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元旦献词
1949年元旦，南京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与西柏坡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分别发表了“元旦公告”[1]和“新年献词”[2]。这两篇文章既表明了两个党派的政治立场，也清楚地预示了他们各自的前途。蒋介石的“元旦公告”实际上是一份求和声明，而毛泽东的“新年献词”题目却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
当时，虽然国民政府仍然控制着长江以南最富裕的地区，但以民心向背和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比[3]而言，中共却明显占据上风，并显示出朝气蓬勃的一面，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蒋介石所面临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当时美国方面已经准备抛弃南京政府，在国民党政权内部，桂系也在不断向蒋介石逼宫，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下，蒋介石被迫发表了这份求和声明。
1949年1月1日“公告”正式发表，在这份声明中，蒋介石要求只要能够保留中华民国政府的法统和军队，那么他个人下台也无所谓。这份“公告”无异于向毛泽东和共产党公开发出哀鸣，一方面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政府和谈的最低条件，另一方面则试图拟定“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据以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大纲。
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口号——将革命进行到底！显然，毛泽东代表中共所作的这份声明，立场是非常鲜明的，那就是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当时苏联方面也劝说中共接受划江而治，形成一个新的南北朝，但是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坚决，那就是决不接受什么划江而治，南京方面必须放弃其武装力量，双方才能够进行和谈。
从这两份针锋相对的“元旦公告”和“新年献词”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代表的是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的方向，而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则代表了一个腐朽的失去前途的政权，可以说这两大势力的命运在决战之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
元旦万象
1949年1月1日，这是万象更新的新年第一天，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展现的却是两种不一样的景象。
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蒋介石则抛出了“元旦公告”。给这两份元旦献词做背景的，则是国共两党所制区域不同的民生，以及在前线对峙的将士的不同风貌。
以中共控制下的东北为例。整个东北大地成为了欢乐的海洋，到处都是迎风飘扬的红色旗帜，到处都是欢天喜地过节的群众，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场景，城市的醒目建筑物上贴满了标语，村庄路口则堆满了物资。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受到民众的支持，正在挥军入关。
南京则是一片愁云惨淡、人心浮动的景象。军事物资和民间物资被大批量运往上海和广州等地。很快，国民党军队也将从南京撤退。虽然南京也在刻意营造一片节日的氛围，但所有人都在经受着煎熬：富人想的是转移，穷人则等待解放。这一天，很多人的命运，注定将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
在前沿阵地上，景象也截然不同。在解放军的阵地上，炊烟和肉香显示着节日的气氛。这一天，前线指战员每人得到“一斤猪肉、五包香烟”，另外还有文工团演员的慰劳演出。而百步开外的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几十万国民党军缺吃少穿，加之露宿野地、水沟边、土坎下，每天饿死、冻死、病死的多达几百人。双方士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1949年1月10日解放军攻占陈官庄，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结束。在此战役中中国民党军队55.5万余人被歼，人民解放军伤亡13.4万余人。而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手中的40万大军被东北、华北野战军围困在北平、天津、塘沽几座城市。面对解放军的优势兵力，傅作义在是战是和上饱受着煎熬，等着做出最后的决断。
这一天，各个社会层面的人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而社会名流们也都体验着极其复杂的心境。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南京写下了“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的日记，透露出浓厚的悲凉情绪。和胡适不一样，李济深体会到的则是新生和希望，他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无论如何，1949年的车轮轰然在时间长河里奔驰，它带来的是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听到了，国共两党和他们的军队听到了，全国四万万同胞也都听到了。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
1949年1月31日，一位神秘的客人来到了河北西柏坡村，他就是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米高扬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带着斯大林给他的特殊使命的，那就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有什么打算，怎么处理未来与苏联的关系。
当时代表中共方面与米高扬会谈的是毛泽东。米高扬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带着一双耳朵来的，也就是说他不发表任何意见，毛泽东所谈的一切，他都会如实地带到莫斯科汇报给斯大林。毛泽东跟米高扬整整谈了三天，首先向他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当时的中国民众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虽然中国当时还不能够直接建立像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实质上是一致的。
在最重要的未来两国关系方面，还存在着几个大问题，比如东北、蒙古和新疆问题。斯大林表示同意承认中国对于东北、新疆包括旅顺口的海军基地的主权，但在最棘手的蒙古问题上，毛泽东遇到了很大压力。毛泽东希望内外蒙古统一，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但是这一点遭到斯大林坚决反对，苏联不愿意中国将外蒙收入版图之内。
尽管在蒙古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通过米高扬的这次秘密访问，中苏两国的领导人还是达到了加深了解彼此的目的。中国方面当时就向米高扬提出，希望苏联能够援助中国4亿美元的贷款，米高扬当时答应的是3亿美元。尽管现在看来，3亿美元并不算多，但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已经非常可观了。
这次秘密访谈之所以能够成行，是有坚实的基础的。对于苏联来说，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了，这对已经陷入跟美国冷战的苏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能够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阵营中的一个成员，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苏分歧
1949年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是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当时国共内战已近尾声，中共面对的是“划江而治”这一罔顾中国现实的无理要求。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和苏联，都想要削弱甚至是剥夺中共到手的胜利果实。
司徒雷登走了，带着失败和遗憾；而米高扬是带着特殊使命来的。1948年5月，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位专家和中共展开会谈，但迫于当时时局，一直没有成行。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可以说是必然。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一块毛料，但是没有给米高扬任何自主决定权。米高扬在西柏坡前后逗留了一周的时间，但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
这次密访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在关键的对中援助一事上，米高扬一度不置可否，随后答应了“3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劝说中共“立即停止内战，实行南北分治”。这一分歧让双方有点不欢而散。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先生回忆，1949年的2月1日及之后的两天时间里，几乎全是毛泽东一个人在侃侃而谈，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尽管米高扬不习惯毛泽东这种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的谈话方式，但对于中国和中共的基本状况总算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米高扬这次秘密来访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试探中共对于蒙古和东北这两个敏感的问题的态度。毛泽东也就此知道了斯大林的底线，表示不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4]
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月31日，北平获得了和平解放，此事意义非凡。北平是文化古都，拥有很多珍贵的文化古迹。当时解放军已经重兵包围了北平，但是中共方面还是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不打仗就能解放北平，当然是既符合北平人民利益，也符合未来新中国利益的。
当时国民党方面唯一能够决定这件事的是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上将。傅作义也认识到，虽然他在北平城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但是真的跟解放军决战的话，他实际上是没有把握的。此外他也知道民心的向背，北平民众都是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再加上北平还有大量古迹，他也不想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
当时中共还有三千多名地下党员密布在北平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她对北平和平解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方面还向傅作义保证，如果和平解放的话，他麾下的两个军可以改编成解放军，他本人也不会作为战犯受到追究，而且他的家庭财产全部能够得以保全。
最后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解放，大开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
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于全中国尤其是当时还处于国统区的民众来说，它的影响和震撼是非常大的。而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则非常沮丧，因为北平作为多朝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共一旦控制了北平，也就意味着整个华北，甚至长江以北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了。
北平和平协议的签订
1948年年底对于傅作义将军来说，是非常难过的。是战是降，让他备受煎熬。当时的北平暗流涌动，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积极活动。对于中共来说，虽然打下北平指日可待，但如果能够付出最小代价，让人民不受战争影响欢度春节，让北平这座历史名城不受战争破坏，显然是最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1948年12月23日，两条新闻在北平的街头巷尾迅速流传开来。一条新闻是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傅作义的第35军全军覆灭；另一条新闻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的《约法八章》，地下党在一夜之间将其贴满了北平的大街小巷。一时间北平人心惶惶，求和之声也大涨。
不过最终促使傅作义和平解放的是另外两件事。
12月25日新华社广播电台宣布，以蒋介石为首的43人为头等战犯，傅作义赫然名列其中。这让傅作义意识到，稍有不慎自己就有可能成为民族罪人。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克重兵屯守的天津。这对傅作义的打击之大，使其精神几乎崩溃。要知道，天津是傅作义的王牌，也是他的底牌。傅作义是把天津作为“尚能一战”的筹码的，随着天津的失陷，傅作义的心理防线也随之瓦解。
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完成从“战犯”到“功臣”的救赎，启动和平解放，他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和平解决初步协议》上签字。解放军随之响应傅作义的请求，派人先进城共同草拟和平条款。1949年4月1日，世界和平大会组委会在巴黎和布拉格的会场上宣读了北平的和平通电，正式向外界通报了这一历史进程。
此后，中共领导人进入北平。1949年3月25日，在北平的西郊机场，毛泽东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场面壮阔宏大，36门火炮齐鸣，向空中发射了144发炮弹，以庆祝北平的和平解放。傅作义先生也出现在了欢迎的人群中，“毛泽东主动上前，紧紧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比较重要的握手，一次发生在井冈山会师，那是毛朱握手；一次发生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是毛傅握手。这两次握手都因其重要意义，而被载入了史册。
1949年10月19日，傅作义被新中国任命为水利部部长。195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傅作义一级解放勋章。
毛泽东进京“赶考”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准备迁往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从西柏坡出发，结束了在农村和山区打了多年游击战的日子，正式进入古都北平。在此之前，毛泽东跟周恩来聊天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次到北平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希望我们能考试及格，毛泽东说一定要及格，因为我们不是李自成。这说明毛泽东他们对掌握政权之后应该如何是非常清醒的。
毛泽东一行途中要经过保定，保定地方的党政和民众准备开一个盛大的庆祝会迎接他们，但是毛泽东坚决拒绝了。进入北平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先是住在香山，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城内还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希望毛泽东迁居中南海，开始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后来政治局开会通过了这个决议，毛泽东才少数服从多数，服从了这个决议，从香山搬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他去世。
进城之后毛泽东非常注意跟民主党派合作，他说没有这些民主党派的帮助，全国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由此可以看到，中共在成为执政党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头脑都高度清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作风都是非常简朴的。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
在正式进入北平之前，毛泽东是一直住在双清别墅的。1949年6月中共领导人进城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白天去中南海办公，晚上还是返回双清别墅休息。
1917年熊希龄在香山修建了一座私人别墅，之所以取名“双清”，是因为这里有两股清清的泉水，乾隆皇帝曾在泉边的石崖上题有“双清”。当时里面的泉水还很大，碗大的两股，呼呼往外直涌。后来这两股泉水逐渐干涸了，院子里只剩下一汪绿绿的水池，倒映着院中的六角凉亭。
双清别墅规模不小，有一个宽敞的大院子，房间数也不少，都是一排排坐北朝南的平房，从西头起，分别是卫生间、卧室、办公室，中间的正厅作接待客人用，能容纳几十人。从正厅再往东走，又有办公室和会客厅，接着是小餐厅。一个走廊连接小餐厅和厨房。这排房子中，除了毛泽东使用的房间外，还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储藏室和小厨房。
在双清别墅期间，毛泽东的用餐都是工作人员送来的。为此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一个竹篮，毛泽东的饭菜就盛放在里面。几十年后，双清别墅被改为纪念馆，这个竹篮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它的照片陈列在纪念馆的墙上，以供后人观赏。
关于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的生活，可参见舒云的《从西柏坡到中南海》一文。在文章里面，舒云写道：
“毛泽东仔细望了望写有‘双清别墅’的大门，然后走进去。院子很大，夜色下，一个古色古香的六角凉亭，还有不少松柏自由自在地站在院子里。更令毛泽东兴奋的是院子里有一个人工砌的大池塘，月光下闪着点点鳞光，一下子就生动了整个院子，连房子也生动起来。院子深处还有一个亭子，中午毛泽东常常在那里休息。泉水从亭子后面顺亭子流过来，给人以极其清凉的感觉。‘这个院子不错呀，比我们在西柏坡的院子还大还漂亮。’毛泽东由衷地赞叹道。”
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的时候，条件可比在延安的时候好多了。在延安，毛泽东住的也是窑洞，虽然有围墙，但不到一人高，给警卫提出了很大的难题。西柏坡的房子不仅有围墙，院子还很大，毛泽东、周恩来可以住在一起，方便了警戒。
注定失败的和谈
1949年春节过后，中国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国统区，蒋介石迫于国际和国内形势，于1月21日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他自己则退隐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桂系的代表人物，人称“李白”，桂系是当时中国地方势力当中最大的一个派系，拥有大批能征善战的军队，现在又有李宗仁做副总统。当时他们雄心勃勃，想抛开蒋介石划江而治，即长江以南由桂系统治，长江以北可以由中共统治，这个意图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持。
但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就做了周密布置，实际上所有大权仍然掌握在他手中。他首先下令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总司令部，任命其得意门生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任命自己的忠实门徒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自己留学日本的老同学、政治盟友张群主政西南，出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控制川康滇黔四省。此时桂系兵力虽有50万，但汤恩伯已全面控制了京沪杭地区的防守，汤恩伯部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于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指挥权。1月30日，蒋介石又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圆券换得的黄金、白银和外汇（3.7亿多美元）运往台湾，将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攫取一空；接着把海空军实力中心和大量军火也移往台湾。从这些军事和人事部署来看，蒋介石下野后的全部战略可以概括为：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这些部署对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的致命打击。
于是，李宗仁把希望都寄托在与中共谈判上，他代行总统职权之后，马上向北平方面表示，南京政府愿与北平谈判。中共方面本来是不想和谈的，因为以当时的军队实力而言，共产党完全可以直接打过长江去，但是当时主要考虑到民众们的和平愿望，而且蒋介石名义上也已经下野了，所以中共方面也同意了南京政府的要求。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了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谈判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周恩来很明确地提出，有两点是中共一定要坚持的：第一是必须改编国军；第二中共一定要过江，到南京接收南京国民政府。经过十五天的谈判，张治中代表团最终接受了这些条件。
但是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文本被李宗仁拒绝了，在他看来，这个和平协定无异于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一种处置。而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后则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于是和谈破裂，4月20日，中共方面下达了命令，解放军要横渡长江，准备用武力来解放全中国。
虽然国民党方面的有识之士，像张治中等人，都为这次和平谈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实不管是李宗仁还是蒋介石，他们其实并不希望也不相信能够通过和平谈判来挽救国民党政权，谈判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国共谈判
在国共北平谈判中，“长江”依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中共认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而国民党则利用《中央日报》，撰文鼓吹说：历史上的南北朝多以淮河为国界。如果让敌人渡过长江，而又不能在江南给予重大的打击，只能退守岭南。就历史上的先例来看，退守岭南已失立国规模，只能苟延时日，不足言复兴。
这充分暴露出了国民党对谈判缺乏诚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都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这才是谈判注定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这次谈判之前，国共两党还举行过几次很重要的谈判。
第一次是1923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从大局出发，与国民党举行政治谈判，以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孙中山提出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则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次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北伐革命的进程，使中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便以“清党”为名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多起惨案。十年内战随之爆发。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开启了第二次国共谈判。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的存亡在一息之间。在国民党左派的斡旋之下，“西安事变”通过谈判得到了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的第二次合作。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是为第三次谈判。但此次谈判分歧较大，中共方面意图和平建国，但国民党却决意以武力来解决问题。国民党借谈判为幌子，秘密进行军事部署，等到准备妥当，悍然发动了内战。当时国民党有正规军队430万，是共产党军队的3倍，兼有收缴的日军战略物资和美国提供的美式装备，比共产党军队的“小米加步枪”精良得多。然而仅仅过了两年时间，双方力量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应了民间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不得不向共产党屈“尊”求和，进行了第四次谈判。
解放军冲进南京总统府
1949年4月20日，国共双方和谈失败，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就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早已整装待发的百万大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把敌人吹嘘的长江“立体防线”打得七零八落。4月23日，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了南京，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的门楼上。
“4月23日凌晨，南京长江路292号。总统府三扇大铁门紧闭，前院空空荡荡，早已是人去楼空。整个总统府，从前到后，到处飘洒着纸张文件、废弃报纸什物。
“管玉泉率部抵达总统府后，发现总统府大门虽然紧闭着，但只是用插销插着，并没有上锁。当部队到大门口时，里面立即就有了反应，很快出来了两三个人，很配合地将大门插销拔除。6名战士用力推开了沉重的镂花大铁门，大队人马立即涌入，抢占有利地形，控制了整个总统府大院。我军进入院内的部队未遭到残敌顽抗，战士们只当场俘虏了十多名未佩枪械的卫兵。”
南京的解放正式宣告了中华民国的倾覆，一时间全国震动，国统区的军心和民心都发生了重要转变。离南京不远的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即使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仍然保持着一种畸形的繁荣，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官僚，也有大量的洋人。
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下令把江南一带的国军部队全部集中到上海，企图保卫大上海，只是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早已军心动摇民心丧尽。负责进攻上海的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经过周密的部署和激烈的战斗，上海也在5月27日正式宣告解放。至此，中国最重要的三座城市——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文化古都北平以及经济中心上海已经全部解放。
不久，蒋介石在他的故乡溪口发表了一个悲痛的文告，宣布他要以在野之身带领中华民国的“全国”军民反抗共产党的“暴政”云云。实际上他早已经做好了逃离溪口的准备，不过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前往西南部署与中共的最后对抗。
战上海
时任中国人民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27军军长的聂凤智，率领所部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它的解放，其影响不亚于北平和南京的解放。此时的上海囤积了国民党的重兵，蒋介石仍想负隅顽抗。要想解放上海，困难重重。
守城的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将士都收到了“死守”的命令。第27军遭到了对方猛烈的炮火拦截，伤亡比较大。这个时候，一道难题摆在了指挥官聂凤智的面前。只能用重型武器压制对方的火力，才能尽快解放上海，减少队伍的伤亡。可用重型武器的话，稍有偏差，就有可能让无数平民丧身战火之中。这是聂凤智不愿看到的，也是总指挥部的命令。
数次进攻受阻，目睹战友的牺牲，有的战士已将榴弹炮营拉上前沿，几十门火炮都对准了上海。只要一声令下，对方的火力点就会哑然。战士们情绪激动，纷纷请求聂凤智开炮和用炸药。
但是聂凤智考虑得更多。看着自己的士兵成片倒在桥上河水中，他的心在滴血。可是他不能下这个命令。只要有一炮打响，就会万炮齐鸣。到时上海有可能被炮火夷为平地，无数无辜的平民会炸成齑粉。
用不用炮，一字之间，也是一念之间。聂凤智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水，汗水湿透了衣衫。最后聂凤智终于做出了决定：炮弹一颗也不准打。这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历史将铭记这一刻的决定。
经过紧张的协商，前线指挥部做出决定：天黑后主力在西郊涉水过河，绕到敌人背后进行攻击。虽然此举会增加更多的伤亡，但将领们都体会到了聂凤智的良苦用心，全力支持指挥部的决定。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解放军利用两只小船架起一座船桥，飞快地冲到了对岸，一举打乱了对方的防守阵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党原计划坚守6个月的“大上海保卫战”，其豪言壮语仅仅维持了16天。更让世界吃惊的是，上海似乎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仍然保留了它十里洋场的繁荣。
“上海战役中，国民党军共被歼15.3万人。解放军官兵负伤2.3万余人。有7612名官兵和72名支前民工，以及100名上海地方各界革命志士牺牲。”
筹备建立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不过按照原来的方案是打算于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共领袖从西柏坡到达北平之后就开始了新中国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汇报了关于建国的工作。斯大林提议说，你们还是要尽快建立新政权，以防外国势力的干预。
刘少奇把斯大林的意见带回了北京，毛泽东他们经过讨论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把时间从原定的1950年1月1日改到1949年10月1日，这样就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展开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1949年9月21日到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建国方案，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另外选举了6位副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大会规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
当时曾经考虑定名为“中华民主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但是考虑到海内外民众对于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还有一定的感情，而且当时来自美洲的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提出了一个强烈的反对意见，他说中华民国与人民有什么关系呢？它既不民主，也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后来政治协商会议接受了司徒美堂的建议，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自此，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饱受压迫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征集国旗设计方案
1949年建国前夕，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1949年6月15日，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设计方案。一时间，各大媒体纷纷刊播《征稿启事》，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引发了强烈关注。一个月的时间内，征集办公室便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参赛作品，计有2992幅国旗图案。
在毛泽东主持讨论国旗式样的座谈会上，大家都被一幅编号为“32”的国旗图案吸引住了。其图左上方缀有五颗五角星，一大四小，小星环绕在大星右侧，每颗小星都有一个尖角指向大五角星的中心点，在大五角星的中央还绘有镰刀和斧头的图案。
著名文学家田汉发现了这幅珍品。艺术家的直觉促使他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如果去掉上面的镰刀斧头，效果可能会更好。
毛泽东看到图稿，眼睛也为之一亮：“这张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
座谈会上，大家终于一致认可了这件作品。但是，一些人对四颗小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假如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吗？”毛泽东思路异常敏捷，马上接口说，那就把说明改一下，不说四颗小星代表的是四个阶级，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
在最后表决国旗图案时，这件作品获得了一致通过，全场也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蒋介石南逃
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分别占领南京和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利用他所控制的大权，为逃往台湾做了很多周密准备。虽然他当时仍然留在浙江溪口，但却下令国民政府有关方面，一是将从北平故宫博物馆运出的大批文物珍品共23万多件运往台湾；二是从上海把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所储备的大量黄金、银元以及美金大约价值5亿美元也运到台湾；此外还有大批机器设备和各种物资，以及各地的国民政府军队和技术人才共200万人左右，通过海运方式陆续撤退到台湾。
1946年蒋介石第一次到台湾，曾在台湾各地巡视了一周，他非常感慨地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块净土，他当时还想把台湾作为推行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份，因为经过日本人的多年经营，它的工农业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料到，短短几年之后，他就会被中共赶到台湾。
南京和上海解放之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逃往台湾，而是转移到重庆，企图凭借蜀道天险，组织所谓的“川西决战”，但解放军二野和18兵团分别从湘西、鄂西、陕南秦岭，数箭齐发，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川东防线，并迅速兵临重庆城下。11月30日，蒋介石逃到成都凤凰山机场，住进了北校场国民党中央军校内。不久成都也受到威胁，蒋介石只好乘飞机逃往台湾。
在蒋介石到达台湾之前，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宣布在整个台湾地区实行戒严，这个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完全取消。此后38年间，台湾民众不允许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不准罢工罢课，不准携带枪支弹药，民众上街都要带着身份证，以便军警随时搜查。
那时候国共两党的斗争可以说大局已定，国民党失去了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控制权，蒋介石当然不会死心，他想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反共复国”的基地，所以要依靠戒严令施行高压统治。当时台湾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一共有7个特务系统，国民政府在戒严令的名义之下大肆杀人，一共处决了大约四千多名所谓的共谍、匪谍，上万人被判刑，大概有20万政治受难者。
这长达38年的戒严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对后来台湾政坛的斗争以及台湾民众的心理都造成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蒋介石秘密奔赴台湾
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此时，伴随着北平、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蒋介石已经知道大势已去。午饭后，蒋介石正要休息，蒋经国手持一封电报来见。原来解放军已向成都逼近。当晚，蒋介石决定立刻离开成都，赶赴台湾，并亲自签发了手谕：“命令政府迁至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此令。中正。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蒋介石的迁台手令一下，成都顿时乱成了一锅粥，达官显贵们为了顺利逃离大陆，都涌向成都城北的凤凰山机场和城南的新津机场，机场的候机室、走廊，甚至厕所、停机坪上，到处都坐满了人。一架飞机刚降落，立刻就有成百人涌上去挤占座位，场面一度失控。
蒋经国与顾祝同、张耀明等人商议，为了安定人心，决定把蒋介石的两架座机“中美”号和“美龄”号，分别停放在新津机场和凤凰山机场。很多人看到蒋介石的座机还在，也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顾祝同又密令飞行人员一律不得离机，准备随时起飞。当时天寒地冻，为了便于飞机随时起飞，他们就用炭火在机身机翼下烘烤，以保持适宜的温度。
为了确保蒋介石安全离开成都，国民党在成都进行了极为周密的筹划。当时，蒋介石使用障眼法，几次往返成都与重庆之间，用的都是凤凰山机场。人们一般认为，蒋介石肯定会从凤凰山机场起飞。而位于成都以南三十多公里的新津机场，由于距离城区较远，路上容易出现意外，故蒋介石平常不在那里起降。12月初，胡宗南的20万大军已经集结在新津机场一线。因此，蒋经国与侍从室人员决定，蒋介石由新津机场起飞。
蒋介石之所以离蓉要这么谨慎，是因为12月9日，刘文辉已经会同邓锡侯、潘文华，联名通电起义。其实早在8月，刘文辉已经做好了起义准备，并得到了周恩来关于起义的确切指令。蒋介石为了防止刘文辉的起义部队，不仅在12月初调动了10辆坦克和装甲车停放在军校的操场上，还调集了6个团的精锐部队，专门对付刘文辉的部队。
中共地下党此时已经得到蒋介石的撤退路线，但胡宗南的部队已经集结在沿线，坦克装甲车也已荷枪实弹，刘文辉的一个团两千多人在武侯祠一线实施狙击，却被胡宗南部的精锐部队击退。
13日夜11时左右时分，蒋介石、蒋经国、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一行人，冲过刘文辉部和中共地下党的拦截，顺利来到新津机场。随着“中美”号专机的引擎发动声，蒋介石向护送他的部下挥手致意。在舱门口，与胡宗南相约“台湾见”。
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别离成都，仓皇离去。自此以后，直至1975年4月5日他在台北病逝，就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
两场海岛争夺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沿海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解放军连续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4月打了两场大仗，那就是金门战役和海南战役。金门战役是解放战争当中解放军唯一一次全军覆没的惨败，而海南战役则打了一个漂亮的登陆战。
当时担负解放福建任务的是第三野战军的十兵团，兵团在叶飞将军的指挥下一路打下了福州、平潭、漳州和厦门，最后决定要一鼓作气解放金门。但是由于当时过于轻敌，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10月24日晚，解放军三个团乘坐民船渡过了厦金海峡，登陆金门，没想到当时蒋介石已经派去了国民党的名将胡琏，以两个军的兵力加强了金门防守，并且拥有海军和空军的优势。结果解放军的三个团登陆之后，苦战了三天，最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九千多名官兵有六千多名英勇牺牲，三千多人被俘并解送到台湾。
金门之战使当时风雨飘摇的台湾士气大振，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觉得不仅金门从此被国民党牢牢控制住了，而且台湾的安全也有了保障。
金门失利之后，解放军也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在对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进军的时候就做好了周全的部署。四野前委特别改装了两千六百多艘民船，小船上都加了马达，军队为此次战斗做了充分准备。等到1950年4月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时候，才打响登陆战，以木帆船跨越琼州海峡，半个月内就解放了海南岛，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又一个奇迹。
金门战役的两个“功臣”
金门战役中解放军损失惨重，战备不足是首要原因。以三个团的兵力攻打两个军驻守的金门，加上国民党拥有海军和空军的优势，才导致了这场战争的失利。
在金门战役中，国民党之所以获胜，还要感谢两个“功臣”：其一是名将胡琏，其二是日本人根本博。
胡琏，字伯玉，陕西华县人，18岁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罗瑞卿、陈庚是同期同学，也是后来内战中兵戎相见的对手。他从少尉排长做起，历经北伐、中原会战、江西围剿、抗战等众多战役，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受到多次嘉奖，37岁就被任命为18军中将军长。内战爆发后，胡琏率全部美造卡宾枪之三万余众，成为可与解放军抗衡的劲敌。
毛泽东写给前线部队的某封亲笔信中称：“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实力，待机取胜。”这封信未必信实。但胡琏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当得起“虎性”和“狐性”的评价。
1949年10月25日凌晨，胡琏率领所部抗击解放军，取得大捷。“金门战役”从此被台湾当局誉为“中华民国转危为安”的转折点，对胡琏也多有美誉，评价甚高。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方面认为金门战役的另外一个“功臣”，是当年日军中将根本博。他为报答蒋介石的“以德报怨之恩”，偷渡赴台助战，为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出谋划策。
“1945年日本投降时，根本博担任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在北平向国民党军投降。当时华北日军与日侨有80万人，在一年内遣送回国，大部分日军官兵未以战犯论罪，让根本博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德报怨’十分感谢。”
1949年，国民党军在内战中大败收场，仓皇退守台湾，蒋介石写信邀请根本博前来“帮助中国”。由于当时日本在美军的管制下，出境管制非常严格，根本博与6名部属偷渡才到台湾，担任汤恩伯的顾问一职。他还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林保源。
金门战役获胜后，蒋介石欣慰之余，赠给根本博一只景德镇官窑烧制的花瓶，以示感谢。这批花瓶是1947年国民政府为庆贺英国伊丽莎白公主（即后来的女王）大婚而订做，共6只。蒋介石自己留下一对，将其中之一送根本博，可见对他的感激。
根本博在1952年回到日本，1966年病故，当时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国民党军政高层，都曾致赠花圈吊唁。
注释
[1]即《三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49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为了拖延时间，便以退为进，发表了题为《三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的求和声明。
[2]即《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
[3]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万人发展壮大至400万人，国民党军队则减至220万人，正规军只有一百多万。
[4]引自《档案解密：新中国外交十年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