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处世哲学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只要他觉得你是值得交的朋友，就会对你关爱有加。但是如果你爱搞小动作，阴倒搞，那么，对不起，四川人也不是好欺负的。四川人对人、对事都自然洒脱，决不拖泥带水，这就是“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
1.“袍哥”式的四川人
要说讲义气，人们很自然就想到了山东人和山西人。无论是梁山水浒好汉式的山东人，还是关二哥式的山西人，都是讲义气的典范。其实说到讲义气，四川人也是丝毫不逊色的。
四川人讲“义”！义是什么？大儒孔子、孟子早已解释得清楚。义的基本含义：一是忠于朋友，同生死、共患难，一诺千金；二是行侠仗义，扶危救难。近代四川有一种叫袍哥会的民间帮会团体，是哥老会的一种组织形式，了解四川的近代社会必先了解袍哥会。“袍哥”信服的是义字当头的红脸关公。
袍哥是四川土话，俗名“购皮”，也叫“海光棍”。“袍哥”二字的来源，据袍哥们自己说是根据《三国演义》来的——美髯翁关羽为了保护两位嫂嫂被逼投降后，一心想收服关羽的曹操经常赐给金玉珠帛，但关二爷概不接收，一次曹操将日行千里的赤兔马赠给了关羽，关公大喜，说有此良马不日将与兄长刘备相会，于是曹操闷闷不乐，后来曹操见关羽穿了自己赐的锦袍却在外面罩了件旧袍，便问其原因，关羽答道：“旧袍是我大哥刘玄德所赐，如今受了丞相的新袍，却不敢忘却大哥的旧袍。”四川袍哥对武圣人关羽这种义薄云天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以此为名。袍哥兄弟处处以关羽作行为楷模，他们常挂在嘴头的一口话是：“袍哥人家，义字当先，决不拉稀摆带。”
袍哥的影响范围很广，袍哥的成员遍及社会各阶层。俗称袍哥“一多”：仁字号上的谷子多，参加者多为士绅、富户、官员、书生，位最尊；义字号上的银子多，入义字号者的行商、坐贾、业主为多；礼字号的定子（即拳头）多，参加者以烟、赌、匪盗为多。袍哥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民间帮会文化。袍哥讲的是纪律严明，所以在袍哥内部，有许多戒条，主要有四不准：一不准穷人卖个（装桶子出卖袍哥）；二不准卡字更股（分钱财不公平）；三不准进门参灶（看内财，与袍哥妻女通奸）；四不准红面肆凶（发酒疯，乱出言语，不认真）。至于违规者，必须受到“家法”制裁，轻者磕头认罪，最严重的必须“三刀六个眼”，严刑处置。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接受盛宣怀的建议，收回地方筑路权，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由于四川人民对于清政府的股权赔偿不满，反清情绪迅速高涨，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同盟军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会与新军，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尹昌衡、杨庶堪、吴玉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1911年8月4日，川西各地袍哥大爷到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商议保路反清事宜，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举行反清大起义。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后，以袍哥会为主保路同志军开始全省武装起义。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由此可见四川人的团结意识。
在民国时期共产党势力较弱，加上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共产党常常要依靠、利用这类乡土组织的力量，因此有很多的袍哥头目与共产党联络紧密，甚至直接为共产党办事、提供方便，这些袍哥被共产党称为红色袍哥。如邛州的川军团长王伯高，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杜重石。
到了现代，袍哥这样的组织虽然已经消亡，但四川人这种抱团打拼，讲义气的故事还是在各个行业延续。霖林在《四川人与重庆人》一文中讲了一个现代四川人的真实故事，最能体现四川人的团结精神。文中，小徐是很标准的“川妹子”，是在深圳开发廊的。一般说来发廊妹会给人留有不良印象。至少与一些不正当职业联想到一起。但小徐是做正经生意的，除了洗头和刮脸以外，别的活计不干。小徐说，到店里要求“特别服务”的人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她说，要想挣钱在这里很容易，但是“钱要挣得干净”，所以，小徐只能在这里维持着，每个月除了房租水电外，所剩不多。有一次，几个烂仔喝多了酒，到小徐的店里滋事，小徐很害怕，幸亏在附近车衣厂打工的川妹子、川小伙出来解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小徐事后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遇到了麻烦时，只要会讲四川方言的人，无论他来自成都、广元，还是来自重庆、万县，大家都会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是四川人”。
2.善于自嘲——四川人的幽默
闲适、恬淡、自在的生活，造就了四川人活泼幽默的特性。
下面讲一个小故事。
如果在餐厅的啤酒杯里发现了苍蝇。对此，假设有六个省份的顾客各有不同的处置方法，你喜欢哪一种？
上海人以特有的精明吩咐侍者：“请换一杯啤酒来！”
山东人会将这杯啤酒倾倒一空。
广东人不喝它，只留下钞票默然走掉。
北京人会令侍者把经理叫来，训斥对方：“你们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
东北人则会把侍者叫来，说：“我让你喝……”
而四川人会向侍者微笑着说：“以后请把啤酒和苍蝇分别放置，可由喜欢苍蝇的客人自行把苍蝇放在啤酒里，你觉得怎么样？”
几种说法相比，显然是四川人的说法绝妙有趣；把叫人生气的事说得令人发笑，这就是四川人的幽默。
四川人的嘴上功夫了得已为人所共知。他们说话，不只是简单直接表达一个意思，更多的是说着玩，把话语在舌头上翻来到去地品味、欣赏、展示。他们爱热闹、爱交流、爱说话、爱逗乐，他们的话总不喜欢直说，好拐弯抹角，兜圈子，加上歇后语，显得风趣幽默。
恩格斯曾这样说：幽默是表明人们对自己的事业具有信心并且表示自己占有优势的标志。四川人大多是具有这种幽默的人，在他们的讲话中，幽默就如同金子一样在闪闪发光。其实，这也正是他们那不同于一般的处世哲学。据说，清朝年间，李调元在府尹任上，有一年皇上派了一个京都大员前来视察，那位大员是个上海人，即四川人所谓的下江人（即长江下游之人），自视甚高，很瞧不起土里土气的四川人。李调元陪他巡行，登上重庆枇杷山，极目远眺，见巍峨山城横亘眼前，朝天门码头一带直插入长江、嘉陵江两水交汇的浩浩江心，京都大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自得意，以尖酸的口吻说：“嘿嘿，李大人，你们这个地方简直像是个乌龟嘛。”李调元听了，并不恼怒，只是微微一笑，用手指向朝天门码头，随声附和道：“是呀是呀，大人说得太对了，这地形就像个乌龟，还是个下江乌龟呢。”随从人员都大笑起来。朝天门码头确实像一只龟头伸向江中，指向长江下游，“下江乌龟”指的是谁，不言自明。那位沪籍大员虽心中恼怒，却无言以对，讨了个没趣。
四川籍陈毅将军也是这样的一位幽默高手。闲暇时，他与一群人说笑话，摆龙门阵，谈山海经。他谈笑时，能运用巧妙的比喻、精辟的警句、古今中外的一些典故，以及四川的方言、谚语和歇后语，谈锋敏捷，妙语连珠，生动诙谐，令人咀嚼回味，给人启迪与思索。人家都称他是“嘴上娱乐家”。在对外交往中，也能感受到陈毅的幽默。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向陈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最近，中国打下了美制U-2高空侦察机，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不是导弹？”对这样一个涉及我国国防机密的问题，陈毅没有以“无可奉告”顶回去，而是风趣地举起双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向上捅的动作，并以俏皮的口吻说：“记者先生，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与会记者都为陈毅的机智、幽默所折服，报之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四川人的幽默，总是在轻声细语中透出哲理。这种睿智表现在调侃天下一切人和事。清朝末年，重庆《广益丛报》载有一篇怪味十足的幽默文章，历数上古帝王舜的十大罪状，证据确凿，有书可考，说舜串通别人窃取尧帝的王位，这桩大罪是不待言的，最妙的是，作者说“舜欺我年老，将我的眼珠挖去，嵌入他的眼中，所以我成了瞎子，他成了双目重瞳”。全篇妙趣横生，对上古帝王进行了一番调侃。《孔子办学记》一文则拿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孔子开涮，作者将《论语》断章取义，任意拉扯，任意附会，凑成一篇文章，极尽滑稽之能事。
一般说来，人们都不愿意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但四川人却总是喜欢拿自己开涮。四川著名的散打艺人李伯清老师的段子，就全是以四川人为底料，拿四川人来开心，大家也乐于接受。知道了这一点，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四川人比较受欢迎。海利·福斯第就说过：“笑的金科玉律是，不论你想笑别人怎样，先笑你自己。”笑自己的观念、遭遇、缺点乃至失误。有时候还要笑笑自己的狼狈处境。比如，在别人请一个四川人唱歌时，而他又不善歌唱，他便会说：“我五音不全，唱起来怕把你们吓跑了。”再如，有人见一个四川人在那里唱歌跳舞，就说：“你生活得很充实，业余娱乐不错嘛。”四川人往往会这样回答：“我这是叫化子过年——穷欢乐。”
自嘲式的幽默不是毫无意义的插科打诨，也不是没有分寸的卖关子、耍嘴皮。而是在入情入理之中，引人发笑，给人启迪，这也是四川人的素质与修养所在。
3.善于忍耐的四川人
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人是最能忍耐的民族，四川人尤甚。林先生真是敏锐异常，一语中的。诚哉斯言，我们通过林语堂先生的眼光，看到四川人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忍耐。
当然，关于四川人特能忍耐的秉性，并不是林语堂先生的独家发现，而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率先在《蜀论》里道出了其中奥妙：“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竟，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能聚发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撼不泄之气。”苏辙不愧四川人里敏慧之士，能洞穿事实的真相。
四川人在历史上就以吃苦耐劳和坚忍的毅力而著称。
从历史上看，四川人可以称帝封王、建功立业；锦绣文章、誉满中华；腰缠万贯、富甲天下；但是也可以放下身段，委曲求全；淡泊名利、退隐山林；粗茶淡饭、自得其乐。公元263年，蜀后主刘禅放下身段，自缚其身，向魏国军队投降。后来被送到洛阳，好生款待，于是刘禅说出了“此间乐，不思蜀”的蠢话。刘禅给后世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不学无术、贪玩好耍、不理朝政、智力低下的傻瓜。其实，刘禅的逢场作戏、装疯卖傻，是他忍辱负重、保护家园、保全百姓而采取的一种退让的办法。刘禅是在诸葛亮去世后独立领导国家的。在他的统治下，他没有穷兵黩武、四面出击。他不想侵略别人，只想自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所以他很少练兵打仗。蜀国百姓因此过了三十九年安居乐业的好日子。然而，当魏国大兵压境的时候，他知道，凭自己有限的兵力，如果抵抗，无疑是自取灭亡。他明白，“神仙打仗，百姓遭殃”。为了避免生灵涂炭，他选取了忍让，“不为玉碎，宁为瓦全”。忍让有时候是一种痛苦而明智的选择。他把千年的耻辱留给自己，把长久的安全留给百姓。“委曲求全”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有时候，委曲求全不一定是坏事。试想，如果当年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在北京拼死抵抗，故宫还不毁于战火吗？傅作义起义投诚的明智选择，其实就是一千多年前刘禅的选择。
忍也可作为坚韧的同义词。显而易见，四川人的忍，与其生活状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封闭的盆地里，抵御天灾人祸的磨炼使四川人耐苦耐劳性很强。在四川，“锅里添瓢水，多糊一张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流行很广的俗语。
四川人善于在已有成果上发展，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开拓前程，面对艰难困苦能泰然处之，能忍受各种磨难而不颓废，四川人认为既然人生下来了就应好好地活着，活得好与坏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活不好就不活了，所以四川人不会溺婴，四川人看不起自杀，不认为那样有气节。
所以，无论多么困难，四川人都会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不会丧失生活的勇气。为生活的好一点，四川人勤勤恳恳地劳动，仔仔细细过日子。几千年来，四川人辛勤劳作，养活了全国最多的人口，精打细算地养护着妻儿老小。所以，四川人鄙视那些眼高手低、游手好闲、好高骛远的行为，养成了自强不息，勤劳朴实，脚踏实地的性格。
这种以“韧”性面对生活“硬度”的人格特征，在四川籍军人中表现得也十分突出。
南昌起义后，部队在南下途中，遭到敌军的围攻，主力受挫。朱德率队退往赣南，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和土匪、地主武装的袭击。在严酷的形势下，部队思想非常混乱。那些经不住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有的叛变，还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到达信丰时，人愈来愈少，2500人的军队剩下不到1000人。师、团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了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当陈毅看到包括师长在内的干部动摇逃走，部队情况十分困难，就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挑起率领部队的重任。
在部队处于危险的时候，朱德针对部队中存在的严重悲观情绪，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这支部队由他和陈毅来领导。他从容而坚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失败了。但是，我们就不革命了吗？不，同志们，我们还要革命的。”他振臂高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朱德拿俄国革命所走的曲折道路启发大家：“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不要看我们现在人少，将来要起大作用的。”
陈毅也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失败了，但是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会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在胜利发展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朱德和陈毅的讲话，像黑暗中点的一盏明灯，使大家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后来，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艰苦转战，经过赣南到达湘南，发动了湖南起义，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两位四川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在危难时期的坚韧毅力，成为促使他们继续革命、战胜困难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则把四川人的“忍”性发挥到极点，是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典型。邓小平一生之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尤其是年逾古稀时第三次复出，创造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这恐怕是举世无双的，堪称世界政坛奇迹。为邓小平写传记的德国作家乌利·费郎茨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当今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取得卓绝成就的政治家”。
从以上看来，四川人的“忍”主要表现在毫无怨言地等待和默默地承受。但是，正如鲁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四川人就像是蛰伏在寒冬的昆虫，其来年爆发的巨大生命力也是惊人的。
4.万事和为贵的四川人
不知是受孔孟之道的熏陶，还是受义气的袍哥文化的影响，四川人讲究真诚待人，追求的是人际关系和谐。在人际关系中，注意尊重别人的人格，善于调和折中，化解矛盾，顾全大局，相互照应。
孔子曾说过，君子的品性应是“温、良、恭、俭、让”。但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性格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像东北人豪爽、南方人精明，而孔子的“温良”的人性论，在四川人身上体现得更多一些。四川人的“温”就是指四川人举止温和、温文、温厚，在历史上四川人历来尚文而不尚武，所以文人代出，才女不少。四川人虽言谈、行为给人以麻辣之感，但这种麻辣实际上应仅指四川人做事快速敏捷，而不是母夜叉式的作风。实际上四川人是“外辣内温”，表面上虽谈不上斯文，但是非常温和厚道，一般和颜悦色、心平气和、言柔意减，理亘也不气粗，被人误解也不暴跳如雷。所以《后汉书·王杨传》就说“蜀人温厚，畅为之范”。
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在为人处事上，他们讲求和为贵，主张办事适度，适可而止；而且信奉“得饶人处且饶人”，即使占理，决不得理不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古训，是一种古人处世哲学。在今天，好出人头地，得理不饶人的人也是为四川人所不屑的。所以四川人认为上海人和湖南人喜欢“争强好胜”，广东人“就只知道挣钱”，安徽人则喜欢“精打细算”。
四川人喜欢当和事佬，他们一旦发生矛盾，不会像冲动的北方人那样用拳脚解决问题，而是由双方当事人各约自己的亲友到茶馆评理，恭请头面人物仲裁。谁家理亏谁认错，还得赔茶钱；如双方各有错，双方共担茶钱。因此，四川的众多茶馆除了供人们憩息、娱乐、交流、聚会之外，还充当了和事场所。
四川人无论处于多么被动的状况，他们也不经常发怒，不表示不代表满意，只是他们不愿意给人难堪，给人下不来台，若双方观点激烈冲突，通常是四川人先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通过折中的办法解决。
如果四川人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四川人也不会恃强欺人，而总表示出宽容与大度，如果对方无理取闹，四川人也多“大人不计小人过”，表现出安之若素的大度。总之，在通常情况下，四川人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一切。
四川人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在各个时期、各个阶层都有所体现。一家报纸曾分析在外打工的各省人的心态：“狂热的民工潮里夹杂着来自各地的人……在对待工资的问题上，贵州人常在背后聚在一起说钱不多；江西人则直接跟老板说，再不加工资的话就不干了；而四川人则往往是最温顺的一批，只要他们的工资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一般就没有怨言……”可见，四川人不争强好胜，只要大家平等就可，非万不得已，不走极端。这充分显示了四川人的“中庸之道”。
在四川平和的市井空间里，所谓阶层之间的差别，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和一个特定的时刻，是很容易被模糊的。四川街边的小吃摊，生意兴隆，其场面十分壮观，几十桌上百桌地沿街铺展开来，一桌就算4个人，也是上百人的阵容。在这些人里，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如富翁、白领、工薪族、打工仔等。沿着街边停放的汽车，有奔驰、宝马，也有夏利、奥托，更多的是自行车，还有三轮车。这种场景在其他城市很难目睹。从这个意义上讲，平等的观念对四川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是下意识的，把话说白了，就是四川人没有把哪种人太当回事儿，日子是水，自己是鱼，游着走就是了。不较劲，不抬杠，不刻薄，你好你发达，有机会也虚心求教，但在心理上不自卑、不对抗。人人都说四川人悠闲，这主要取决于四川人平和笃定、安之若素的心态，相对于其他很多城市，四川的富人不太跋扈，四川的文人也较少幻想。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两个制高点上的人群都还比较克制，那是因为四川的市井氛围和平民精神对之有所提醒，有所控制。在一个分寸感很强的城市，什么人也造次不到哪里去。
5.有点“假打”的四川人
“假打”绝对是四川土产的一个词，但是却形象地说明了四川人的某些性格特征。如果非要用普通话意译一下“假打”，这个词基本与“虚伪”等同，但是，“虚伪”有着强烈的贬义色彩在里面，而“假打”却是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它远比“虚伪”这个词的内涵来的丰富。
为什么这么说呢？四川人总结的“假”，大多是无伤大雅的：比如去商店买某商品，该商店从来没进卖过该类货物，但老板绝对不告诉你“没有”，而是说“卖完了”。再比如，明明是看到对方端了一碗饭坐在门口吃，但是旁边的人还是会很热心的来一句，“在吃饭哇！”……
其实这样看来，“假打”也就是接近于“客套”和“绷面子”。说起“绷面子”，话又多了。“面子”可以说是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可以追求的境界，并不仅仅理解为头部大那一层薄皮。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理解得不完整，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国人的“面子”有点像非洲岛国的禁忌风俗，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让人难以捉摸。林语堂的《中国人》一书，在“阴性的三位一体：面、命、恩”文中对“面”做了这番描述：“这个脸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中国人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则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别人’。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
这一点，也让西方人感到纳闷。西方人强求原则，希冀这个原则带来成就；而中国人则更多的要考虑面子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正，而完全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的摆平。许多保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位保姆不小心打烂了主人家的花瓶，她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要被扣掉工钱。于是，她提出辞呈，并故作大方地说：“把工钱留着赔那个花瓶好了，我不要了！”这样，她的“面子”保住了。再比如，一个苦力捡到了一支名贵钢笔，因为拥有钢笔者觉得比苦力高贵，不愿在苦力手中得到东西，宁愿矢口否认这支笔是自己的。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同样爱面子，但中国各省的人心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拿同样爱面子的湖北人来作比较，差别就出来了。有人说湖北人是“搽粉进棺材——死要面子”，其实也就是更注重自身形象上的光鲜。大冬天的，还西装革履，要风度而不要温度。但四川人可能就不是这样。他们总是喜欢争口头上的胜利，也就是占口头上的便宜。比如街上两个小伙子打架，明明就是A打不过B，A还要虚张声势地威胁B：“你娃等到，你娃有种别走，老子立马喊人来弄你！”边说边撒丫子开溜。所以说，在四川，你很难看到两个人打架，就算是两个人已经吵得是不可开交，捋袖子抄家伙，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模样，你也只管看就好了，最终大家只是比谁的分贝音量更高。当他们的声音越高，架势越吓人时，就会有人去劝解，然而他们的声音就会立即变得更高，只是在最后一刻冲上去准备动手的时候，吵架的一方总会在关键时刻用句不失“面子”的话结束争斗，不伤及发毛。不像北方人，两句话不对，就抡拳头了。
四川人的“假打”还体现在“过度谦虚”上。比如，送礼者相赠的东西，明明受礼者对之“垂涎三尺”，却连连摆手作罢，口中还不断地说：“不要不要”，送礼者只有周折了好一大圈，受礼者才“不得以”地“笑纳”。还比如，某个东西自己原本很想要，但又不愿说出来，如果被别人问及，就喜欢用“随便”搪塞。所以，四川人说话总是喜欢用“随便”这个词。因此，稍微了解一点四川人的，就不会问“要不要”，而直接拿主意就好。因为，就算是问了，得到的也是“随便”。这就是“吃鱼又要避腥”，自己明明讨了便宜，还非得弄得是对方“逼迫”的一样。
说起来，四川人的“假”，也就是有点摆谱，有点虚张声势，但是，这也不过是适应社会的一种手段，并无损于他们的可爱。
6.精明的四川人
四川人是精明的，但又不像上海人的那样精明小气，也不像河南人精明得像个猴子。四川人的精明表现为一种聪慧，四川人说精明，一般不说精明而说精灵，这不是方言习惯所致，在四川语汇中，精灵二字更偏重于灵巧和智慧。
要体会不同的聪明之间那些细微的差异，就不得不考察文化。
四川人的聪明，与四川源远流长的文化有关。这种文化的特点是敦厚，温和，绵长。从汉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开始，唐李杜，宋三苏，明杨慎，到近代的郭老、巴老、艾老等，表现的是深厚的文学内功，绝少张扬张狂，既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气度，也少“凄凄、惨惨、戚戚”的缠绵极致。因此，四川人的精明更多体现为含藏不露。
《孟子·尽心下》中记载：盆成括刚在齐国做了官，孟子就断言他的死期到了。没多久盆成括果然被杀掉了。孟子的学生惊问齐故，孟子说：盆成括这个人有点小聪明，不知道谦恭，处处锋芒毕露。这样，小聪明也足以伤害他自身了。小聪明不能称为智，充其量只是知道一些小道末技。小道末技可以让人逞一时之能，但最终会祸及自身。真正的聪明可以世人伸展自如，也只有真正的聪明才是人生的依凭。
同时，以不聪明的人对付聪明的人，以愚人困惑智人。可谓为人处事的绝妙手段。
诸葛亮不是四川人，但他却同四川永远连在一起。他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并传之千古，蜀文化因此受益。诸葛是智慧的化身，颇能代表四川的聪明智慧。这个智慧是谋略，是思维的机智、敏捷和策略。它不是靠杀伐，靠铁血政策，靠武力，也不是靠旁门左道的小机巧小智慧。总之，既不刚，也不柔，谈不上俯视一切的雄风霸气，亦不是井底之蛙的小家子气。这种大文化的精髓是：上乘中庸。
因此四川人的智慧，不多表现在安邦治国的大略，也不体现在锱铢必较的小处。不像上海人，上海人总是习惯于斤斤计较一些琐碎的小事。四川人则不同。他们的精明多表现在文化的层面上。聪明的四川人知道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但金子一定闪光。聪明的四川人懂得用欣赏而非嫉妒来对待同伴，还知道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并不断充实自己才魅力无穷。所以四川人喜欢接受新事物，并不断创造着新事物。比如打牌吧，四川人觉得光变化游戏规则还不过瘾，这不，四川一六旬老者经悉心研究，发明了一种“英语麻将”，牌面由26个英文字母组成，有玩者称，又好玩又可以学英语，寓教于乐，其乐无穷。四川人的精明可见一斑。
四川人的精明也充分体现在待人接物的机灵和圆滑。比如一群人正在吃饭，另一个还没吃饭的人突然闯了进来。照情理，大家自然要问他：“你吃了没有？”此时，这个人若死要面子答：“吃了。”那么就只好看着别人大快朵颐而自己只有在一边干咽口水；但他若答：“没吃”，则又有蹭饭之嫌，该怎样回答才能既保全面子，同时又落得实惠呢？让四川人来告诉你吧——先要学会婉转谢绝邀请，并诚恳地对邀请你入席的人说：“你们吃，别管我。”这样一来，你既没有透露自己还没吃饭的事实，而大家则更非得请你来一起吃饭不可。这个时候，你再坐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川人的精明还体现在平常的生活中。四川人懂得享受生活，所以对于生活中的小事不会太严肃，有时装点疯卖点傻，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小李经常被妻子的唠叨弄得很烦，为了让耳根子清净，只好能躲就躲，能藏就藏。
有一次，小李请朋友上餐馆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小李趁朋友没注意的时候低下头伸手由鞋子里拿出一张钞票来，一抬头，没想到正看到朋友惊讶的眼光。其实朋友也知道他这个“怕老婆”的毛病，心照不宣，微笑着看他怎么解释。
只见小李轻咳了一声，指着手里的钞票说：“这个东西过去一直有事没事地压迫我，所以，我也要它尝尝被压迫的滋味不好受。”
因此，绝没有人说四川人朴质憝厚老实的，只有说狡猾或聪明还算合符实际。好在，由于四川文化的影响和潜移默化，成都的聪明，不那么功利，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实用主义，多少有些人情味，随意性，并带有一种难得的可爱的超脱感。
7.性格爽快的四川人
四川人天性中有率真爽直的一面（尽管他们也要面子、爱虚荣、讲排场），因此特别讨厌装模作样。一个人，如果在四川人面前装模作样，而这个四川人对他恰恰又是知根知底的，就会毫不客气地说：“哟，鸡脚神戴眼镜，装啥子洋盘（样子）嘛！”鸡脚神不知是什么神，但其所司不过鸡脚，想来也级别不高。这样也来摆谱，当然也就可笑。
著名文化大师林语堂先生曾说：“吃是一种民族文化，吃反映的是民族性格。”比如说吃辣，尽管南方很多省的人都吃辣椒，然而四川人可谓“吃辣之王”，嗜辣的程度也胜于他省之人。四川人吃什么都要放辣椒。炒菜里要放辣椒，凉菜里少不了拌辣椒，甚至汤里都要放辣椒。四川人吃辣方式多样，有单用辣椒的吃法，更多的是辣椒与花椒并用的麻辣味。整个川菜中，有辣椒味的至少占了80%上。四川人也因此常说：“辣不辣，家乡人”，意思是说，吃辣才像四川人，不吃辣就不像四川人。
吃辣反映了四川人的文化，吃辣体现的是四川人的一种性格。因此，四川人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直爽泼辣。四川人的直爽主要表现为没有城府，四川人虽然不像山东人、东北人那样讲究拍胸脯的豪爽，但向来快言快语，有话就说，从不隐藏于心甚至也不做小人似的下冷手、开黑枪、下套设防、阴倒整之类的事。他们总是明刀明枪说了就是，大不了甩一句：格老子，龟儿子，你有种我们就来个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他们喜欢尽情开怀袒露心思。所以，有人说，四川人虽然有点“假打”，但绝少成为害群之马。
四川人的吃辣还造就了四川人的麻利。四川人说话速度快，犹如油爆豆子一般。四川人性子慢，可以用一下午的时光来跟朋友泡在茶馆和酒肆中不问世事，摆起龙门阵来天南地北，只是不误事，到了该做事情时候又是风风火火，绝不拖沓。所以广东老板喜欢招四川来的打工仔，因为“做事快，钱也来得快”。所以四川人都是很能干，特别是四川妹子，不像江浙女人那样温柔，东北女人那样热情，她们泼辣、直爽、能干，被叫做是“辣妹子”。
但是，四川人的这种利索不是蛮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诸葛亮是四川人的典范，其做事不仅果断，而且多谋。在《三国演义》一书中，就有很多描述。西蜀的街亭被司马懿夺走后，司马懿又率大军50万去夺取诸葛亮驻守的西城。当时城中只有2500名老弱残兵，这等于一座空城。面对强大的敌人，战也不能战，守也守不住，又不能逃跑。在这千钧一发的困境中，诸葛亮毫不犹豫地隐匿兵马，城门大开，只令少数几个老兵装作平民百姓打扫街道。他自己登上城楼，面对城外而坐，弹琴、饮酒，怡然自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正是这场“空城计”，使司马懿仓皇逃走，诸葛亮扭转了战局，由败转胜。
诸葛亮设计的“空城计”，也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司马懿的心理状态的正确判断。正如诸葛亮后来所说：“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非吾行险，概因不得已而用之。”
爽快、利索，该出手时就出手是成熟人生应有的表现。这也是四川人处世的一个基本原则。
8.宽容开放的四川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四川人的“盆地意识”太重，有自我封闭和某种自傲排外的倾向。随着现代交通的日益便利，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人员交流日益频繁，整个四川人的观念也在变化，心态变得日益宽容开放。
宽容的性格与宽容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四川是中国最完整的盆地，深处中国西南腹地崇山峻岭的怀抱中，是个典型的全封闭型地区，“因为各个地形上的自然区域，都可以单独的成为一个单位，如果没有交通线把它连系起来，是很容易闭关自守而独树一帜的”。地理的内向和封闭与文化的外向和开放，简直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却又是一个客观的真实。“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巴蜀地区的各族先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封闭型的地理条件进行顽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可以视为巴蜀本地的先民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融合外来人群与外来文化并取得成就的历史”。
四川人接受外来事物时总显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模样，他们无论从性格、从态度，甚至从口味、品位上都能以最快速度接受新鲜事物，这也因着这种宽容的天性。从理论上说，从实际上看，只要是新鲜的东西，无论什么，一开始在四川都会有市场，从酸菜鱼到辣子鸡、从小龙虾到烤肉，无论何种口味的菜馆，在四川都会红火一时。不过因为四川人好新鲜的性格，要支撑下去就得不断拿出新鲜手段来，以满足四川人品味需求。
虽然有外来人抱怨四川人有排外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四川人的包容性也是有目共睹的。四川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大省，容纳四海可以被认为是其传统之一。
四川虽然僻处西南一隅，山重水隔，却具有大山的胸怀，热情的迎来了一群群贤才俊杰。历史上曾经入蜀的人，既有落魄逃难的皇帝、有雄心勃勃或倒霉的政治家，又有穷困潦倒或意气风发的文人侠客，人马众多，络绎不绝，穿行在蜀道上，历经若干世纪的风雨，其意象竟鲜活如初。唐朝的两个皇帝都来过，安史之乱时的唐玄宗和黄巢起义时的唐僖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也来过，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难所，成了他们喘气和积蓄力量的宝地。政治家喜欢来这里，至于文人侠客，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唐宋时期，大批当时最有名的骚人墨客云集蜀中，可说是群星会聚。总之，四川这块地方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接近它的理由和方式，温润了无数受伤的心灵，滋养了无数饥渴的灵魂，使他们来了就不想离开。
此外，这些纷涌进川的人，无论是政客还是雅士，都作出了杰出的成就。其中当首推李冰，李冰并不是四川人，但是他修建的都江堰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创造了世界水利工程的奇迹。另一位我们不能不提起的是文翁，他也不是四川人，却和另一个四川人共同开辟了蜀学繁荣的道路。诸葛亮不是四川人，但他的雄才大略和足智多谋却在川人心目中代代相传。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一生漂泊，转徙流离，却将他生活最安定、诗情最勃发的时期留在了四川。当然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他们为什么能在四川获得成功，为什么在四川受到特别的礼遇，这与四川人包容、开放和“君子成人之美”的文化品性是分不开的。
巴蜀文化的海纳百川，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外地人口的大量迁入。古代的事情不好去考证，单说现在，只要你有本事，靠自己的能力干出了成绩，管你是不是四川人，大家都会接受和尊重你。事实也是如此，目前在四川的大多数有实力有名望的民营企业家，都不是四川土生土长的人。但四川人一样的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骄傲，其实，就是四川人这个观念，也不是“持有四川户口的人”的专属了。四川人的这种不自以为优越的宽容，使四川越来越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省份，无论南来北往，人们到了四川，都能有一种归属感。这里，也许不适合大富大贵，也许不适合成就更高远的野心，但的确是一个适于生活的地方。而一旦你决定生活下去，不用几年，从前的风花雪月，林林总总，都会融入四川的山水城垣中。尽管在口音上和外形上，你是东北人、江苏人、广东人，但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被四川的生活浸润了。东北来的人不再会抱怨这里的梅雨季节让人喘不过气的闷热，广东人也不会再嫌里的菜口味粗重，江苏人更不会腹诽这里的女孩子过于率真。总之就是从各方面都习惯了，习惯着习惯着，生活在习惯中继续下去。
四川人是宽容的，他们用海纳百川的气魄，欢迎着八方来客。四川人也是开放的。一方面，川人勇于出川，往往能做出大事业，另一方面，川人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善于调和。四川虽然是一个地理的腹地，却也是一个文化的福地。四川是大后方，四川人勇于担负重任走到前沿，富有牺牲精神……
由此可见，四川人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保守、排外，四川人不仅具有包容开放的历史传统，而且在未来，还会将这种传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