不复存在。
至于帕蒂，她本因银行抢劫案而服刑。1979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为其减刑，之后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职的最后一天豁免了帕蒂。她后来嫁给了自己的保安，重新搬回到东部，还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述“共生解放军组织”。她成了一个家庭主妇，当了妈妈，偶尔还客串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