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过去的畅销书，大多数都活该被扔到郊区别墅客房里受潮的书架上，可《邻人之妻》是个例外。特立斯写这本书花了九年，书中丰满的故事，扎实的细节，包罗万象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变动中的美国社会。
第一眼看《邻人之妻》，像是在已衰落的异国世界里观光游玩，可书中记录的矛盾冲突依然给人压力。特立斯笔下的美国人，迷恋着完美家庭秩序井然的表面，暗地里又垂涎性爱的腥味。今天的文化可能不那么湍流涌动——毕竟，我们比上一代人保守传统——可特立斯描绘的困扰和焦虑依旧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怎样调和过时的婚姻观念与对新鲜刺激的需求？我们怎样克服拉德克里夫·霍尔[1]口中的“欲望满足的无穷悲伤”？今天，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方法与过去有所不同：住在郊区的丈夫上网搜索色情作品，不安分的妻子和同事偷偷发邮件，可基本矛盾——清教传统和对性的迷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改变。
特立斯选择了这个巨大的题目，想必任何人听到，都会觉得他自不量力。他肩负着描写时代精神的重任。怎样才能既不单调、不过度简单化，又不花哨失实地完成这个任务呢？特立斯的回答是，通过人物。有意思的是，人物挖掘得越深，细节写得越具体、越翔实、越有特性，他就越能把握文化的宏观图景。通过对人物不停歇地精彩描写，他捕捉到了美国的整体风貌。休·海夫纳、朱迪斯·布拉洛、约翰·威廉森、黛安娜·韦伯、阿尔·戈尔茨坦，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交织在一起，比一百篇详细的摘要还能反映社会的变迁。这种不断挖掘个人生活，从而取得文化宏观事实的方法，就是本书的灵感来源。
《邻人之妻》常常被人误读。本书的情色主题会误导或干扰读者。可这本书并不色情，或者说，它确实有色情描写，可还有对考姆斯托克改革运动的长篇阐述，对最高法院审理淫秽案旁征博引的生动记录，还花闲笔描写了乌托邦社区的兴亡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遭受的审判和磨难；它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史书。在《邻人之妻》里，特立斯完美捕捉到了微妙的心理冲突、清教传统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以及诱人冒险的、崭新的自由形式。在个人经历的离奇细微之处，他触摸到宏大、模糊的文化趋势。休·海夫纳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喜爱，阿尔·戈尔茨坦的父亲对待服务员的态度，哈罗德·鲁宾的父亲参军时的照片，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关于自慰的日记，无不如此。特立斯将这些人物放在美国的土地上，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出最保守的本能与最野性的冲动怎样冲突。为了丈量道德观的变迁和真正的历史巨变，他把目光转向个人心灵的挣扎和泪水；为了观察性解放带来的狂欢、陶醉和毁灭，他望向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
本书末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章节，特立斯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突然间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句子：“这段时期，恶名昭著的研究、高曝光率，以及最近同意接受《纽约》杂志记者的深入采访……这些都对特立斯自1959年就开始的婚姻（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小女儿）产生了不利影响。”特立斯受到抨击，因为他在实地调查时与人通奸、过于沉浸、在按摩院的台子上接受非常深入的按摩等，但对这一体裁的选择回应了这些抨击。一个“我”是过于简化了。因为他既在那里也不在那里。他在按摩院接受服务，但他也在思索，与他在那儿接受服务并无二致：“这个女按摩师是谁？她有什么样的童年？其他的顾客对按摩师的工作有何感受？”屋子里总有这个作者，观察着注视着整间屋子，而这种微妙之处，我认为，很多对本书严厉批评的评论员和卫道士并没有把握住。特立斯把自己写成了书中一个角色；他用自己的经历来处理这个故事；他总是在写作。这种报道方式中的热忱不同寻常，但这仍旧是一种报道的方式。这本书是他的生活，是件严肃的事，不是当时一些批评者似乎认为的，为了一点儿婚外乐趣而寻找的廉价借口。如果那是他想要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必要花费九年时间、还写了一本近600页的书。
特立斯对故事、对人类多种多样的经历和其中所有瑰丽的、扭曲的细节有无与伦比的喜好。他对陌生人生活中的琐事细节投注关切，而大多数人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亲人都几乎没有如此。他对其他人有无穷无尽的兴趣，不管是声名显赫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满怀爱意地沉浸在他们的过去里——他们的母亲在他们年幼时对他们说过什么，他们儿时卧室的样子——这把特立斯和普通记者区别开来。对他来说，书付梓之时故事仍没有结束。他和很多提供资料的人保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联系，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仍旧关心，仍旧在收集信息，仍旧牵涉其中。这不是大多数记者居高临下的、功利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对象和朋友之间的界限既危险又有趣地模糊了。书中角色毫无例外允许特立斯使用他们的真名，这非比寻常，因为他们在谈论的是欺骗、性幻想和罕有的色情事件。但是特立斯获得了那种程度的信任，因为他投入的深度和强度，因为他盘问的精准性和人情味，因为他独特关注中的魅力，因为他真挚的友谊。
人们可能会问，对这么多线人如此激昂的投入，这么多亲密关系，难道不会让人精疲力竭吗？我们中大多数人应该会。但是，正是这位小说家的初心，这位作者对观察、描述这个混乱丰饶世界中所有壮丽复杂性的奇异和永不满足的热情，令这本才华横溢、落拓不羁的书从它的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性新闻写作中的经典之作。
凯蒂·洛菲[2]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