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儿童的失望与对教育的怀疑——试析1923至1927年鲁迅教育思想的转变
姜彩燕
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是鲁迅思想体系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从《狂人日记》发出的“救救孩子”，到去世前的《立此存照(七)》再次提出的“真的要救救孩子”，其间无论思想上经历过怎样的彷徨、苦闷和变革，对儿童生存处境、精神状态以及对儿童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关注，始终萦绕在鲁迅的脑海中，成为他一生中孜孜以求的重要问题之一。在1923至1927年间，鲁迅的儿童观曾发生过不小的变化，这不仅导致了进化论思想的动摇，而且引发了他对教育意义的怀疑。
一、创伤性体验与儿童形象的逆转
自从告别了童年之后，鲁迅对儿童的了解主要来自对社会以及身边儿童的观察和与儿童有关的书本。当鲁迅喊出“救救孩子”的口号，为儿童教育问题大声疾呼，畅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时候，其实从来没有亲身做父亲的经验，等到真的作了父亲，是在10年之后。不过，在兄弟失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使鲁迅有过类似父亲体验的应该是他的侄儿侄女了。鲁迅对侄儿侄女是充满爱心的。在日记上对于二弟三弟孩子的出生都有记载，并且常给他们买玩具。1913年回乡省亲，同二弟、三弟逛街买书之余，也不忘给二弟的孩子买玩具。1915年，给二弟寄东西时还有“陕西玩具十余事”。1916年12月省亲途中，在上海买书籍、食物之外，还购玩具5种，也应该是给侄儿侄女们的。在周氏兄弟同住八道湾的日子里，侄儿侄女们是鲁迅“以幼者为本位”的教育思想的直接受惠者。据许寿裳回忆，鲁迅购买八道湾那所大宅子时，主要原因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这里的“儿童”当然也是指侄儿侄女，因为那时他自己并没有孩子。1921年岁末，作为大伯的鲁迅，“下午买玩具十余事分与诸儿”。1922年，买泥制小动物40个，分与诸儿。侄儿过生日，鲁迅把家里“食面饮酒”为之庆祝的事也记录在日记里。尤其是当侄儿侄女生病住院，做大伯的不仅要延医取药，而且常去医院看望或陪护。为了给侄儿凑医药费，有时还要预支薪水，或向朋友借钱。可以说，从1919年搬到八道湾一家人同住，一直到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对侄儿侄女视如己出。在他的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里出现的喜欢养兔以及给爱罗先珂报告“没有了，虾蟆的儿子”的可爱孩子，应该就是以他的侄儿侄女们为原型的。周作人的女儿周静子《回忆伯父鲁迅》中的相关材料也可从侧面证实这一点。凡此种种，即可表明鲁迅对他们的慈爱甚深。然而，从1923年开始，一直到去上海之前，鲁迅日记中再无关于侄儿侄女的记载。这中间最大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另住，使他和孩子们也无从往来。但另有可能的是，在关于孩子的问题上，有对鲁迅刺激甚深的事件发生，酿成了鲁迅的创伤性经验，这不仅对他自身的情感造成伤害，也由此产生了对其儿童观的冲击。
据增田涉回忆，鲁迅在北京时给周作人的小孩买糖果，羽太信子常常让丢弃掉，这使鲁迅感慨：“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周建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中谈及此事时，除了引用增田涉的话，还说道：“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类似的说法在俞芳的回忆里也有。想必这件事对鲁迅刺激很深，到30年代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还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这里的“房东太太”应该就是指羽太信子。可见，由于大人间的纠葛和怨愤，也殃及了鲁迅与侄儿侄女之间的交往。不过，在鲁迅的叙述和增田涉的转述中，大人的“教唆”清晰可见，而孩子的反应却付之阙如。周建人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这种说法不排除有猜想的成分，因为其时周建人已离京赴上海工作，详细的情形他未必了解。孩子们在羽太信子的“教导”下，究竟做出何等反应，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鲁迅此后的作品中，却得以窥见蛛丝马迹。
在上述的“儿童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创作的《彷徨》、《野草》与杂文中，给人突出的印象是此前在《呐喊》中所赞美的少年闰土、阿发等少年英雄形象不见了，而被吃与吃人的影像开始凸显。在《颓败线的颤动》中，鲁迅描写了一位母亲为了养育女儿而忍辱负重，然而当女儿长大成人，过上不错的生活之后，不仅没有对她感激和孝顺，反而施与她“冷骂与毒笑”。她同她的丈夫孩子一起“怨恨鄙夷地对着”这个衰老的妇女，认为是这个老母亲带累了她们和孩子，使他们没脸见人。尤其是最小的一个也大声说“杀”的时候，老妇人由发抖、痉挛而“登时一怔”，接着是平静。可以说，这刹时的平静，正是出自于最深的惊异和绝望。当老妇人赤身露体地走向深夜的荒野，脑中照见过往的一切——“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虽然我们无从知晓鲁迅身边的孩子在大人的熏染和教唆下是否真有过类似“杀”这样的动作，从而使鲁迅深深受伤。但在兄弟失和之后的鲁迅作品中，孩子举芦叶说“杀”这个情节出现过三次：
在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
——《孤独者》
一个赤膊的孩子，将苇子向后一指，从喘吁吁的樱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声道：“杀！”
——《长明灯》
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
——《颓败线的颤动》
相似的场景在作品中反复呈现，说明对鲁迅所产生的震撼之深。面对自己曾经投入过爱心的孩子所发出的残忍举动，心底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情绪震撼！这种震惊、恐怖、委屈，以及由此而生的绝望与痛苦的心理感受，使鲁迅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年的“狂人”看到孩子们流露出如赵贵翁一样的眼色时，感到“纳罕而且伤心”。但那时他几乎确信：孩子们的如此表现，是他们“娘老子教的”，是教育的结果。而现在，这个确信开始动摇了。
二、对儿童的失望与进化论思想的动摇
上述的这种创伤性体验，到底对鲁迅的儿童观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从《孤独者》的描写中约略可以窥见鲁迅在这一问题上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