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5，华沙至莫斯科的火车准时抵达，我们在9号窗接到了她们。两人带了一大包鸡蛋、香肠、酒，因为在波兰听说这里打仗，没菜吃。陈丹燕见车站的潮湿、肮脏，人们脸上的压抑，感觉很不好。她说德国人知道她要去俄罗斯，拿出报纸上枪战打死人的大幅照片给她看，说你们中国人疯了吗？现在去俄国！我告诉她这里很平静，地铁站里到处可见到玫瑰。我知道她喜欢玫瑰，我说枪战中的玫瑰比平时的玫瑰更有诗意。
回到赵宁宿舍，电视里正在播新闻：所有的外国人必须去当地警察局登记，晚上抓了一万五千人，反对派有三百支枪散失各处，搜查仍在进行……陈丹燕、游小燕急着去给家里打长途报平安，赵宁陪她们去换钱，陶蓬待在他屋里看我带来的杂志，我一个人坐着看电视。MTV节目里突然出现了步伐整齐的士兵们和坦克的叠影，这让我十分惊奇，我想起爱伦堡1916年在俄国看到第一辆坦克时的描述：“在它身上有一种雄伟而又令人极端丑恶的东西。它与从前一种可能存在过的巨型甲虫很相像，为了伪装，它被涂得花花绿绿，它的两侧就如未来派画家的图画，它像一条毛毛虫那样慢慢地爬着；无论战壕、灌木丛还是铁丝网，都拦它不住，它微微蠕动着触须，那是炮和机枪，在它的身上有一种古老的东西和最美国化的东西的结合，一种诺亚的方舟和二十一世纪的汽车的结合。里面有人，是十二个侏儒，他们天真地认为他们是坦克的主人……”从那时以来，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了，一些外交家在讨论裁军的时候常使用“传统武器”这个名词，以区别于核武器。毫无疑问，坦克已变成传统武器，但莫斯科空阔的大道上，今天又留下了坦克履带碾过的最新痕迹，“毛毛虫”还在蠕动，全世界每天都有这样的“毛毛虫”在吞噬花朵、树叶……
我正这样想着，陶蓬揉着眼进来，说让我和他一起喝一点俄国酒。他从橱里拿出酒瓶，那是一种90度酒精掺了柠檬果汁的烈性酒，我说我不会喝。陶蓬说他过去也滴酒不沾，现在能喝伏特加了。有一回去看话剧，戏完后，他与一俄国男子对饮，被送进醒酒所，关了一天一夜，通知学校后才被保释出来。那俄国男人是与妻子不和，吵了架出来看戏，怀里揣着一瓶伏特加，还有精致的小酒杯。两人谈戏谈得投机了，就站在路边喝了起来，直到躺在地上。陶蓬说，在俄国，马路上没有酒鬼是奇怪的，街上随处可见酒瓶：马、列的塑像旁，商店的窗台上，厕所的马桶边。他们喝酒不要菜，有时闻闻面包味道就行了。你以为那些上班的男人公文包里装有什么东西？十有八九有伏特加。
陶蓬呷着酒说，唉，六年了，其实要说学习，也谈不上什么，语言掌握了点，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故事太多啊，你想听吗？我点点头。
“我们这栋楼，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我隔壁有一外省的学生，去年已毕业，白天与常人一样，看不出什么，一回到屋里就变得忧郁、痛苦。他喜欢布加乔娃（俄国最好的流行歌手）的歌，当时布加乔娃出了四张唱片，可他穷，只买了两张，整夜地放，音量开到最大。半夜里，我被吵醒，忍不住去敲他的门。没开，我就推进去，只见他喝醉了酒半跪在地上，满眼泪水。我很难受，就走进去把音量关小走出来，一句话也没对他说。”“什么事让他这么痛苦？”我问。陶蓬沉思片刻说：“说不清，可能是过去的经历、目前的处境，或者就是性格、童年的伤害，俄国人就是这样，说不清。”
接着他又说：“过去楼下还有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歪脸，长得极丑，是个老处女。人家看到她那副模样都挥手叫她走开。有一个与她共事的女管理员经常骂她，欺侮她。老处女平时一个人住在一间破屋里，每天啃黑面包。忽然有一天，她哥哥死了，留下莫斯科市中心三间屋给她，卖了四万美元。她花一万美元在郊区买了一间房，然后去商店买了昂贵的意大利裘皮大衣、帽子、皮鞋、化妆品，穿戴着来学校宿舍，楼上楼下兜一圈，也不说什么。对过去骂她的女人也不嘲讽，扔给她一包很贵的首饰，笑着走了。”这真是欧·亨利的小说呀，我说。上帝塑造了这么个女人，她这样过完了大半辈子，最后想讨回一点做人的尊严，可这尊严又离不开金钱，这是多么可悲的人生啊。
我们聊着，把赵宁煮的一盘牛肉吃了个精光，这里的牛肉要四千卢布一公斤，人们并不经常吃。我从未有过这么好的胃口，黑面包、咸鱼、生洋葱、酸奶，什么都吃，我感到了许久没有过的饥饿。二十年前，在江西插队时，有过这种饿得慌的感觉，出工出到一半，偷偷跑回来拿冷饭团、大头菜吃。饥饿使人产生最基本的欲望，在俄罗斯的文学中有多少描写饥饿的篇章啊，许多人首先是在饥饿中了解了人类的痛苦，我似乎觉得，今天俄国的土地上仍然飘浮着饥饿的分子。
陶蓬喝完酒，煮了一碗他最喜欢的熟泡面，又谈起了国内的文坛。他说看了《钟山》等杂志，觉得国内作家开放得最明显的是对性的描写，他认为多少有点赶时髦、商品味，不是那种深刻的揭示。他用他微弱的声音说，大多数作家是匠人，缺少真正的艺术家。谈到昆德拉，他说值得向国内知识界介绍其人其作品，但感到现在国内的评价太高。他认为昆德拉不如《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帕得了诺贝尔奖，苏联曾驱逐他出境，他宁可不去领奖也要留在祖国，他知道出去后自己的艺术生命就结束了。陶蓬说昆德拉关于“媚俗”的概念国内译得不一定准确，但也可用。按国内目前的理解，他认为昆德拉也有“媚俗”的一面，不过更高级、更隐蔽而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昆德拉有点取悦于西方），他又告诉我，他们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不久前伴上了“昆德拉”，我问：“什么叫‘伴’？”他说：“怎么？你这也不知道，北方人都懂，已婚男女双方在外又结识了异性，就叫‘伴家’。”
我说：“陶蓬，你看上去也有点忧郁，是不是与俄国的环境有关？”他怔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俄罗斯民族的忧郁由来已久，从沙俄以来，知识分子就被一次次流放、扼杀，人民听不到同时代最优秀者的声音。苏联几乎没留下什么好的艺术，功勋演员现在不少成了酒鬼，著名导演喝得烂醉躺在街上，作家嘛，有的自杀，有的在国外发疯，何止是忧郁。”
我觉得再这样谈下去会太沉重，于是就站起来收拾碗筷。陶蓬说：“我来吧。”
这天晚上，我读爱伦堡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使我想起白天与陶蓬的聊天。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符·加·柯罗连科，他弓着背，脸上流露着善良和悲哀的神情。看来，这是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最后一位代表了。（乌沙科夫辞典对‘知识分子”这个词做了如下的解释：“其社会行为具有优柔寡断、动摇、怀疑等特点的个人。’）然而，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却不是优柔寡断的；他们由于自己的思想而遭到生活上的种种灾难，遭到监禁的苦役。知识分子的怀疑动摇往往不是由于畏惧，而是由于天良的作用。”
入睡前我一直在想，果真如此吗？
1993年10月17日 多云转阴雨 红场·列宁·传教士
今天，陶蓬陪我们去红场。
雨中的红场人不多，一边是像城堡一样的红墙，给人一种十分坚固的感觉；一边是褐灰色的大楼，它们冷峻地藐视着人与岁月。克里姆林宫圆顶上飘着三色旗，印象中那上面总是与红旗相映成趣。最漂亮的是广场上那个彩色的东正教堂，可我过去在所有的电影、画片关于红场的介绍中从未见到过这幢建筑，它让人想起热带雨林中的植物。而在红场的入口处，一座新的教堂正在加紧施工，吊车发出隆隆声。有一件事我感到奇怪，我小时候对红场的神圣感竟然一点没有，我脑子里出现的是那个驾直升机降临红场的德国小伙子。我从鲁茨夫又想到了王朔，我不知为何在这个时候想到王朔，也许他们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年轻人，历史的那份庄严感被年轻人无所畏惧的游戏精神稀释了。
我们去看列宁墓，但关闭了。一位在红场上摆摄影摊的男子告诉我们，现在每周只开放两次，而且是下午一时至三时。我们转向旁边的列宁博物馆，门口有一群老人正在与警察争执，他们手里举着对现政府不满的标语，有的捧着鲜花，大概是想放到列宁墓前，但警察不让他们进去。
博物馆里人很少，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有几个戴着面具的小伙子在里面玩捉迷藏。在二楼剧场里，一个义演性质的音乐会正在举行，演奏的全是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与战争年代的歌曲。场子里坐满了人，他们穿戴整洁，庄严肃穆，沉浸在一种无奈的怀旧中，我不知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但我能感到他们对内心的守护。陈丹燕说很喜欢这里的气氛，那些乐曲充满过去的旧时代的浪漫和真诚，让人产生片刻的升华，但理智告诉我，它们离今天的世界正越来越远。
关于列宁，今天的莫斯科有许多议论，虽然我们从未见过真实的列宁，所有关于列宁的印象都是媒介传递的，但我宁可不信那些传言——谁又能证实这些呢？有一点不容怀疑，列宁是个天才，他一生著了那么多书，并获得了千百万穷人的拥护，并且影响了世界的进程。爱伦堡十七岁时在巴黎见过列宁，那是在奥里昂大街的一个咖啡馆，布尔什维克有一个会议，出席的有三十多人，爱伦堡写道：“我只瞧着列宁，他穿了一身有着一条浆过的硬领的暗色西服，看起来非常端正。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但我当时是一个相当鲁莽的毛孩子，我要求发言，而且还对什么表示不同意。他温和地回答了我，不是责备而是解释。会议结束后，列宁知道我刚从莫斯科来，让我去找他。”
爱伦堡还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生活中很纯朴，作风民主，对同志体贴入微，他甚至对一个脸皮很厚的毛孩子也不会加以丝毫嘲笑……这种纯朴之情只能为大人物所独具；想到列宁时，我经常自问：也许，对一个真正的伟人来说，个人迷信不仅跟他格格不入，甚至会是不愉快的事吧？”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列宁博物馆内看的一段列宁逝世时的录像：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穷人在冰天雪地里为列宁送葬，他们抬着装有列宁遗体的灵柩，登上破旧的火车。广场周围燃起堆堆篝火，昨日的赤卫军走近火车前的时候，孩子似的泣不成声。这时，汽笛发出凄厉的长鸣，火车启动了。这是七十年前的镜头，不知今天的俄罗斯人如何看待那时的悲痛。
爱伦堡说，列宁是个伟大而复杂的人。在国内战争的暴风骤雨的年代里，列宁听完了伊萨伊·杜勃洛文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对高尔基说：“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接着他眯起眼睛，不大快乐地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的东西来。但是现在，谁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自己的手会被咬掉的，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唔唔——任务是多么可怕而艰巨啊！”
我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摘下这么一段引文，是因为想说明，它与列宁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形象是相似的，更重要的是，它和我们曾经有过的时代和命运同样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昨晚，还来了一位大胡子的德国传教士，是陶蓬的朋友介绍的。他来自德国的斯图加特，一家电脑公司的部门经理，大约四十岁的样子，脸微红，秃头，密密丛丛的络腮胡子，如果不说话几乎看不见嘴。他两眼炯炯有神，像埋在乱草中的宝石，里面穿一件有点皱的衬衫，外面是质地并不好的西装、牛仔裤、旅游鞋，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陶蓬不懂德语，请来在德国留学的游小燕做翻译。他的名字很长，我们就称他彼尔。
彼尔说，他这次是参加一个美国的短期新教组织活动，来俄国两周，看望两个监狱的囚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成年人的。他与犯人交流，组织音乐会，说自己的信教感受。与此同时，彼尔还去乡村，与贫穷的人交谈。俄国的乡村，今天仍有许多穷人，他说前不久他也去过北京、广州，觉得中国现在不错，到处都很有生气，但他认为妇女劳动的强度大了些，赚钱太辛苦。他还去了北京一教授家，说那屋子小得不可思议，他看上去有点激动，反复说，教授应该高薪、生活优裕，他们才能安心搞科学，做学问。我只能说，中国人多，也许再好也难达到德国教授目前的水平。他却说，北京饭店太贵，一个晚上七百美元，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说，那不是像我这样的人住的，可他马上又说：“今天的德国人生活太优裕、太安定了，平时晒晒太阳、种种花，不思进取，懒散得很。不像中国，虽然不富，但有追求。保持这种势头，可直线上升。但要信教，没有宗教不行。”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任何时候都不忘说教。
对传教士我过去一直抱着怀疑，他们好像就是虚伪的代名词，用漂亮的言辞掩盖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或者就是压抑了正常的人性。我想这可能是上学时候读《牛虻》《巴黎圣母院》《红字》等作品的影响，当然，还有受革命教育的影响。上帝也没有能拯救世界，两次大战后，西方人自己也认为：上帝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