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回伦敦。他在布莱克斯特伯尔度假的两个月当中，诺拉频频来信。信都写得很长，笔触有力、大方。信中她以风趣、幽默的笔调描述日常琐事、女房东的家庭纠纷、妙趣横生的笑料、排练节目时滑稽好笑的烦恼──她正在伦敦某家剧院的一个重要剧目里当配角──以及她跟小说出版商之间的种种奇遇。菲利普读书、游泳、打网球、航海。十月初，他又在伦敦住了下来准备参加第二轮联试。他急于要通过这次考试，这样他就可以结束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此后，学生就可以在门诊部实习，除了跟书本打交道外，还得接触各色各样的男女病人。菲利普每天都去看望诺拉。
这个夏天劳森一直在普尔，他在港口、海滨都作了许多写生画。他受委托画了两三幅肖像画。他打算待在伦敦，直到光线不好，没法画下去时再走。海沃德也在伦教，他意欲到国外过冬，不过由于下不了决心，所以逗留了一周又一周。海沃德这两三年来发福了──菲利普第一次在海德堡见到他迄今已有五年──他过早地秃顶了。他对这一点很敏感，所以特地留长发掩盖住头顶那块不雅观的地方。但他的眉毛现在很俊俏，这是他唯一的安慰。他的蓝眼睛已经黯然失色，无精打采地低垂着，那张嘴失去了青春的丰满，显得苍白无力。尽管他仍然含含糊糊地谈论着将来的打算，可已经逐渐缺乏说服力了。他也意识到他的朋友们不再相信他，两三杯威士忌一下肚，就流露出悲哀、伤感的情绪。
“我是个失败者，”他嘟哝着，“我适应不了人生斗争的残忍，我所能够做的是靠边站，让那些庸俗之辈蜂拥而过，去追名逐利。”
他给人的印象是：失败比成功更加微妙、更加高雅。他暗示他的冷漠是由于厌倦了一切平庸、低下的东西。他大谈特谈柏拉图。
“我以为你现在不再研究柏拉图了呢。”菲利普不耐烦地说。
“是吗？”他扬了扬眉毛问道。
他并不想继续谈这一话题。近来，他发现沉默对于保持尊严很有效。
“我真不明白，老是读同样的东西有什么用。”菲利普说，“那是变相的懒惰。”
“你认为你有那么好的脑子，仅仅读一遍就能理解这个最渊博的作家的作品吗？”
“我不想理解，我不是一个评论家。我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才对他感兴趣的。”
“那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部分是为了消遣，部分也是为了了解我自己。读书是我的一种习惯，不看书就好像不抽烟那么难受。我读书，似乎只用眼睛，不用脑子，但偶尔遇到某一段，也许只是一个词，它对我有所启发，我就把它吸收了。既然我已经从这本书上得到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了，再读十几遍也不会获得更多的东西。你看，一个人就好像是一朵没有开放的花蕾，你所读的以及你所做的对它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可是有些东西对它却有特殊的意义，它们能打开花蕾的一片花瓣，花瓣一瓣瓣地开放，终于开成了一朵花。”
菲利普对自己的比喻并不满意，但他不知道除此之外该如何表达一件他虽然感觉到了，但又尚未弄清的事。
“你想干一番事业，还想出人头地。”海沃德耸了耸肩膀说，“这多么庸俗。”
菲利普到现在已经很了解海沃德了。他既软弱又虚荣。他虚荣心太强了，你得时时留心，以免伤害他的感情。他混淆了懒惰和理想主义，分不清这两者。有一天海沃德在劳森的画室遇到一名记者，这个记者被他的滔滔不绝的谈话迷住了。一个星期后，一家报纸的编辑写信来，建议海沃德写一篇评论。海沃德整整四十八个小时坐立不安，拿不定主意。长期以来，他一直说要从事这类职业，因此，不好意思断然拒绝。可是一想到要具体地做点事，他又感到恐慌。最后他还是谢绝这一请求，这才松了一口气。
“干这种事会影响我的工作。”他告诉菲利普说。
“什么工作？”菲利普粗声粗气地问道。
“我的精神生活。”他回答说。
接着，他又继续谈起日内瓦教授埃米尔的逸事。这位教授没有取得与他的才华相匹配的成就，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才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他的详尽而绝妙的日记。它记录着他失败的原因和对自己的辩解。海沃德莫名其妙地微笑着。
海沃德尚能兴致勃勃地谈论书籍。他情趣高雅，目光敏锐，一直对幻想感兴趣，这使他成了一名风趣的伙伴。幻想对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从来不曾对他有过什么影响。他只不过把它们当成拍卖店里的瓷器，兴致勃勃地玩味着这些瓷器的造型和釉彩，心里掂量着它们的价值，然后又把它们放回盒子里，再也不去想它们了。
但正是海沃德获得了重大的发现。一天晚上，在做了一定的准备之后，他把劳森和菲利普带到比克街的一家酒馆。这家馆子不仅本身的店面不一般，它的历史也不平凡──它保留着18世纪那些能够激起浪漫想象和荣耀事迹的回忆──而且，它的鼻烟也是伦敦最闻名的。同时，这里的混合饮料尤其享有盛誉。海沃德领他们进入一间又长又大的房间，房间里色调暗淡，气派非同一般，墙上挂着大幅大幅的裸体女人画：它们是海登派的巨幅寓言画。屋里的烟味、煤气味和伦敦的气氛使它们更富有风采，看起来仿佛是古代画家的真迹。深色的镶板，粗大的、失去光泽的烫金檐口，桃花心木的餐桌，这一切使房间显得豪华而舒适。沿墙排列的皮椅，既柔软又舒适。大门对面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只公羊头，里头盛有驰名的鼻烟。他们要来了混合饮料，开怀畅饮。这是一种掺有朗姆酒的热的混合饮料，其妙处真是难以用文字来表达。要描述它光靠朴实无华的词汇和有限的形容词是远远不能做到的。而华丽绝顶的辞藻，珠光宝气的外来语只能唤起人们激动不已的想象力。这种饮料能使人热血沸腾，头脑清醒，心旷神怡。它可以立即使人情趣横溢，同时也能领略别人的妙语。它有着音乐的捉摸不定，又有着数学的精确严密。只有其中的一种特性可以同其他东西相比：它有着一种好心肠的温暖，而它的滋味、气味以及给人的感受，都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如果查尔斯·兰姆[1]愿意的话，以他无穷的智慧，完全可以描绘出他那个时代的动人的生活图景的；要是拜伦勋爵在《唐璜》的一节诗里来描述这件难以描绘的事，完全可以取得非凡的效果；如果奥斯卡·王尔德在拜占庭的织锦上堆饰伊斯法罕[2]珠宝的话，也许会创造出扰人心思的美好事物来。想到这儿，眼前不觉闪现出埃拉加巴卢斯[3]的盛宴，令人头晕目眩。德彪西[4]的微妙的和声与旧衣柜中散发出的霉味和芳香──衣柜里装的尽是不知哪一代人的旧衣裳、皱领、长袜和紧身上衣，与山谷里的百合花的清香和切达奶酪的香味混杂在一起。
海沃德之所以会发现出售这种名贵饮料的酒馆是由于在街上遇到一位名叫麦卡利斯特的人。此人是他过去在剑桥的同学。他既是股票经纪人，又是哲学家。他习惯于每周光顾一次这家酒馆，不久，菲利普、劳森和海沃德也养成了每逢星期二晚上都在那儿聚会的习惯。社会风俗的改变使这家酒馆不如从前那么门庭若市了，这倒有利于喜欢在这儿聊天的人。麦卡利斯特这个人骨骼粗，显得过于矮胖，宽阔的脸胖墩墩的，说起话来，声音柔和。他是康德的学生，一切问题都从纯理性的观点出发。他喜欢阐述他所信奉的学说。菲利普听得津津有味。菲利普早就认为形而上学比什么东西都有趣。不过，形而上学在实际生活中是否有用，他并不太清楚。他在布莱克斯特伯尔苦思冥想而得出的一套完整的小小的思想体系，在他迷恋米尔德里德的期间，并不曾有过明显的效用。他不能肯定理性对于指导生活有多大的帮助。在他看来，生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经受到强有力的情感支配，无能为力，好像被绳子拴在地上似的，无法挣脱。这情景迄今还历历在目。他从书本上看到许多明智的东西，可是只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来加以判断（他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是这样）。他采取一个行动，从不去权衡它的利弊，也不去考虑其利害得失。他好像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驱使着。他行动起来不是三心二意的，而是全力以赴。那种左右着他的力量似乎与理性毫无关系。理性的全部作用，只不过是向他指出要达到他心里想达到的目标所必须采取的途径而已。
麦卡利斯特提醒他注意“无上命令”[5]的论点：
“你应该这样行动，使你的每个行为都能成为一切人的行为的普遍准则。”
“依我看，这纯属无稽之谈。”菲利普说。
“你敢对伊曼纽尔·康德的理论发表这样的意见，太狂妄了。”麦卡利斯特反驳道。
“这有什么？崇拜某人说的话是愚蠢的：当今世界上盲目崇拜的现象简直屡见不鲜。康德之所以思考问题，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是康德罢了。”
“那么，你对‘无上命令’有什么不同看法？”
（他们争论着，好像帝国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似的。）
“它表明一个人可以凭意志力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它还指出理性是最可靠的向导，为什么它的旨意就一定比情欲的旨意强呢？它们并不是一回事，仅此而已。”
“你好像心甘情愿地充当自己情欲的奴隶。”
“是它的奴隶，因为我无能为力，但不是心甘情愿的。”菲利普笑着说。
他一边说着，一边想起驱使他去追逐米尔德里德的狂热劲儿。他记得自己如何恼怒，又如何感到这种情欲的堕落。
“谢天谢地，我现在已经完全解脱了。”他想。
然而，即使他这么说了，他仍不敢肯定自己说的是真心话。他受到情欲的驱使时，总感到有一种不寻常的活力，脑子特别活跃。他会变得更加生气勃勃，不仅有全身的兴奋，而且有心灵的激情，这一切使现在的生活显得枯燥无味。尽管他已忍受了一切痛苦，他却从那种意义上的充满激情、势不可当的生活中得到补偿。
菲利普的令人遗憾的议论，使他卷入了一场关于意志的自由的讨论。麦卡利斯特凭借丰富的记忆力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论点。他酷爱玩弄辩术，逼得菲利普自相矛盾。他将菲利普逼入窘境，使他不得不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让步。他运用逻辑来挑他的毛病，引经据典，驳得他体无完肤。
菲利普最后说：“好了，对别人的事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在我脑子里自由意志的幻想太强烈了，我无法逃脱。可是我相信这只是幻想罢了。然而，这种幻想恰恰是我的行为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在行动之前我觉得自己有选择权，这支配了我所做的事；可是后来事情做过后，我相信那样做是永远无法避免的。”
“你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海沃德问道。
“噢，即后悔是徒劳的。牛奶打翻了，哭也没用，因为宇宙之间的一切力量都一心要把它打翻嘛！”
注释
[1]查尔斯·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文艺批评家。
[2]伊斯法罕，伊朗城市。
[3]埃拉加巴卢斯（204-222），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为公元218-222年。
[4]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
[5]“无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来的（无上命令是良心至上的道德观），又译作“绝对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