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走向世界以前，积淀形成的主要文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农耕文化，一种是游牧文化。而这两种文化又此消彼长，相生相克。燕赵之地就是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缓冲地带，燕赵文化从而能形成了这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所以有人认为燕赵文化是这两种文化的混合体，又称它是一种“混血”文化。
一、燕赵文化的地理区划
燕赵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在当时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但是我们对于燕赵区域的划分，不能仅仅依据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来划分。其原因有：一是因为战国时期在燕、赵两国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大国中山国存在；二是因为燕、赵两国自己的疆界也常因战争的胜负而变化不定。
同样，燕赵区域也不能以今河北省的省界为界线。今河北省又别称燕赵，其省界大体与战国燕、赵二国疆界相合。然而一般所理解的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大致区域内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其地域的区分往往是比较模糊的自然区分，因为历史上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绝不会由人为的行政区划而截然分开。今河北省的行政设置开始于1928年，由直隶省改为河北省，至今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因此用河北省这一行政区划来涵盖以往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也是不够确切的。特别是在河北省行政区划的四周之内还独立出了北京市和天津市。
有人认为北京自西周初年分封燕国以来，经历辽代的南京（燕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北京、清代的京师，是六朝古都，这种说法不够精确。因为在分裂状态下一国之都的性质和意义与统一状态下全国的首都是不相同的，以往几千年间曾经作过分裂国家都城（包括临时都城）的地方数不胜数，周代燕国的都城其性质和意义与赵都邯郸相差无几，而这一类的大小都城在河北省境内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出30个以上。只是到了明代以后，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才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它的历史和文化确实不再与任何一处地方的区域性历史和文化相同。所以，自近现代以来北京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不再和河北省的历史、文化研究混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燕赵文化等同于河北省的文化，就会给对元代以前北京的研究带来不便。
尤其是自元朝以来，历经明、清几朝，北京都作为京都，燕赵区域也随之成为京畿重地。在这三朝将近七百年间，燕赵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时期的燕赵区域和汉唐时期以全国首都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河洛地区一样，已不再是一个地方性区域，而是一个五方共居的以及代表中央的区域了。
因此，可以以今黄河来划分燕赵区域的南部界线，这也是切合实际的。当然黄河的河道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自汉代以后，黄河屡次变迁，但基本上是自砥柱东流入海，与今黄河走向大体相符。
燕赵区域的地理区划是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它的西界和北界。从当代人的空间概念来看，燕赵文化的地理范围包括现在的河北全境及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内蒙的部分地区。在京津文化形成以前，京津地区也属于燕赵文化的范围。
由于燕赵地处平原，燕赵文化也是一种平原文化。
燕赵地势开阔，沃野千里，兼有三面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在汉代之前，中国北部的第一大水脉黄河流向比现在靠北，那时的黄河绕太行山流经燕赵大平原，最后在碣石山一带入海。于是黄河一方面成为燕赵战略上的南部天堑，另一方面也是农业富庶的重要保证。那时候，相对于中原地区的中国北部是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之一，在各个领域里扮演了历史的主角，三秦、燕赵、齐鲁等北方区域都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后来美丽富饶的长江以南区域那时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褥的阴湿蛮荒之地。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是唐朝后期到五代时期的事。
万里长城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燕赵人中融入了大量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那道被当作中国文化象征的万里长城，在燕赵北部的怀来、万全一线一直沿燕山山脉横亘至秦皇岛海滨，远远看去仿佛一条蜿蜒的巨龙。今天，当我们站在被称作燕赵锁钥的山海关下，明代状元萧显徘徊三日后写就的“天下第一关”五个苍劲大字已经引不起我们的陶醉之感。雄阔的万里长城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北部不可逾越的军事屏障，从战国、西汉到明代，固若金汤般的长城被修了一次又一次，但游牧人的铁骑照样踏破城阙屡屡南进，江山永固、海内晏清的愿望只是不切实际的梦幻空花而已。
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
燕赵文化也就成为一块农耕文化，发育得相当完善，并以儒家文化为中心，成为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通向交汇的前沿阵地。在中国，农耕文化以中原文化和黄河文化为主体。以农耕文化为中心建立的封建王朝，都极力防止以草原部落和东北关外文化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南移。而游牧文化又有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极力南移，并在全国建立了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元朝和清朝。这两种文化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温文尔雅。燕赵文化正好夹在这两种文化中间，所以有人认为燕赵文化是一种“混血”的文化。胡服、朝服、洋服，燕赵文化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嬗变，无数次的沧海桑田。
另外，燕赵的土地是辽阔的，但也是相对贫瘠的，这个地方的农业在汉代黄河未改道之前曾经一度繁荣，但比不上山东、关中，南北朝以后便不得不依靠运河把南方大量的粮食运过来。五代以后它的经济与南方相比已大为逊色。到了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用“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来描绘这里的百姓。
在历史上，由于要适应燕赵寒冷的温带气候和相对艰险的生存环境，人们就必须具备坚强的体魄和坚毅的品质。正如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肥沃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懒惰，贪生怕死。”因此，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同南方的战争中南方人常遭失败呢？孟氏的话提醒了我们。
二、慷慨悲歌与好气任侠
20世纪前期，弗洛伊德的高足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一生都在强调“集体无意识”的巨大影响力。在他看来，每个人一生的行为都受到背后一只无形大手的控制，这只大手就是长期以来积淀在传统中具有文化同构特征的综合价值观念。正是这种综合价值观念，成为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化特征上看，燕赵区域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性格，这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
“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历史上，它是由燕赵区域而产生的，是以燕赵区域为典型的。在其他区域，慷慨悲歌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燕赵区域，慷慨悲歌却已是普遍的特征和特殊的标志。这一特征从理论上建构了燕赵文化的个性特征，巩固了燕赵文化的区域概念，使燕赵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区别开来。
从时间上，慷慨悲歌文化的性格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称道，到明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不绝如缕，前后持续二千余年，确已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所以，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这也是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
1.齐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
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说：“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然而，燕赵大地还蕴含了无限的优雅之气与闲散的情调，以及太多太多的无奈和苦难。
燕赵与江南比起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
燕赵文化充满着一种悲壮之美。燕赵人多有一股侠义之气，秉性率真，性格直率，充满着骨气和血性。
燕赵文化有自己的文化性格。
燕赵文化世代传承，存在着一种尚武遗风。在燕赵文化里，散发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浓香，充满着文化的悲剧之美。
战争、尚武、侠义、壮士，渲染的是文化上的悲壮。燕赵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是一个悲剧的角色，燕赵文化充满着历史的悲剧美。燕赵的人以生命去告诉世人什么是正义，以死去证明人生的价值，让正义战胜邪恶。燕赵文化里的人物命运大都以悲壮的死来结束一生。燕赵文化是在历史的大悲壮中展开的，尤其在民族危亡、国破家亡、战事频频的动荡时期，燕赵文化总是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风骨，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历史上的燕赵曾是奇侠、豪客、英雄、土匪、流氓、大头鬼的乐园，是中国英雄主义的源头和男子汉的降生之地。
燕赵多悲风、多义士。一句“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令我们胸中的块垒沉郁，百感交集。
荆轲刺秦，壮怀激烈。荆轲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侠士，《史记·刺客列传》中共记载了五位侠士，荆轲是其一。公元前27年，燕国派刺客荆轲以献图为名入秦宫刺杀秦王，秦王慢慢展开地图，结果图穷匕现，荆轲拿起匕首向秦王猛刺，然而未刺及秦王，结果为秦王所杀戮。壮士之名，流芳千古。“荆轲刺秦”的典故就来自于他只身一人行刺秦始皇。司马迁说：自豫让之后四十余年而有聂政，自聂政之后220余年而有荆轲。数百年间仅区区五人，可见在司马迁眼中称得上侠士的都是不世俗的大英雄。
燕赵文化多有一股侠义之气。什么是侠？侠就是不君不臣，不偏不倚，自成一家。侠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既不遵从国君之命，也不遵从世俗的观念，而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侠士并不单单只尚武，他们也十分注重读书。在古代，士是读书人的称谓，那些称得上是侠士的人都读书有成，文武兼通，并不单只习武。侠士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注重德操，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议论别人的短处，“交绝不出恶声，去国不沽其名”。他们注重名誉，不是沽取虚名，而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绝对完美、绝对自信。他们帮助别人时报一答十，不是出于对别人的关心，而是为了证实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和承诺的力量。他们不在意成败，不吝惜生死，不是因为轻视生命，而实在是因为太热爱生命。生命有两种，苟且偷生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矢志不移独立自存是有意义的生命。侠士爱惜的是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他们都意志坚强，“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为了保全这个志向，他们就会在需要的时候不惜生死，所以像程婴、侯赢、田光、樊於期、夏扶甚至在完成使命之后也要自杀而死。生不苟合，死不苟且，死法和生法同样重要。做侠士最重要的不是敢于去和强敌拼死，而是敢于在值得的时候自己杀死自己。
由于侠士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国君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扰乱国家法令，私设刑罚；普通人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活着不求财利，死时不惜生命，全然不可效仿。只有他们自己少数几个人之间相互认同，但也都是默认于心，从不明说。这样的一种人生确实称得上是白虹贯日、感天地而泣鬼神！
侠士必须是刻苦砥砺，孤介独行。只有田光能请出荆轲，而田光自刎身死。只有樊於期的人头能使秦动容，而樊於期果然甘心授首。夏扶只因不能同行，就在车前刎颈以壮行色。黄金投龟，烩千里马肝，断美人之手，荆轲面不改色。然而荆轲来到燕国肯定不是因为希图燕太子丹的黄金、馆舍、车骑、美女，别人可能是，他绝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强秦的后果，早已预存必死之心。何况田光、樊於期、夏扶已先他而死，荆轲更是义无反顾。但他入秦又不是为了太子丹一人一国的私利，他是为他自己平生的志向。荆轲说：“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狂狷”了。
易水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众人无不动容，而荆轲升车而去，终不回顾，看似无情。荆轲已死，鲁勾践悲痛自悔，说：“从前我还怒叱他，他会以为我是什么人！”这几位侠士志向之高之烈以及他们之间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达到无与伦比的境界。荆轲之悲壮在于，义士壮烈，以燕国的兴亡为己任，明知行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仍奋然前行，置生死于不顾。“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悲凉、更凄美、更荡气回肠的背影吗？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荆轲的壮举，中国的公元前三世纪的历史将会平淡许多。
燕地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文化的形成，不是社会正常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结果。社会正常发展与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赵文化则是一剑以当百万之师的偏锋奇锋。燕地苦寒卑弱，因此它的文化也就自伤自怨，刚烈悲壮。“慷慨悲歌”中的慷慨，又写作忼慨，忼又写作亢，本指咽喉。在声乐上，慷慨是情绪激昂、声音高亢的歌唱方式。悲歌也是专有所指的一种歌唱风格，在《燕丹子》中有“为壮声”、“为哀声”的描写，其悲壮之情可以由荆轲《易水歌》中“易水寒”、“不复还”数语具体印证。在心理上，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
在谋刺秦王的过程中，太子丹和荆轲之间也有一种契合。这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奇志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成熟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慷慨悲歌或燕赵悲歌自战国秦汉以来已经成为固定的成语，人人皆知，但是对它作深一层解释的人并不多，惟有袁褧《枫窗小牍》中说道：“秦威大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以白虹贯日，和歌变徵。”这个解释准确而深刻地道出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燕昭王的报复伐齐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着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
2.武勇任侠与阳刚之美
燕赵文化武勇任侠的特征形成于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的胡服尚武为最主要标志。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智慧与武勇任侠风尚的发源地。早在迁都邯郸前后，赵氏之中就已接连出现了几位侠士。赵朔时，赵氏遇到大难，同宗四位大夫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都被灭族，于是赵氏门客中出了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保护赵氏遗孤。公孙杵臼问程婴：“抉立孤儿和殉难而死哪个更难？”程婴说：“死容易，扶立孤儿更难。”公孙杵臼说：“那么你来努力做这件难事，我做容易的，先让我来死。”于是公孙杵臼殉难而死，以掩护程婴。程婴则带着孤儿赵武藏匿山中，十五年后，赵武重新被立为大夫，程婴继续在左右保护他。又过了数年，赵武长大成人，举行了加冠礼，程婴便毫不迟疑地自杀而死，为的是到地下向公孙杵臼复命。
受到公孙杵臼和程婴拼死救护的赵氏孤儿，就是赵武，他的曾孙赵襄子建立了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燕赵文化的勇武任侠是具有传统的，它的豪奢冶游也是全国闻名的。战国结束以后，原赵国版图划为郡县，赵地也和燕地一样都具有近边和尚武的特点，在地域和文化上都更加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沙丘、中山、邯郸时，也使用了“悲歌忧慨”一语。通过《史记》、《战国策》、《燕丹子》等书的叙述，定型于战国时期、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文化被历史地记载下来了。
从此以后，他们的事迹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慷慨悲歌的风格，便成了燕赵文化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从此以燕赵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了。历代文人学者在说到燕地时，都反复不断地重申这一点。晋代诗人陶渊明《咏荆轲》诗说：“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唐代诗人骆宾王《于易水送人》诗说：“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唐代散文家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宋代诗人胡曾《易水》诗说：“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此送荆卿。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明代诗人李攀龙《易水歌》诗：“匕首腰间鸣，萧萧北风起。平生壮志心，可以昭寒水。”清初学者黄宗羲《马雪航诗序》说：“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此外如唐代陈子昂、李白、贾岛、柳宗元、罗隐，宋代邵雍、司马光、苏轼，元代李时行、刘因、杨维祯，明代王大用、王衡、李东阳、屠隆、张新、李先芳、王世贞，清代陈维菘等人，也都各有吟咏。可知自从战国末年以后，“慷慨悲歌”确实已成为燕地所专有，直到清代延续近二千年而不改的独特文化风格，成为燕赵文化的独特标志，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人生的典范。
如果说燕赵文化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悲壮，那么它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的风骨，燕赵文化具有一种阳刚之美。燕赵文化缺乏温文尔雅、卿卿我我的人间情爱，有的是棱角分明、慷慨激昂的艺术。俗话说：“京剧的味，梆子的劲”，河北的梆子字字铿锵，句句有力。河北方言有的是力量，缺的是南方人的圆润和北京人的温柔。燕赵多出产《红旗谱》、《烈火金刚》这样的显示力度的小说，很少见到优美多情的散文。
燕赵文化充满着一种阳刚之气。燕赵人文的视野里，满眼所见的多为英勇豪爽的粗犷男人，鲜见的是温柔缠绵的俏丽佳人。《红旗谱》里所描述的人物形象正是燕赵文化里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强豪放、慷慨悲歌的阳刚之美。
燕赵的山水也极具力度，到处充斥着阳刚之美。北部的山，延延绵绵，怪石嶙峋；南部的太行山，巍峨挺拔，均无秀色可餐之颜。燕赵东部平原一望无际，横望无涯，无温柔乖巧、曲径通幽之貌。燕赵的水大都属于季节性河流，或干得死去活来，或雨季一来又洪水滔天。
自元代到新中国成立的八百年间，燕赵作为帝王之土长期被笼罩在皇权的辉煌里，人性在政治的挤压下日益萎缩内敛。
苍凉的易水愈显枯淡，燕赵的天空已经没有疾劲的大雕。虽然从祖先骨子里遗传下来的豪放野性仍然潜藏于心，高粱酒和大碗茶仍然醉人，但元代后我们已经难以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纵横着阳刚血气的激越古风。
三、燕赵儿女
从地理上看，河北、北京、天津三地就像一个母亲怀抱着自己的两个儿女。尽管如今北京、天津已从燕赵之地上独立了出去，但是，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流着燕赵的血，他们仍是燕赵的儿女。
1.河北文化的停滞
中国的混血文化有两种，一种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杂糅；还有一种是农耕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混合。典型者，河北人属于前者，香港人属于后者。
一说到河北就让人想到“河”。黄河流经中国北方的很多省份，惟独没有流经河北。河北介于辽宁、山西、山东、河南、内蒙之间。
一说到河北，我们还想起了万里长城、北戴河；想起了“邯郸学步”、“黄粱美梦”；想起了少林寺、赵州桥、深州蜜桃、赵县雪梨、保定酱菜、沧州的金丝小枣、铁狮子……一说到河北人，我们就想起了出没于青纱帐和荷花淀中的敌后武工队，他们在腰间扎根灰布条，头上裹块白毛巾，一副敦笃厚道的模样。《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电影流行的年头，我们充分领教了河北这块土地的情怀，领教了这里人民的宽广无私的奉献精神。
河北还有以“胡服骑射”而名留青史的赵武烈士；为秦始皇寻找仙药一去不复返的徐福；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多数河北人是中国北方农民中最典型的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美德、传统的弊端，及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苦难感。
河北人的根深植在燕赵文化的土壤上。
北戴河一景
然而，我们从河北这块土地上能回忆的仅仅只是过去的辉煌。在飞速发展的今天，河北竟成了遥远的回音。英国人亚当·斯密曾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最勤勉。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天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录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于中国停滞的问题被曾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的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停滞的中国》。
亚当·斯密和阿兰·佩雷菲特指出，中国文明的停滞性，在河北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放之整个中国则不尽然。进入近代以后，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及东部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令人吃惊的深刻变迁，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燕赵文化的个性不是十分的明显，风格似乎单调。在当代人的视野里，燕赵的风骨没有了，燕赵的悲壮也没有了。就像虎落平阳、龙遇浅滩一样，燕赵文化从昔日的慷慨悲壮的鲜明个性沦落到没有个性，平淡无奇的文化性格，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文明停滞性的主观原因在于人们因循守旧的保守性。清朝灭亡后的一段时期，以河北为中心的中国北部地区成为了旧制度旧文化的顽固堡垒，它们是南方革命者批判和发起攻击的对象。“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宋人吴曾说：“我看南北方的风俗，大抵北胜于南。”北方人更看重亲族。河北人就像北温带枝叶茂盛的老槐树一样情愿永远矗立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也毫不动摇自己的生活方式，毫不为其诱惑而步其后尘。河北人是重亲的，他们很少有忘本的时候，即使是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们也不过是一只只暂时停留异乡的候鸟，他们的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熊熊大火，而这团大火就是故乡。
新的思想新的东西要想进入河北显然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因为河北人很固执，他们坚持自己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犟劲。河北人的旁边住着一大群素来敏感于政治浪潮、喜好谈论时事的北京人，然而河北人却与北京人相反，似乎不大关心政治。河北人的旁边盘踞着中国北部的一大商业中心天津，那里人的商品经济头脑非常好使，然而德国人李希霍芬在晚清时期考察河北各地后评价说：“河北人缺乏商业精神。”
河北人则是越来越把豪酒威猛的固有禀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他们整年整月把头埋在土地和热炕窝里温和地打发着人生，日子只要能过去，只要有一碗饭吃，也就心安理得了。
是不是因为被自己土地上古老的长城压抑得太久了？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金戈铁马的战争创伤？河北人才变得守土重情，成为中国传统良民的衣钵传人。
2.北国之珠——北京城
许光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中说：北京城对于中国人的吸引力就像好莱坞对于满怀明星梦的美国人一样。
现代气派的北京城
林语堂说：“我们是老大的民族，看尽了一切过去与一切现代生活的变迁。”这个“老大民族”的心脏正是在北京。看尽了一切，于是就看淡了一切，于是在老于世故的眼中只有自己，于是就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狡猾俏皮、和平主义、知足、幽默、保守。
丰厚的燕赵文化对世界的最大献礼是北京城。就像一匹脱缰的骏马从燕赵文化的围栏中突围出来，在舒卷的云层和坦荡的大地相连之处，一座登峰造极的伟大城市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它不断延伸的历史贯穿着整部中华文明，它的形象雍容华贵，它的风骨浩大优雅，它的雄霸王气照彻四方。
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的精华所在，它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派生出了“天人感应”和“地人感应”思想，也派生出了极具中国传统色彩的风水术，风水术就是这些思想最为直接的体现。在古代，“风水”的幽灵游荡在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莫不趋之若鹜。古代风水学认为作为帝都必须有天然屏障可以依靠，既能控扼天下，又不局促偏安于一隅，在地理上要“控制六合，宰割山河”。因此一个政权的建立，选择什么地方作为都城往往是决定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中国历史上，西安（长安）、洛阳、南京、北京大概是最著名的。如西安有“建瓴之势”，瓴是一种盛水的瓶子，因为西安据关中四塞之土，东有黄河天险，地势上俯瞰全国，一旦东部地区有事，可马上出潼关沿黄河东进控制全局。又如洛阳有“宅中图大之势”，因为洛阳居于中国的正中腹地，便于向四方拓展。再如北京，其至今作为我们的首都，这主要原因是北京在地理上有“挈裘之势”，意即北京是中国这件裘皮大衣的领口，只要拎住它，整件裘衣就可以随势提起来。唐代大诗人杜牧更是感叹此地是一块“王不得不可为王”的宝地，把都城建立在这里，那么中国这件“裘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在手里。事实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首都“蓟”开始，北京在中国北部就从未失去过政治中心的地位。
天坛——中国现存最大的祭坛建筑群
施宾格勒在名著《西方的没落》中说：“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北京是世界上著名的十大都城之一，即使从金代算起，它作为都城的漫长历史也已有八百七十多年之久。北京所处的位置非常契合风水所谓的法度，北京东临大海，西面北面重冈叠阜，南面是开阔富庶的温带大平原，它是沟通华北与辽东、内蒙、热河的枢纽，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所谓背靠重山，君临大平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扼居庸以制胜，拥燕云而驭夏，总握天下大势。被誉为是朝迎万派的万里河山朝宗之地。北京周围山川环卫，永定河、潮白河等构成了发达的海河水系，地脉的形势全，风气密，符合藏风聚气的风水要求。在风水术盛行的古代，北京被赋予了尊贵的地位。
京都旧事—四合院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历史上中国都城的每一次辉煌都暗示了其不久将来的毁灭。然而，北京城都于1127年被定为首都后，延续至今，不得不认为难能可贵。也许正是因为这块风水宝地的浩荡王气，所以数不清的达官贵人纷纷掏出搜罗而来的大把民脂民膏，把此地装潢得豪华非凡。元大都就是当时所有城市中的典范。马可·波罗笔下彩云簇拥壮丽倾人的梦幻之都，繁华得无法想像的人间富贵红尘：“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芬，……结春柳以牵愁，凝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清，褰绣幌而雪暖。一笑千金，一食万钱。它方巨贾，远土浊官，乐以消忧，流而忘返。”
云蒸霞蔚的皇家园林
这是一座集豪迈与柔情于一身的高深莫测的帝王之都，巍峨舒展的长城，云蒸霞蔚的皇家园林，华光凝照的红墙黄瓦，肃穆庄严的皇权，丹桂飘香的四合院，轻捷的画眉，清幽的合欢树，京剧、古画、喇嘛塔……它贯穿了“南国水乡的富饶婉丽，北方草原的粗犷豪放，西部大漠的苍凉凄郁，东部沿海的热情繁华”。在古老博大的中国，有哪座城市能像北京这样“把戈壁滩如云马队的剽悍与苏杭丝绸鱼米之乡的温情，最悠久的文明与最现代的气氛都凝聚于一身”呢？比如说那华光绝尘的“燕京八景”——琼岛春阳、太液秋风、玉泉趵突、西山晴雪、蓟门烟树、卢沟晓月、居庸叠翠、金台夕照。比如说那鲜丽古典的景泰蓝，色泽光润的雕漆，晶莹剔透的玉器，小巧玲珑的内画壶，精细柔软的京绣，工艺艳彩的绢花、挑补花。比如说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仿膳小吃，六必居酱菜。比如说那高大的前门、崇丽的天坛、莹洁的汉白玉华表。北京带着一片金黄色的亮彩在我们的印象中一点点清晰起来。然而它的形象又终日重叠在朦胧的面纱和阴影之中，皇家宫廷文化圈、贵族文化圈、官僚士大夫文化圈、精英文化圈及民间市民文化圈构成了混杂的复合型文化。它们深刻地交织在一起，使这座帝王之都的神光乍离乍合，真实面容扑朔迷离。再加上不断有大量的新鲜血液注入到它的文化肌体当中，于是变幻中的北京在我们的视角中就愈发地模糊起来。使我们敏锐而深沉的眼眸如坠云中，我们有点儿看不清它真实的面孔了。
这座英气与暮气横逸的帝王之都，当它从燕赵文化圈里突兀出来之后，冷酷威严的斧钺和皇权实际上已经阉割了它当初悲歌慷慨的人文气概，这种由祖先那儿蔓延下来的血性阳刚之气藕断丝连地向着深层的文化腹地发展，它显得丰富多变，灵敏而敏感，它是北京人最隐秘的心灵基因之一。
北京是大雅大俗的，雄健而灵柔，它风情万种的彩色体态在巨大的激情中保持着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之间伟大的调和，令人着迷。
3.直辖市的另类——天津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兹·墨菲说：“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成本低、容量大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点，集中到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
北京和天津正是这两种大都市的典型。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如果没有了北京，天津的一切都无法想像。与上海、香港不同的是，天津几乎可以说是由北京派生出来的一朵大鲜花。
天津鼓楼
天津作为我国四个直辖市的其中之一，与其他三个相比，它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所遗忘。在漫长遥远的古代，天津也是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那些煌煌巨著的史书很少提到过它。那时的天津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海天一色的万顷碧波，成群结队的灰羽海鸥在宁静的海岸上鸣叫，除此之外，还不时来往着一些驾舟到渤海捕鱼捞虾的渔民。
世界上本没有城市，住的人多了，活动开了，也就成了城市。
世界上本没有天津，来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天津。
六百年前，天津出现了。
“天津”这个名字在永乐初年出现，为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之地。这个名字经常让他想起浮桥搭成时将士们的欢呼。
永乐二年，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天津卫”之称由此而来。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制，后增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三卫直隶于后军都督府，共有官兵1.6万余人。天津兵备道刘福将卫城用砖包砌，建四座城门，分别题额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城中心建鼓楼，鼓楼下起空心方城。
到近代，天津在屈辱中带着梦想从燕赵文化的边缘腾空而起。就像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上海和香港一样，如果没有欧洲人坚船利炮的大举侵略（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就没有今天的莺莺燕燕。
公元1840年之前，香港岛是个人烟稀疏的荒凉海岛；而上海不过是个仅有十条小街道的蕞尔小城，这里的人们常常撑着乌篷船做点小本生意，他们以会讲苏州话为人生的一大荣耀，把到过南京作为充分展示虚荣心的一大快事。那时天津的情形比上海、香港好得多，它是通向煌煌大都北京城的漕运和海运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北京东边的交通和军事咽喉关口，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它不过是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小城镇，它在一般人的眼里仅仅是北京的卫星城而已。然而，历史却令人惊诧地选择了香港、上海和天津，使它们迅速成为古老农耕文明通向现代文明的最初望台，成为过去通向未来的宏大诗篇的交汇之地。
伴随北京城浩然王气的突起，以及整个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元朝以后中国形成了这样的格局：经济中心在温润富腴的南方，而政治中心则在以北京为尊的燕赵及其他北方地区。这种政治经济中心分离的最直接后果是漕运和海运的空前发展，南方以粮食为主的产品需要大量地运往北方，这种深刻的背景使占尽地利的直沽（天津）登上了历史舞台。天津迈着蹒跚的步履翻开了“灿烂”的一页，这一历程，无比屈辱而意味深长。它不是中西文化温情交融生下的宁馨儿，而是被“胜利者”蹂躏后产出的孽种。
天津，曾经金光闪闪。中国史尽头，北京人的山顶洞人浪迹江湖留下遗迹；建安年间，大胡子曹操翻身下马开凿运河；元朝初建，北方重镇地位垫上最后一块砖；六百年前，燕王挥刀进京津渡命名；明清时代，天下财富聚之能来分之能去；近现代，无数个第一标示着辉煌显赫。
在以天津“泰达”为中心的500公里半径范围内，分布着全国约17%的人口，使泰达企业可以很便利地占领迅速增长的中国市场，尤其是北方市场。京津两地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为泰达企业提供相当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使其可轻而易举地寻找到合适的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商。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马三立的相声，它们代表了天津的前天；飞鸽牌自行车、海鸥牌机械手表、北京牌电视机、鸵鸟牌墨水、天津加酶洗衣粉、蓝天六必治牙膏，它们代表了天津的昨天；可口可乐、摩托罗拉、LG电器、康师傅方便面、富士摄影镜头，它们代表了天津的今天。
前天和昨天都是天津人自己的品牌，而今天，在“Made in Tianjin”的产品，是别人的品牌。
天津人自己呢？变得越来越灰色了。
天津一位领导出国考察，竟发现欧洲的投资者们大部分都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直辖市叫天津，那种滋味，怎一个“灰”字了得？
作为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和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以及北京通往东北、华南的交通枢纽、渤海湾上的重要港口，天津占尽了地利。但在的大潮中，它却逐渐落伍了，其经济发展不仅无法与北京、上海比，就连后起之秀青岛、大连、烟台，它也比不过。
他们抱怨说，而今的天津是中国直辖市里最没有特点的一个；既缺少北京宏伟大气的庄重，又没有上海城的繁华，也不像重庆山重水复，诡谲多姿。
就像一个曾经家财万贯的富家子弟，不紧不慢地悠闲踱步在自家院子里，没有激情，没有变化，与家门外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天津从来都不缺少机会，它缺少的就是激情，一种红色的激情。
四、燕赵遗俗
要认识一个民族，认识一种文化，就要研究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来处和记忆，庆典和告别。
承德避暑山荘
从文化背景来分析，河北北部的承德，是过去热河的省会，作为清王朝的离宫，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西北部的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的省会，与草原文化、山西文化亲合；河北东部的秦皇岛紧挨着渤海，呈海洋文化的特点；再看廊坊，东边是天津西边是北京，被两大都市熏染；南部的邯郸、邢台与河南相近，被中原文化挟裹；只有中部的保定、石家庄才是纯正的河北。
河北的民俗文化也呈现这种杂糅的特征。但是一个文化，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不会被遗忘和改变的。
1.过庙
“过庙”即“庙会”。“过庙”在河北各地叫法不同，乡村多称为“赶庙”，“赶会”，城镇则称为“上庙”、“上会”。
过庙场景
庙会渊源于集市。相传，神农时代“日中为市”，太阳升至中天进行集市，互通有无，交易做好就散伙。后来，农业、手工业有了发展，商业随之繁荣，出现了固定的交易场所，地点常固定在交通要道或衙门附近。南北朝时，崇尚佛法，大兴庙宇，于是活佛升天或菩萨诞辰之类盛会应运而生，游客纷至沓来，商人见有利可图，便来庙前设摊，招徕生意，这就是以寺庙为中心进行交易活动的庙会的由来。
河北省古来有“天下大庙数鄚州”的说法，这是因为鄚州（在今河北省任丘县）自唐宋以来的几个朝代里，一直地处我国南北交通要塞，水陆两便，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许多工商业产品在此销售。河北省“过庙”的习惯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甚为普遍。据对冀中定县的调查，全县一年就有72次庙会。冀南邯郸市峰峰矿区，一个区全年大小庙会有73次。旧时的庙会内容比较复杂，有的还带着较浓的宗法观念和封建迷信色彩，诸如拴婴许愿、问医取药、求雨乞福、驱魔修德等。解放后在各级政府的倡导下，人们摒弃了那些封建迷信做法，除了利用庙会做买卖，调解物资余缺，进行城乡物资交流等外，劳动群众在工作之余，还把庙会作为“旅游”和进行自我娱乐的场所。像高跷、狮子、龙灯、旱船、跑驴、竹马、杂技、武术等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多在庙会期间表演。同时，各地的“过庙”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比如：安国药王庙会，张北骡马大会，涉县娲皇宫奶奶庙会等。既进行了物资交流，又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2.尊称“老二”
外地一般以“老大”为尊称，而河北省清河县、临西县这一带则不然。这一带习惯以“老二”为尊称。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对男性的称呼上，如二哥、二叔、二兄弟、二大爷等等。如果称呼别人“大哥”、“大叔”等，不免会招人白眼，甚至惹人生气。
打虎英雄武松这种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说起来话长。原来，水浒故事在这一带流传得既深又广。清河是武松的诞生地，境内的武家村，全村皆姓武，据说是武松的故居。而与一县之隔的山东阳谷县的景阳冈，则是他“精拳打死山中虎，从此威名天下扬”的地方，至今遗迹尚存。武松身材魁伟，武艺高强，见义勇为，勇猛无比。他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夜走蜈蚣岭，智取二龙山等等，是妇孺皆知的故事。因为他排行老二，所以人们习惯称他“英雄好汉武二郎”。而武松的哥哥武大郎，则是一个世间少有的窝囊废。他身材矮小，懦弱无能，胆小怕事，终日受气。关于武大郎，民间流传着许多歇后语，诸如：“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武大郎坐天下——没人敢保”，“武大郎耍杠子——上下够不着”，“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久而久之，武大郎和武二郎的典型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根：一个是无所作为的人物，一个是英雄好汉。所以，一些争胜好强的人都自比“老二”，即使一般低能的人也不愿与“老大”为伍。与陌生人搭话，称“二哥”、“二叔”一类被认为是尊重，而叫“大哥”这样的称呼，则被认为是受污辱。
现代，“先生”这个新语汇时兴起来。不过，在年岁稍大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在乡下，大都还是喜欢别人把自己唤作“二哥”、“二大爷”的。
3.婚俗
河北省幅员辽阔，居住着汉、满、回、蒙、朝等多种民族。由于地理、历史条件的不同，各地旧有的婚姻嫁娶的风俗也不尽相同。张家口地区的婚习与山西接近，承德地区和唐山地区东半部的一些县份，与辽宁差不多。就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广大平原地带的汉族来说，其婚俗也颇具特色。这一带的汉族群众，旧时的婚姻多为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儿女们一般是没有选择配偶权力的。双方订婚时，经媒人“丢订物”，订物多为钱财，女方向男方索“彩礼”。结婚时讲究所谓“催装礼”。男方送龙凤饼、肉、衣物等礼品，由媒人陪同送到女方家里。女方要将嫁妆交媒人一同带回家。当晚，请一位父母双全、丈夫健在的妇女到新房中安放被褥。娶亲时以“红”示“喜”，放鞭炮，打红灯笼，还请仪仗队和吹鼓手奏乐，新郎乘轿或骑马，或坐车，到了岳父门前，新郎被引至客房吃茶点。女方以插花戴到新郎帽子上，将披红挂在新郎身上或轿前。新娘多穿红绸衣服，头戴红花，脸敷香粉，唇抹口红，在迎亲曲中上轿。有的轿后还系把水壶，不断滴水，谓“长流水”，取两家往来不断之意。新娘娶回，要绕村串庄，不准走原路，谓不走回头路。新娘以红绸盖头，下轿后同新郎拜天地。此日，亲友都来致贺送礼。这时请德高望重者念喜歌，歌词都是吉庆的，诸如“新房一闪红花开，家里有金黄色斗供龙牌”、“相府门上挂彩绸，千金小姐配王侯”一类。新婚之夜闹洞房。入洞房之前，堂屋桌上放置核桃、枣、花生、栗子，取“夫妇合投到老、早生贵子”之意。解放后，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旧的风俗礼仪，逐渐消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步被自由恋爱所代替。大讲排场，索要彩礼等现象日益减少。男女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只要志同道合，就由其所在单位开证明信，到当地政府登记，结为夫妇。特别是近几年，不少城镇出现了集体婚礼，当地党政府负责人作证婚人，既热闹，又节俭。在农村，则提倡“男到女家”，时兴了“女娶男”，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赞赏。
尽管时代在变，人们的风俗习惯也在慢慢地改变，但我们仍能从这些遥远的遗风遗俗里，寻着燕赵文化独立的特色与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