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平日记 旅人心绪
1993年10月12日 晴 列车驶过贝加尔湖
今天看到贝加尔湖了。她像海一样蓝而博大，火车绕着湖足足开了六七个小时。我扔下了手里的《废都》，出神地望着，惊叹造物主的伟大。此时，天地间只有两种颜色，沿铁轨一边是黄黄的草地，草地下面就是泛着微波的蓝色湖水，湖的尽头连着天，天也是蓝的，我们穿行在天地之间。
当火车转到背阴处的时候，草地忽然变成了黑树林子，湖面一下子与我们拉开了距离，但穿过树林的间隙，仍可看到贝加尔湖的从容和宽厚。不知不觉中，火车的沿岸变得窄起来，我们一下子又与湖水挨近了。原来，她波动得如此轻盈、朦胧。一层一层曲线漂浮着慢慢向前，万般柔情蕴藏得很深。
火车拐过一个弯后，岸边的草地上、林子里出现了稀稀落落的小木屋，三角形的、斜坡形的、草帽形的，四周都有木条栅栏围着，几只老山羊迟钝地啃啮着草皮。在一个阴暗的丛林边，停着一辆蓝色的摩托，主人不知去了哪里。再过去，一块黄叶满地的白桦树小林子里放了一张长木桌、四条长木凳，旁边是孩子们玩的秋千、跷跷板，但没有人。这是个明亮的下午，树叶在阳光下颜色变浅了，一棵倒了的大树干上停着几只乌鸦，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黑狗，一只乌鸦就在它头上追逐着。贝加尔湖边还常有伸向湖里的水泥板，三四米长，偶尔会看见穿旧皮袄、戴红绒线帽子的老头站在那上面钓鱼……
这是我从车窗外看到的景色，这是我与造物主的一次沟通，我知道，只有这个时候，我完全属于自然之母。我其实一直是爱她的，是一种带敬畏的非常单纯的欣赏。我想起二十年前，在江西插队时，有一个大热天，我到一个叫池头的水库去游泳，我躺在水面上，睁开眼睛，忽然看到了天空离我那么近，那种巨大的蓝和静让我一阵心悸。开始，我还死死盯着天空，渐渐地，感到吃不消了，觉得自己像冰一样在融化，化到那种蓝的气息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天空，第一次明白在天空中拥有像尘埃、粉末一样的“我”。
现在，我凝视贝加尔湖时，心里是一种真正的平静，如果我一直这样凝视下去，我还能记住许多。但是，大约两个小时后，我感到疲倦了，我真的累了，我躺到了床上，闭了一会儿发酸的眼睛，重又拿起了《废都》。我心里又觉得挺无聊，怎么会舍弃观赏这么美丽的湖，重又回到《废都》。在办公室的日子里，我一直没时间读这本被炒得很热的书。虽然已看到好几篇评论，许多人说这本书根本看不下去，但我认为这不是事实，至少我认为不是这样。就像几小时前，贝加尔湖的博大澄蓝一扫《废都》的混浊、猥琐，而这会儿，《废都》堕落、迷茫的世纪末情绪又把我从持续的观赏中拉回。这本书无论从评价或消遣的角度，都是可以看下去的，是一本我们通常说的有内涵、有可读性的书。当然它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好书。我一直以为贾平凹不仅有才华，而且是有大感觉的人，从他第一个表达了浮躁的社会情绪开始。《废都》也是属于那种能表现恢宏的历史感的作品，只是贾平凹对这个主题的把握有点力不从心。可是我们谁又对这个主题能驾驭自如呢？睡在我对铺的是一个北京倒爷李兄（大伙都这么叫），李在东欧闯荡已有五年多，今年已是第四次跑这条线了，他靠卖有点臭的皮夹克赚钱。火车一靠站，成群的俄国人就拥上来抢中国的皮夹克，他们已在严寒中等待多时。这时，李兄就有点扬扬自得的自豪感，他拍着俄国人的肩说：“哈罗梭（好）！中国！”他会说些简单的俄语。他对贝加尔湖似乎也很淡漠（也许是看得太多了），很少有凝视窗外的时候。当我让他看落日时，他却像说故事一样告诉我：这湖本来应属于我们中国的，后来斯大林得到西方默许，硬划了过去。西方要他保证不污染，斯大林做到了。迄今为止，贝加尔湖四周没有一家工厂，湖里没开过一条机帆船，所以这么干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人斜靠在床上，一边喝着二锅头，一边嚼着花生米，眼睛都不朝窗外瞥一眼。
我想起昨天半夜，我们隔壁的一对山东夫妇与两个蒙古大汉吵架，那个女的呼救，是李兄一个箭步冲出去，抓住两个光膀子的蒙古倒爷，让他们老老实实躺回自己床上。他回来后说，在这趟车上，甭想有人欺侮我们中国人。而那时，我和一些留学生都只呆呆地站在他身后。
我们是热爱大自然的，贝加尔湖给我们内心那么丰富的东西，可我们无法阻止眼前的暴力，我们缺少人类雄性的勇气，如果人类退到原始森林，自然法则首先淘汰的是我们，那么，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什么？
当夜幕渐渐降临时，我看着窗外变成铅色的凝重的贝加尔湖，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思想——如果这能称为思想的话。我想起本世纪初，一位叫爱伦堡的俄国青年，由于参加革命被押进一所叫苏歇甫斯基的监狱，那个房间的木板床上睡着的都是年轻的读书人，他们整天喊着、唱着：“光荣的湖，神圣的贝加尔。”这时候，他们那种对理想的神往与对大自然赞美的激情是不是一致的？大自然能让青春的火焰烧得更柔和些吗？但青春的火焰难道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吗？当他们这样歌唱着贝加尔湖的时候，走来一个狱吏，他是一个酒鬼，喜欢钱、白兰地、巧克力糖，也爱和知识分子搞在一起，他说：“你们是政治家，是聪明人……”有时他喝多了，就走进监房，微笑着倾听社会民主党人跟社会革命党人的争吵，插嘴说：“瞧你们还吵架呢，我喜欢你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社会革命党，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你们是聪明人，可是俄罗斯将来究竟怎么样？这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
这时，睡在我对面的李兄已打着鼾睡去，浑身散发着酒味。
1993年10月15日 阴 第一印象
晚上8:50，火车抵达莫斯科东方车站，很顺利地就看到了来接我的赵宁与陶蓬，他们是莫斯科戏剧学院的公派留学生。这里的月台可以随便进出，出站也不检票。
俄罗斯果真一副贫寒、阴郁的景象：车站外一排排发胖的老太太，站在肮脏的积水间，举着黄瓜、面包在吆喝；果真有那么多酒鬼在昏暗的灯光下踉跄；庞大的建筑陈旧不堪，长街一眼望不到尽头；人们穿着的是中国本世纪七十年代初那种粗质的毛衣和球衫、球裤。总而言之，我今天仍能闻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气息，它既让我感到难过，又让我感到亲切。
使我惊奇的是他们的地铁，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已近于奢侈。我们到的第一个地铁站，是一个环形的，有雕花柱子，悬挂玻璃大吊灯的大厅。赵宁告诉我，它叫共青团地铁站，很有名，建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屋顶的油画全是列宁与群众在一起，整个设计就是列宁塑像的设计师搞的。我们踏上电梯，速度极快，第一次很不习惯，站上往下一看，又深又陡，大约有百多米，然后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井。在苏联出版的旅游图上，地铁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观项目。它以红场为中心，分赤、橙、黄、绿、青、蓝、棕七条线，辐射开去，把市中心与外围的所有街道连成一体。今天，谈起地铁和莫斯科市内七幢最高大的尖顶建筑（形状有点像上海展览馆），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学、乌克兰饭店、外交大楼、军人住宅楼等，人们就会说：那是斯大林搞的，那是义务劳动的产物，那是为了与西方抗衡、与美国媲美，那是付出了农民勒紧裤带、妇女加速变老的代价的产物。但今天的人们毕竟享用了这代价。假如没有这地铁，没有这几栋钢铁般坚固、宫殿般气派的建筑群，莫斯科市政值得骄傲的大概只有克里姆林宫和教堂了。
赵宁、陶蓬边走边对我说，俄国人先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塑像（那个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过的严厉而慈祥的形象），说他是克格勃的老祖宗，然后又搬走了所有大街小巷的斯大林像，他们对那个时代记忆犹新的是：克格勃无所不在，仿佛墙上都是眼睛、耳朵；词汇的通货膨胀，完全变换了自己的原义；庞大的军事负担，苏维埃以此为荣……陶蓬说，俄国人对今天不满，但也不愿回到那个时代去，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宁可啃黑面包，也要拥有自己的脑袋。
陶蓬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今年二十六岁，在国内学习了一年公派出来，已在俄国六年，经历了苏联到俄国剧变的全过程。他脸色有点苍白，戴一副眼镜，是个很斯文、瘦弱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刚来的时候，每星期还参加义务劳动，后来越来越少，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规定了结束，就这样自然消亡了。他刚来的时候，每月一千卢布奖学金绰绰有余，去哪里，打个“的士”，三卢布可坐相当长的路。现在奖学金已达到一百五十美元一个月，但他们出门已不敢坐小车，从火车站到他们学校不过十来分钟，就要三千卢布，莫斯科的物价已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莫斯科戏剧学院宿舍前，有一大片居民住宅。我在火车进入俄国境内第一眼看到这样的火柴盒式住房时，马上想到我们的工房模式一定是从这里搬来的。让千百万穷人有房住，这也是革命最初的动机和动力，但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毕竟势单力薄，不可能一下子满足广大工农群众拥有西方那样的住房条件，于是，这种大规模的构造简陋、毫无美感的工房就成了共同富裕的象征。在旧上海，房子也是人的身份与阶层的标志，花园洋房属于买办官僚、工商巨头，还有黄金荣、杜月笙一类青洪帮老大；一般职员、知识分子住石库门房；劳苦大众就龟缩在棚户区。毕竟，新工房让大多数人钻出棚户，伸直了腰，它是一种理想的标志。工房是粗糙的，但理想本身是有美感的，为理想献身的人也是有魅力的。令人不解的是，那些住在老工房里的工农群众为何最终也没能守住苏维埃政权，难道他们不幸福吗？什么是幸福？
与赵宁的活泼、开朗相反，陶蓬有点忧郁，说话声音很轻，生怕人家偷听似的。晚上，我睡在他屋里。那是一间近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放着写字桌、书橱、俄式唱机，桌上搁着一个红泥做的雕塑：一个男子两手撑着，斜靠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床让给我，自己又另搭了一张床。屋里有暖气，穿毛衣即可。
陶蓬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搞翻译的，由于感情不和，多年前就已分居。陶蓬对人类感情和家庭的悲剧性一面，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理解。他学戏剧评论，自己也搞创作，今年暑假，所有的人都回去了，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啃面包，喝白开水，写一个戏，一个家庭的戏。他说戏剧目前第一是德国，其次就是俄国，然后是法、英，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好戏。莫斯科每天晚上有六十多个大小剧院演话剧，从经典的《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现代人》到各种式样的先锋剧，票价几百卢布，相当于三四元人民币。他说他们戏剧学院是学理论的，不培养创作人才，俄国人认为，搞创作都是天生的，可以进文学院去进修。他们每天九点上课，常常到十一点才有人，只要有三个人，教师就开课，他们在讲台上一站就四五个小时，滔滔不绝。
“你知道吗？”在陪我去底楼洗澡的时候，陶蓬又细声对我说，“我们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五十年代在苏联留学，也住这栋楼。前不久他来访问，说除了楼更加陈旧外整个城市毫无变化，他很感慨。”楼里不知为何还住着一群阿富汗难民，他们拖儿带女，到处锅碗瓢盆，走廊里散发着一股奶酪与洋葱交合的臊味。
我们躺下时已快凌晨一点，陶蓬有点兴奋，不断问我国内的情况，知识界、文学界的现状。他告诉我，这两天他正在帮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搞一个半小时的毕业作品，剧本是他写的。写一个小提琴手去音乐厅演奏时的幻觉，然后是戏中戏，遇到一少女，发生了类似《阴谋与爱情》的故事，最后演奏完了，四周响起掌声、欢呼声，小提琴手谢幕时发现场内根本没有人。陶蓬说，原想安排场内全是木偶，但成本太大就没用。这个戏只需两个人，小提琴手找他音乐学院的同学，不要钱，女的要找俄国姑娘，就得付报酬。本子得导师看后通过，签了字，才可领摄影器材与胶卷，他说他准备向大使馆借辆面包车装运器械。
他仍然喃喃地说着，我的思维好像在无人的掌声中定格，颓然睡去。
1993年10月16日 雨 喝俄国酒，说俄国事
早晨起来，与赵宁去火车站接陈丹燕、游小燕，她们从德国经波兰来莫斯科。
白俄罗斯车站建于二十世纪初，湖绿色的房子，白色圆柱，前面有一座上个世纪的老式天桥，桥头装有黑色镂花铁栅栏和有灯罩的欧式街灯。站在桥上，可以俯视车站交叉的铁轨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的感觉就像回到了十九世纪。
天开始下小雨，车站上有许多挎着蛇皮袋的少数民族。他们漫不经心地剥黑面包，吃生洋葱。一个吉卜赛女人怀里抱着一个衔奶头的孩子，挨个讨钱。她眼睛深凹，脸色枯黑，扎着脏兮兮的头巾，穿一条满是污迹的长裙，人们对她那只伸过来的手好像已没有感觉，十多分钟，只有一个穿皮夹克的女孩给了她二百卢布。赵宁说，莫斯科经常这样，阴雨连绵，人的表情也总是阴沉沉的。她说俄语中对忧郁的说法有许多种，特别丰富，她随口就用俄语说了三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