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彼尔，人心若是可以拯救的，那为什么还要让那些罪犯坐牢？彼尔说，坐牢是他们应付出的代价，但要他们懂得自己，这就需要读《圣经》，以我们自己读了以后的感受与他交流，一旦他发现了自己，就会走出迷途。
他说他从年轻时起就从事传教活动，已有几十年，这次像过去一样，利用休假出来传教旅行。他这样向我解释宗教：一个人如果不懂收音机原理，会以为这里面一定躲着个人说话；明白了道理，就会去选择频率，听自己喜欢的节目、音乐。所以首先要懂得道理，学习《圣经》，然后才可能去选择。他又说，你知道吗，上帝的手始终是伸着的，但如果你的手一直放在背后，上帝无法接纳你，只要你全身心相信、奉献，伸出你的手去，上帝一定会接纳你，这个过程是十分美好幸福的。一旦你被接纳就明白了。
彼尔身边还带着一个刚满二十岁的俄国小伙子，金发蓝眼，十分英俊、腼腆，他既是彼尔的翻译，也是信徒。我很想知道，这个漂亮的男孩内心是怎么想的，他真的已树立起信仰了吗？可他的过于腼腆、羞怯让我犹豫了。
天渐渐变黑，陶蓬留他们吃饭，彼尔说晚上还有好几家要去。他站起来，送我们一些《为什么要读圣经》的小册子，以及他家乡的明信片，然后乐呵呵地走了。这时，外面正是风雪交加，莫斯科的大街上除了穿迷彩服的戒严部队，已很少有行人，人们都龟缩在暖气充足的家里。在这样的冬夜，只要有家，有暖气，人是很容易放弃追求的。
坦率地说，我很喜欢彼尔——他精神饱满、快乐自然，大胡子上总是溢满笑容，他抱着坚定的信仰作身体力行的奉献，又没有救世主式的居高临下。他与那个男孩匆匆融进黑夜中的背影，让我想起《简·爱》中的那个年轻的传教士：文弱、消瘦，却整天奔波在穷乡僻壤。过去我一直以为那是作家理想中的神职人员，现在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而且一直有，否则，怎么能延续到彼尔。也许，教义救不了世界，但实践教义的人是有魅力的，尤其在这个全世界都不得不向金钱妥协的时代。当然，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真正有信仰的人大概总是微弱的。我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资料片，叫《第三段情》，里面有一个青年牧师，他在结婚时得知未婚妻曾与别人发生过关系，就开枪自杀了，而那个未婚妻却以为牧师脑子有问题，观众也是这样认为的。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这样纯洁的人准备的。
1993年10月18日 多云转阴 伊琳娜的欢迎午餐
今天早晨，赵宁陪我们去女作家伊琳娜家住，因为学校宿舍查得很严。昨晚十二点，我们正在聊天，陶蓬忽然听到下面有吉普声，撩开窗帘一看，忙回头说：“快，把灯关了，士兵来查夜了。”我们立即分散到两个房间，在漆黑的屋里屏住呼吸。结果，一场虚惊，士兵并未上来。事后，大家一阵兴奋，好像在搞地下斗争。
伊琳娜是莫斯科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年轻时写过许多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小说，其中不少已翻译到中国。她丈夫尤里是苏联一位杰出的画家，不少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四十多岁的时候尤里不幸患白血病死去，当时，苏联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就用他的名字给新星命名。
赵宁与伊琳娜有很深的交情，她事先曾对伊琳娜说有两位中国作家要来，伊琳娜表示非常欢迎。但后来赵宁告诉她还来了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游小燕，她就在电话里对赵宁说那就得付八美元一个晚上。赵宁向我们解释说，苏联解体后，俄国作家作品发不了就没有收入，生活很拮据，希望你们能谅解。游小燕说，那是应该的。
伊琳娜住在莫斯科西面一幢高级公寓里，那是专为文艺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盖的，住有导演、画家、芭蕾演员。进大门要按密码才能打开，底楼有一大厅，放有沙发、盆花、当日的报纸。看门的老人听说我们来自中国，十分和蔼地与我们点头。
伊琳娜住在十四楼，她的住宅有两道门，开了门，我们看见的是一位化了妆、穿一件鲜红长袍的老夫人。她接过我们送的一大束菊花，吻着说：“我已一年没闻到菊花的味道了，多么新鲜啊！”她让我们换了拖鞋，挂了大衣，然后领我们参观她的三房一厅。屋子里挂满了她丈夫的油画，其中的女人大都是以她为模特儿。伊琳娜年轻时真是十分漂亮，颀长，丰满的身材，高高的前额，白皙的脸，一双妖媚的蓝眼睛特别亮（今天仍然很亮）。除了画，就是世界各国的工艺品，布置得精致、典雅，很有艺术气氛。她把大客厅让给我们住，书房给游小燕住。厨房挺大，放着沙发、桌子，电视机整天开着，也许是她怕孤独。她说她正在吃一种进口的药，需节食，平时得由我们自己煮饭吃。
午餐已准备好，各种高低酒杯、银色餐具摆得整整齐齐，茄汁土豆、卷心菜色拉、牛肉、油浸草菇，以及她自己做的苹果饮料，色彩十分鲜艳。
当我们全坐下后，伊琳娜对赵宁说她要致辞。她举起杯子，露出优雅的微笑说，她很荣幸能在这里接待来自中国的新朋友，而且那么年轻。她说她对中国怀有特别亲切、友好的感情，希望我们住在这里能像在家里一样。赵宁让我也说几句，我说我们从小是看俄罗斯文学长大的，对俄罗斯同样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我对自己能亲眼来看一看俄罗斯感到十分高兴，谢谢伊琳娜的一片盛情。
酒、菜的色泽远远超过它的味道，但使我感兴趣的是伊琳娜的谈吐。她滔滔不绝，慷慨激昂，有时显得有点夸张。她说，世界上有两个脑袋，一个政治的，一个文化的，它们总是要斗，结果总是政治的强，文化的弱，文化的甚至不如工农，很可怜，所以全世界文化的头脑要互相同情、团结。她说她祖母是一个白俄的歌唱家，最近她写了一本关于她祖母传记的书，但书的销路不好，屋里的书堆得像小山一样。她说，俄国原先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国家，现在年轻人关心政治，做生意，而读书的人少了。过去报纸千篇一律，所以人们喜欢看书，现在信息多了，变化快了，各种各样报纸什么都可登，所以看报的人超过了读书的人。但是她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一部分文学青年存在。
当我说起曾在一本美国出的刊物上，读到她写的反映俄罗斯知识界现状的文章时，她显得很激动，说，现在俄罗斯知识界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面包重要还是脑袋重要？有一首合唱歌曲唱道“面包是一切之道”，但不可忘记，智力和面包是相互联系的，就像《圣经》中说的：“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她认为，首先是头脑，然后是粮食，有头脑就会有粮食，也就会有其他的一切，所有智力的劳动的文化可能造就一切。所以，使人民丧失头脑、丧失理智是危险的，其结果是粮食也没有。伊琳娜承认，俄国的文化今天正处于最艰难的处境，旧结构打破了，而新结构尚未建立，文化成了被国家抛弃的孤儿，任其受命运摆布，任其跌入经济深渊。起初几年的改革和公开化的高兴劲儿，变成了惊奇、沉默、发呆，作家停止了写作，导演停止了排戏，没有好书出版，为了生活要改行。有一位著名的西伯利亚作家，为了吃饱饭，挣一点必不可少的面包钱，跑到大森林里去采蘑菇和松果。许多人成了计程车司机，当了按摩师，许多人干脆在旧货市场出售自己的东西。他们就像被抛在岸上苟延残喘的鱼，能把握住航向的人是很少的。社会的文化阶层、人民的文化阶层正在消失，没有补贴，没有工资，谁也不愿对这层“土壤”施肥、耕种。她认为，出版社不应为维持生计而从出版当代文化转向出色情书或瑜伽小册子，同样，剧院不应为了维持经济收入而排演媚俗的戏剧。
我忍不住说了句，你讲的这些状况恰恰证明：面包是重要的，没有面包，脑袋无法运转。她说，不，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呼声：首先要让人民吃饱，然后再抓文化。她说今天文化可怕的沉默，真正文化的闪光率大大下降，都应归罪于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这种提法是彻底错误的，对待人不能分阶段行动，要同时考虑，既想到头脑，又想到胃。
这顿午餐一直吃到下午三点，我的胃似还有容量，脑袋已被塞得满满的。回到房间，陈丹燕说，她不对的，没有面包，她写了东西也没办法出版，出版了也没人买。人人都在为面包奔波的时候，是静不下心读书的，也无暇顾及精神享受。我说，经济的发展对文化的复兴肯定是重要的，但这一条也需要有头脑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今天人们所说的面包，已不是单纯的充饥问题，它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背景下，普通人（包括文化人）对基本生活的要求。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对住房、美食、服饰、家电、化妆品的需求仍是主要的，因为西方提供了样板，而人们首先看到的总是外在的东西。
1993年10月19日 晴转阴 贵族气派与苏维埃理想
今天是来莫斯科的第一个晴天，我们计划去普希金博物馆和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的冬天，很少有晴朗的日子，那种晴朗是惨淡的、无力的，大街上，很难发现一张轻松、平和的脸。白天，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博物馆，那里安静、暖和、丰富，让你细细体悟历史与心灵的瞬间，我们只是在这瞬间感到人类的伟大。而晚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歌剧院、音乐厅，那里金碧辉煌，温暖如春，人们的微笑像是从一个藏得很深的地方掏出来的。同样的人，他们白天在发黑的土豆和干瘪的西红柿摊前徘徊，到了晚上，他们穿起盛装，系上领带，涂上口红，冒着雪花和冰碴儿拥向艺术的圣殿。
记得10月17日晚，还是戒严的日子，我们去著名的莫斯科国家歌剧院，大街上有穿长筒靴的警察佩枪巡逻。但七点钟的时候，大歌剧院仍像往日一样灯火璀璨，那种华丽优雅与外面的阴沉、动荡、焦灼完全是两个世界。人们寄存大衣和包后，站在锃亮的镜子前梳理。男人们拉直西装的衣角，女孩们把靴子换成高跟鞋，绾上漂亮的发圈，然后来到底楼咖啡厅，喝质量并不好的咖啡和一种绛红的果汁，吃饼干、三明治、巧克力。那是一份份微量、简单的食品，价格比外面贵，但人们都愿意拥在这里品味，细声地说话，身体呈现着一天最为美丽的姿势。
大歌剧院的一楼是大厅，另有六层高高的环形包厢，上面刻镂着蓝底金花图案，每个包厢都有绛红色的丝绒帷幕，除正中的一个大包厢里没有人（那过去一定是沙皇家族或国家元首坐的），其余全部客满，有的包厢还加了位子。坐在这样的包厢里，我很自然地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渥伦斯基拿起单片眼镜注视另一个包厢的情景，想起《列宁在十月》中那个大啃鸡腿的水兵。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经历了多少苦难和动荡，唯有大歌剧院的歌声和舞蹈没有间断过。
这天演的是著名芭蕾《吉赛尔》，跳吉赛尔的是一位俄罗斯正在走红的年轻演员，她轻盈如羽翅，舞蹈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每一个造型又滴水不漏。我想假如人的激情能训练得在舞台上那样控制自如，人类有些悲剧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使我惊异的是剧场内一遍遍地响起掌声，男人们不断地叫着“哈罗梭！”“哈罗梭！”这种掌声和喝彩比舞蹈更让人动心，那是真实的展露，是焦灼后的一次释放，是俄国人永远渴望的精神的痛饮。
《吉赛尔》在秋水般的安魂曲中降下了帷幕。灯光骤亮，掌声四起，吉赛尔踮着脚，提着天蓝色的裙子，十遍、二十遍地谢幕。鲜艳的玫瑰花一束束扔到台前，吉赛尔拾起，轻轻吻着，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在这寒冷的冬夜，俄罗斯人多么需要灵魂的安抚。
我有时又怀疑自己是否过高估计了这种对艺术的崇敬，尤其是当人们还处于贫穷的时候。我也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俄罗斯人仍然充满着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这与我们富裕了，却沉迷在灯红酒绿的卡拉OK是多么不同啊。可这种说法可能是无力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远远超过精神片刻欢娱的满足。爱伦堡曾写道：革命的最初几年不仅是舞台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而且也是戏剧受到普遍欢迎的年代。在乌克兰的小城市中，一些幻想总有一天能吃饱饭的流浪艺人，用他们的表演震动了剧院大厅，使观众暂时忘却了那不足的口粮、寒冷的住房和夜晚的枪声。爱伦堡曾应朋友之约，去一个叫“克里沃·吉米”的地方看戏，那儿正在上演民间戏剧，爱伦堡说：这是一种饥饿和寒冷的年代给观众带来欢乐的滑稽戏。爱伦堡说的是对的，这只能是暂时的忘却，而不能是持续的平静。
我去了普希金博物馆、俄国现代美术博物馆和今晚的克里姆林宫剧院后，我一直隐隐感到某种不协调的东西似乎更清晰了。普希金博物馆的贵族气派与大歌剧院是一脉相承的，白色大理石的长柱和宽宽的台阶显得气度不凡，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塑安放得体，灯光的照射十分讲究。管理人员衣冠整洁，严肃而彬彬有礼，使人想到那些豪门庄园的管家。这里陈列着许多珍贵文物，有意大利、埃及的，也有西班牙、法国的，不少原作保存得非常好，至今仍散发着岁月的光彩。一尊没有头的维纳斯竟然仍能让人感到她的丰韵，就像台上吉赛尔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