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
《论语》作为儒学要典，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基本材料。然而，这部共二十篇计一万五千余字的著作又非常特殊，这便是该书全部采用了语录体。《论语》成书以来，历代研读该书的人不计其数。尤其是近些年来，无论图书种类还是印刷数量，有关《论语》的出版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可是，我们在对此感到欣慰或者欣喜的同时，也看到《论语》研读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又与《论语》的成书及其文本特征密切相关。那么，《论语》是怎样成书的？其文本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在此首先谈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论语》的成书问题
《论语》的材料来自哪里？它是怎样编撰而成的？这是研读《论语》往往首先想到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按照这里的说法，《论语》中所记载的内容有孔子的言论，有孔子弟子的言论。孔子的言论中，有他与弟子们的对话，有他与当时其他人的对话；孔子弟子的言论多是弟子之间的相互谈话，而这些也是曾经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这就是说，不论孔子本人的言论，还是孔子弟子的言论，都出于孔子弟子所记。
关于《论语》的成书，《汉书·艺文志》至少还表述了三层意思：
第一，孔子弟子随时记录孔子言论。
《论语》中，不论孔子本人的话还是孔子弟子的话，都应来自孔子弟子的记录。在孔子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的弟子常常随时记录老师的言语。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行”的问题，《论语·卫灵公》记曰：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孔子认为，人应当“言忠信，行笃敬”，即说话忠诚守信，行事庄重严肃。人应当时刻牢记，将“忠信”、“笃敬”装在心中，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只要做到这一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顺畅通达。子张觉得老师的话太好了，于是“书诸绅”，也就是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
孔子弟子随时记录孔子言语，在《孔子家语》中有更多的记载。比如，《入官》篇记载：子张向孔子请教为仕之道，即怎样当官治民。孔子就如何达到“安身取誉”作了详尽的回答，所以该篇最后说：“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子张回去以后把孔子的话记录了下来。又如，《论礼》篇记载：子夏侍坐于孔子，师徒谈到《诗》中所说的“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子夏请教怎么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于是，孔子进行了一番长谈，他围绕君主修德治国的问题，从怎样为民父母、如何德配天地等方面展开论述。孔子的论述令子夏激动不已，他猛然站起来，表示一定要记录下来。所以，《论礼》最后记载说：“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第二，《论语》材料是孔子弟子集撰的结果。
《论语》是“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结果，唐人颜师古注说：“辑与集同；纂与撰同。”这样，所谓“辑而论纂”，其实就是“集撰”或者“撰集”。
说到“撰集”，我们不由想到孔安国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孔安国本人正是这样表述自己与《孔子家语》之间的关系的，他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谈到：
元封之时，吾仕京师，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于是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
在《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1]中，其表述与此大体相同：
又集录《孔氏家语》为四十四篇。
《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中引述了孔衍的“奏言”。孔衍表述为：
又撰次《孔子家语》。[2]
所谓“集录”，就是将已经存在的材料加以聚汇；所谓“撰次”，则不仅仅是汇聚材料而已，而且这种汇聚要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
汉代的孔子后裔们（包括孔安国本人）所说孔安国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对我们认识孔子“门人”与《论语》的关系颇具启示意义。尽管学术界对孔安国与《孔子家语》具体关系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但这不会影响我们据而讨论“撰集”一词的具体含义。
按照《孔子家语后序》的说法，孔安国以前，《孔子家语》的材料经过了辗转流传，到他那个时期，这些材料“与诸国事及七十子辞妄相错杂”，“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孔安国通过私人关系得到了《孔子家语》，但这些却同样是一堆“乱简”，没有次序可言。于是，孔安国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类、比次、编排，即所谓“以事类相次”，也就是“撰集”，从而成为现在的样子。
最初，《论语》的编撰情况恐怕也是如此。在孔子弟子“相与辑而论纂”之前，这些材料应该是已经存在的，其前提便是孔子弟子们的随时记录。
第三，《论语》的编纂在孔子“既卒”之后。
孔子弟子对《论语》的“撰集”，时间是在“夫子既卒”之后。
那么，何谓“既卒”？《尚书·金滕》有“武王既丧”的说法，《史记·鲁世家》作“武王既崩”。无论“既丧”还是“既崩”，都应当表示武王去世以后不太长的时间。[3]“既”有已、已经之义，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孔子家语·正论解》记孔子曰：“古者天子崩，则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太甲听于伊尹；武王既丧，成王听于周公。其义一也。”此处“既丧”与“既没”并言，应当与《汉书·艺文志》所讲的“既卒”一样。《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还有一种说法：“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丧”、“没”、“崩”、“卒”、“殁”都是人“去世”的同义语。看来，“既卒”也是古代的通行用法，即表示去世以后不久。
认识到《论语》结撰在孔子“既卒”以后很有必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占主流的看法是《论语》“不纯”和“写定很晚”。比如有学者说“《论语》的结集，时间可能晚得多，不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而是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景、武之际”，不承认《论语》有“原始结集”一事，认为不论其结集时间、篇目多少、《论语》传本抑或文字真伪，都还存在问题。[4]显然，这样的看法与《汉书·艺文志》的相关记载是不一致的，因为所谓“既卒”虽然表达的是在孔子去世以后，但不可能是孔子去世后那么长的时间。
二、《论语》由子思主持编撰而成
《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表明：《论语》是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不久后整理编撰既有材料而成。但是，《论语》编撰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编撰的，这些问题《汉书·艺文志》并没有提供更多更明确的说法。因此，后世学者进行研究，并在今本《论语》中寻找内证，也提出了种种看法，而分歧却依然很大。但是，《汉书·艺文志》的相关记载虽然简单，可还是为研究《论语》的成书问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论语》类文献共有“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在作者看来，这些都应该与今本《论语》具有同样的性质。比如，《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这也属于孔子应答时人而为当时弟子所记的内容。
最值得认真思考的是《孔子家语》也被列入《汉书·艺文志》中的“《论语》类”文献。《孔子家语》与《论语》两书之间的关系，对于说明《论语》的成书很有价值。这里著录的《孔子家语》二十七卷，与今之十卷本《孔子家语》有别。学者们知道，古代图书在形成与流传过程中，卷帙的分合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里的二十七卷本与王肃注的十卷本或有不同，但二者的主要内容应该一致。颜师古说这个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这可能是收藏在西汉秘府中的本子，不过此本不如经孔安国整理、后由王肃作注的本子更为细致。
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谈到《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关系，他说：
《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
长期以来，人们以《孔子家语》为伪书，孔安国序也被认为是伪作，因此，孔安国所说的这些话向来不被人们所注意。而今，《孔子家语》的重要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孔安国的叙述也应当给予应有的重视了。
《孔子家语》与《论语》、《孝经》“并时”，三者在时代上一致。《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看来，无论是《论语》、《孝经》还是《孔子家语》，其材料都来自孔子弟子。所以孔安国又谈到《家语》的特征说：
凡所论辩，疏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也。属文下辞，往往颇有浮说，烦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润色，其材或有优劣，故使之然也。
弟子们从孔子那里得来“第一手材料”，然后“叙述首尾”，进行适当加工。由于材料出于众手，故“其材或有优劣”。与《论语》、《孔子家语》不同的是，《孝经》是“孔子为曾子陈孝道”的专篇，如果这些材料都出于孔子弟子，是孔子弟子“接闻于夫子之语”，那么《孝经》应当出于曾子，而《论语》和《孔子家语》则应当出于众手。与《孔子家语》不同，《论语》则经过了材料的认真拣选，《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论纂”或即此意。
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值得注意，即认为“论语”的“论”有“选择”、“别择”之意。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假借为抡。”《国语·齐语》曰：“权节其用，论比协材。”韦昭注：“论，择也。”《荀子·王霸》曰：“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杨絫注：“论，选择也。”
关于“语”的意思，《说文解字》说：“语，论也。”《广雅》说：“语，言也。”是则“孔子家语”应该就是“孔子家”的论说集或言论集，也就是在“孔子家”中编辑而成的论说集、言论集。如果《论语》书名的“论”为“选择”之意，那么《论语》应该是选自“孔子家”之“语”中的材料。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今本《论语》就一定出自《孔子家语》其书。这样理解《论语》书名的含义，与孔安国所说完全一致。或者说，这种看法更接近《论语》成书的历史事实。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论语》最初成书于何人之手了。
从新发现的材料看，《论语》中孔子称谓的差异，有些可能是在传抄中形成的，并不能作为《论语》成书较晚的证据。今本《论语》后十篇中称“孔子”的地方，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本有的称“子”。如《阳货》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在简本中，以上两章中的“孔子”均称“子”。另外，今本《论语》称“子”的地方，竹简中有的则称为“孔子”，说明《论语》中的称谓在抄写过程中会有一定变化。因此，《论语》的成书时间不能完全以此来判断。
《论语》中记载有曾子临终之言，该书成书时间的上限在曾子去世之后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论语》成书时间的下限。而郭店楚简的发现，使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论语》结集时间的下限。
郭店楚墓竹简研究的成果证明，其中的儒家著作属于久已佚失的《子思子》，同时也证明《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所云“《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是有根据的。《礼记·坊记》中已经出现了“论语”之名，《坊记》曰：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坊记》为《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乃是汇聚原有典籍而成，《坊记》也当为戴圣取自子思之书。西汉时期，孔子后裔孔衍曾经上奏朝廷，希望重视《孔子家语》。孔衍的奏言中说：“戴圣皆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今见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孔衍所说，其言不虚。
如果《坊记》引用的《论语》之言还有可能是《礼记》编者所添加，那么，郭店楚简的引述则应当可以旁证乃至坐实《论语》的早出。郭店楚简的《语丛》中也引述了《论语》中的句子：《语丛三》第五〇、五一简，据研究，可以隶定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段话，明显与《论语·述而》一致。《语丛三》第六四、六五简，两简有中线作为界隔，第六四简编线以上有“亡（毋）意亡（毋）古（固）”四字，编线下有“亡（毋）物不物”四字；第六五简中线以上是：“亡（毋）义（我）亡（毋）必”，编线下有“皆至焉”三字。栏线上面的应当接着读，下面实际是对上面的解说。这样，二简应当是“毋意、毋固、毋我、毋必”。《论语·子罕》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顺序虽有差别，但二者至少应当同源。
看来，战国时的楚国不仅有《子思子》流传，也有《论语》流传。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不少语句与其他文献记载的孔子言语相近，情况大致都是如此。出土郭店楚简的古墓，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墓葬中的书籍成书时间应在其前。这就意味着公元前300年以前，《论语》已经在南方的楚国流传，也证明子思在其著作中引述《论语》很有可能。
《坊记》中明引《论语》，而且《坊记》与郭店楚简的许多篇章明显属于《子思子》，则子思生活的时代《论语》应当已经成书。由于材料有限，子思生卒年不十分清楚。钱穆先生研究子思在世时间约为公元前483年～前402年，今有学者研究子思在世时间约为公元前491年～前400年[5]，是则《论语》成书的下限当在公元前400年以前。《论语》中记有曾子临终之语，则《论语》的成书时间上限应当在曾子去世的公元前428年，所以，《论语》成书的具体时间可以限定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400年间的二十几年之中。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有人认为是孔子众弟子，有人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有人认为是有子，有人认为是曾子弟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论语》为曾子领纂[6]，笔者认为这个说法近于实际。我们进而还认为，《论语》由子思主持完成应当更为合理。[7]
子思为曾子弟子，在曾子去世后地位特殊，有儒学领袖风范。说《论语》出于子思，不仅与以前学界的论证相合之处较多，更重要的是符合《论语》内容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与孔子之后儒学传承的实际十分吻合。
《论语》的材料来自众弟子所记，其中除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称谓以外，对于诸事的不同的记录方式、语气也透露了其汇编聚集的痕迹。
《论语》为孔门弟子所记，刘向认为是孔子弟子“辑而论纂”，王充《论衡·正说篇》说为“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应该都是可信的。《论语》不仅以“子曰”的形式叙述孔子言语，而且记有许多孔子与弟子的问答，其中涉及弟子有名姓者就有三十人，这些材料当不会出于一人或者少数几人，其内容应该多是由众多弟子记录而成。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论语》出于曾子门人，阅读《论语》，其中厚重的曾子言行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曾子门人，他人一般不会如此编辑；另一方面，论者又指出，《论语》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之下，而孔门的严重分化又难以聚集这么多的材料。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合理的推论只能是众弟子将材料汇聚到一起，最后主要由一人进行整理、选辑、编订，而这位整理编订者应在孔门之中地位尊隆，而且应是曾子门人。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只有子思。
我们认为，研究《论语》的成书应当与《孔子家语》联系起来考虑。孔安国的《孔子家语后序》说《孔子家语》和《论语》都出于“诸弟子各记其所问”，说《孔子家语》与《论语》“并时”。尔后，“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所以，如果说《论语》有“语录”性质，那么《孔子家语》则与“文集”相近。《孔子家语》是弟子记录的汇编，其中虽然有后来增加、整理的成分，但基本还是原始面貌的保留。
有人推测，《论语》的结集可能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因为“以常情而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于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8]此说很有道理。《孔子家语》中有《终记解》一篇，记录孔子临终前的一些情形，似乎可以说明这样的推测有道理。只是此时所汇聚起来的可能是弟子们各自记录整理的孔子言行，它应该就是《孔子家语》的雏形。而从孔子言语中“取”（或“选择”）出“正实而切事”的《论语》，应该是这之后的事情。
《孔子家语》之所以被称为“家”，因为其中记录了孔子的身世、生平，又有《本姓解》叙述其家世源流，说明《孔子家语》属于“孔氏家学”的范畴。而《孔子家语》与《论语》“并时”的情况表明，二者的整理与编订者只能是子思。
三、《论语》的文本特征
显而易见，《论语》不同于其他许多著作之处在于它是“语录体”。也是因为如此，《论语》具有了孔安国所说的“正实而切事”的突出特征。
在《孔子家语后序》中，孔安国谈到孔子后学编撰《论语》时，其选取材料的标准是“正实而切事”。所谓“正实”，不仅说明了《论语》材料与孔子的关系，而且与子思作为《论语》的编订者有关。
如何理解孔子遗说材料的来源，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从政》篇对此颇具启发意义。《从政》篇现存竹简中，仅仅“闻之曰”就出现了至少十三次，经认真比较研究，《从政》篇中的“闻之曰”与“子曰”相同，说的正是“闻于孔子之言”。以“闻之曰”起始的每一节都集中论说一个主题，彼此相对独立。如前所述，《礼记》中有《坊记》、《中庸》、《表记》、《缁衣》，据《隋书·音乐志》，沈约曾说这四篇属于《子思子》。将《从政》篇的这些竹简与现存于《礼记》中的《子思子》四篇进行对照，不难发现其结构非常一致。《孔丛子·公仪》记穆公对子思所说“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表明《子思子》中有很多是专门记述孔子的话。《从政》篇与郭店楚简、《礼记》四篇等子思著作又在内容上有密切关联，所以，我们认定《从政》篇应该属于《子思子》的佚篇。[9]
发现《从政》篇属于《子思子》有重要的意义：一则说明《子思子》书中有多篇都是以“子曰”或“闻之曰”的形式大量排比孔子言论，二则说明了其中子思所记述的孔子语录的性质或可靠性问题。《孔丛子·公仪》记曰：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子思之言交代了《子思子》所记孔子遗说的特征，即子思所谓“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由此可知，《子思子》中大量的孔子言论，有不少应该就是“闻之于人者”，虽然“不失”夫子之“意”，但可能“非其正辞”。相比而言，《论语》所记则应当属于孔子之“正辞”，也就是孔安国所说的“正实”。
在《论语》中，孔子应答弟子、时人的话自不必说，显然都是孔子弟子等人记录整理的结果，即使“弟子相与言”之语，也能够透露出他们在表达孔子的思想。例如《颜渊》篇记曰：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在这里，子夏所闻，或者即是来自孔子。而按照《论衡》以及朱熹《四书集注》的说法，这里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应当就是子夏闻于孔子之言。
如果《颜渊》篇的记述还不能确定子夏所闻就一定来自孔子，那么，《季氏》所记孔子弟子陈亢与伯鱼的对话则透露了孔子弟子主要是通过“闻”的方式了解孔子的教诲。显然，这些教诲被弟子记录整理下来，就见于现在的《论语》等典籍中。《季氏》记载说：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子张》篇中的记述更具有典型意义：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子夏门人向子张求教问题。子夏所言与子张不同，最后子张还是以自己从孔子那里听到的相告，《论语》这里所表述的还是孔子的思想。《子张》篇中又记述说：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曾子的这两段话，都是直接转述的孔子言论。
实际上，在与弟子相处的日子里，孔子往往与不同的弟子讲述不同的内容，所以，《公冶长》篇记载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不可得而闻”的内容，其他弟子未必也是如此。孔子弟子亲闻于夫子，其“正实”可靠不言而喻。
除了“正实”，《论语》还具有“切事”的特点。所谓“切事”，子贡所言恰恰也有透露。关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人们的理解不同：一则理解为孔子很少谈论性与天道的问题，所以子贡不能听到；二则理解为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议论高深微妙，连子贡自己也难于知解。但不论是哪种理解，都说明与“性与天道”相比，孔子更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这是《论语》作为“语录体”的选材标准问题，而不是孔子是否谈论性与天道的具体问题。
与《孔子家语》相比，《论语》的“切事”特点更加明显。有人认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伪作，朱熹就不同意这一说法。据《朱子语录》记载，他认为《孔子家语》“非王肃所作”，但其书“多疵”；又说《孔子家语》“是当时书”，但“记得不纯”。所谓“不纯”，无非是因为《孔子家语》乃是将孔子遗说的材料“都集录之”，而不是像《论语》那样进行了拣选。
《论语》“切事”的特点也应该与子思的纂辑有关。子思既然是总体上来编撰孔子语录，而且是要在众多的材料中选择孔子遗言，那么，他就一定会考虑哪些孔子言论更具有直接教化社会人心的作用，哪些更符合孔子的最终关切点。显然，《论语》有特定的选材标准，正因如此，《论语》不会记录孔子的所有言语，更不会记录孔子的所有事迹。
四、怎样全面准确理解孔子学说
由材料来源、结集成书的种种特征所决定，《论语》毫无疑问是研究孔子的可靠材料。但是，如果认为只有《论语》才是研究孔子的可靠材料，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那样认为，孔子儒学研究就会丧失很多珍贵的文献材料。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他的弟子们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孔子遗说，它们多以“子曰”、“孔子云”之类的形式保留下来。对于“孔子遗说”，历来研究者众多，分歧却也极大。长期以来盛行的疑古思潮，由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被怀疑的重点。由于人们对于古书成书和传流规律了解不够，很多古籍被打入“伪书”行列，多数典籍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中国思想史学科“受灾”最为严重，不少珍贵材料被“武断地加以剔除”。
有学者说，经过疑古学者的剥离，与孔子有关且可信的资料“似乎只有《论语》一书了”。其实，《论语》本身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质疑。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论语》陆续成书于孔子后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清朝以来，疑古高潮迭起，《论语》也像几乎所有的典籍一样受到怀疑。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论语》的流传着眼，人们认为，《论语》等书既然有递相传授的过程，就必然会造成“不纯”。
崔述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论定《论语》一书有“窜乱”，有“续附”，《论语》编订初始，各篇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各不相谋”，其后才汇为一本，又有“采自他书以足成之者”。崔述的根据主要是前十篇与后十篇文体上有所不同，认为尤以最后五篇为不足信。
对崔述的观点，顾颉刚先生叹服不已，倍加赞赏。这样的观点成了后来学界对《论语》一书的主流看法。崔述的观点还影响到国外，受到外国学者的推崇。如美国学者顾立雅（H.G.Creel）、日本学者木村英一也是如此，后者研究《论语》各篇，一一落实其写成的时间，甚至“考证出”某些篇成于孔子再传、三传、四传甚至五传弟子之手，这与崔述的看法大体一致。某些西方学者对《论语》的怀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20世纪30年代，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英国的汉学家韦利坚持认为，《论语》一书二十篇，只有第三至第九篇是可靠的，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这一疑古考证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有一对学者夫妇——布鲁克斯夫妇（白牧之、白妙子），他们只相信第四篇的前二十章是可靠的，其余都是孔子的学生们在240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这一观点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新闻媒体对这一观点作了各种发挥与引申。由于认识与方法的严重偏差乃至错误，本来思想体系博大的“孔夫子”变成了“空夫子”。
近三十年来出土了大批的学术文献，尤其是阜阳汉简、定州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战国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等，不仅可以补充孔子和早期儒学研究的资料，而且可以纠正以前研究中的偏失。显然，“孔子遗说”研究应当主要结合新出土文献，分别对有关的孔子材料进行文献学、思想史的深入考察，进而在认真对待传统记载、深刻反思既往研究、全面分析新的学术信息基础上，对孔子遗说的形成、特征以及我们应持的态度，作出客观的、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估价。
我认为，对孔子遗说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将研究放在中国上古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以前，人们对我国古代尤其是三代文明发展的水平估价不足，而大量的出土材料已经使原来不少朦胧、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生动起来，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第二，将孔子回归到他所处的时空中去研究。按照“知人论世”原则，让孔子真正回归到春秋末年的鲁国，回归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结合西周以来鲁国的礼乐传统，结合春秋时期鲁国的文化品格，来探索孔子的心灵世界。第三，既要克服疑古思潮造成的巨大束缚，也不要盲目信古，充分利用考古新发现，将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认真比较，综合分析，从而补偏救弊，不受既有观念束缚，检核既往成果，做到言之有据，无征不信。
依照我们的看法，关于孔子遗说的许多问题，早期记载本来比较清晰，但由于后人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不当，有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古书序列混乱；有的被定为伪书而弃之不用；还有的连学派属性也被误指（如《易传》）。孔子与六经、孔子遗说的研究，是整个所谓“原典”文化研究的基础。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熟悉古代典籍。在他看来，六经各有特点，但都有益于社会政治。孔子非常重视六经的“王道”教化功能，从而整理了六经，这是最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的大量说教被弟子后学记录下来，后来，这些记录流传广泛，受到普遍重视。曾子和作为孔子之孙的子思曾经辑集孔子遗说，《论语》、《孔子家语》、保留在《礼记》中的有关篇章、郭店儒简、上博竹书《从政》，还有保存在《孔丛子》中的四篇孔子遗说，可能都出于他们的整理。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论语》，才能准确而全面地了解孔子学说。
五、关于《论语》全书的结构
研读《论语》，自然是为了理解孔子，学习孔子学说。然而，作为孔子的“语录”，《论语》中的片言只语往往具有很多歧解，实际情况往往是：人们研究《论语》与孔子，常常将其中的一句话进行分析解读，而没有注意从全书的结构出发，没有综合其他相关记载，于是便人云亦云、莫衷一是，甚至与本义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我们曾说，《论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论是人们从孔子那里听来的，孔子逝世后，孔子门人相与“辑而论纂”，从而形成了《论语》。就是这样一个孔子弟子“辑而论纂”的过程，他们在给我们留下极其宝贵的资料的同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疑难和“秘密”。所以，《论语》一书的特征，使我们不得不十分注意从总体上把握孔子思想。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全面理解孔子思想？我认为，首先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论语》中的一条又一条的“语录”上，应当整体观照《论语》全书。
实际上，面对《论语》之中简洁的语录，面对其中一条又一条的“善言嘉语”，人们往往感到疑惑：我们的理解对吗？《论语》中的材料是随意堆砌还是精心编排？该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孔子的思想？面对后人对《论语》积如丘山的注释和解说，人们在追问：为什么大家的理解往往出现那么多的差异？我们怎样才能更加接近孔子那颗伟大的心灵？
要正确解读《论语》，必须揭开《论语》的“秘密”，从而把握本书的整体结构，理解《论语》要表现的真正的孔子。其实，《论语》的“秘密”不在别处，恰恰就在人们最熟悉、人人都知道的《论语》开篇的那一章：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理解这一章的关键在于第一句。我们的分析见本书正文，此不赘述。按照我们的理解，在《论语》首章，孔子表达的是这样的思想：
假如我的学说被时代或社会所接受，那不就太令人高兴了吗？退一步说，假如时代没有接受，可是有很多赞同我的思想的人从远处而来，不也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社会没接受，人们也不理解我的思想主张，我也不怨愤恼怒，不也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吗？
关于这一章的理解，传统的说法影响太大了，虽然已经有学者研究并且指出其更确切的含义，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那样的时代，孔子是苦闷的，他多么希望有人理解自己。在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有“君子以朋友讲习”的句子，什么是朋友？后儒的解释是：“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孔子十分盼望有真正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与自己一同谈学论道，但真正理解孔子的人毕竟太少了，连他的弟子有时也未必真的了解他，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有时与弟子们那么亲密，有时对弟子又那么严厉。
孔子周游列国走到陈、蔡两国之间曾断粮七日。在困厄之中，孔子不畏艰难，仍保持乐观态度，继续讲诵，弦歌不废。子路生气了，他对孔子的思想感到疑惑；子贡也不理解，他请求孔子将博大精深的学说稍稍降低一下标准。只有颜回理解孔子，他认为：“老师的学说博大精深，致使天下人都不能接受您。虽然这样，您还是推广并实践它，世人不任用，是各国统治者们的耻辱。学说不被接受仍然坚定信念，方显出君子的本色。”听到颜回的话，孔子十分激动，也感到十分欣慰。
孔子的理想与抱负只有颜回能够理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弟子，竟然先孔子而去世，难怪颜回的去世使孔子那么伤感！
孔子临终前七日的那天早晨，他背着手，拖着手杖，悠闲地在门口漫步。他口里唱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唱完，回头走进屋子，正对着门，安静地坐下来。[10]作为一位迟暮的老人，孔子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将不得不撒手许许多多的牵挂，他似乎再也没有机会，更没有能力去关注苍生，他终于不用再游说，不用再奔波了。
那么，将要永别人世的孔子在想什么？在孔子的心目中，将要坍塌的泰山何指？哪是将要折坏的梁木？谁又是将要病逝的哲人？子贡来到后，孔子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自信，他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孔子始终在考虑拯救世道人心，他对自己的学说竟然是那样自信！
时隔世移，在不少人心目中，孔子的形象业已变得模糊。可是，当回首春秋末期的乱世时，我们看到的依稀是一位荒野中的赶路人，一位风雨中的狂歌者。在他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孔子似乎总是痴心不改地追寻着、探索着，他给我们留下了智者的教诲、仁者的训导……但是，直到他去世，人们仍然不能够理解他，仍然没有当政者能够任用孔子，没有人能够为他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
作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应当比我们更了解孔子。在《孔丛子》中，有关于子思与孔子对话的记录。孔子对孙子寄予了希望，开始时他认为孙子小小的年纪怎么能够理解呢？但子思从孔子的叹息中知道孔子担心“子孙不修”，羡慕“尧、舜之道”，这令孔子感到欣慰，高兴地说：“吾无忧矣。”《论语》出于子思，他一定会精心编辑，哪里会随意堆砌有关材料？
经过选择、编排，《论语》中的孔子言论缺少了具体语境，而且其中的语录比较简略，增加了人们认识的难度。后人考定《论语》有“窜乱”，有“续附”，各篇“各不相谋”，不出于一人之手，现在看来，都缺乏有力证据。
孔子的坚毅支撑着他的信念，他的信念使他变得更加坚毅。孔子当然希望学说用世，他为追求政治理想而矢志不渝。但孔子所处非“时”。儒家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一篇《穷达以时》，《论语》首章中的“时”也是此意。孔子曾说：“夫遇不遇者，时也。”他认为：“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孔子到处碰壁，是时势使然，但孔子是坚强的，他有强烈的治世情怀，并“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显得有些“愚顽不化”，尽管世人不了解自己，但他仍然坚信自己的学说，坚守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体现了孔子对自己人生际遇的思考。
这样，当我们回看《论语》时，发现它其实有内在的严密逻辑。《论语》首篇围绕做人这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以下各篇分别谈为政以德、守礼明礼、择仁处仁等，层层剥离，依次展开。《论语》首篇十分重要，宋代有学者说：“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余自然易晓。”这的确是通读《论语》掌握其真谛的中肯之言。是的，我们现在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善言嘉语”，正是因为将本来是一个整体的《论语》读散了！
《论语》注重做人、修身，这正是曾子门派的特征，这一特征或许就是孔安国所谓的“切事”。子思学于曾子，从上博竹书《从政》等篇看，子思不仅谈论心性问题，也十分关注为人、为政等社会的现实，他谈论心性也是他深刻思考社会人生的表现。正因如此，子思纂辑《论语》，才首重做人。梁人皇侃《论语义疏》说：“此篇论君子、孝悌、仁人、忠信、道国之法、主友之规，闻政在乎行德，由礼贵于用和，无求安饱以好学，能自切磋而乐道，皆人行之大者，故为诸篇之先。”子思这样条次编辑，既符合乃祖孔子原意，又与其师曾子保持一致，还与子思自己的思想通贯。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礼”、“中庸”、“道”、“义”、“和”等等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学术界还有不同认识。其实，孔子的思想虽然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也的确有一个始终不离的中心，这就是孔子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关切。由此，他的学说始终是围绕“修己以安人”而展开，或者说，孔子的不同言论，都是他这一学说体系中的不同部分。
我们曾说，如果说孔子是一位思想家，那么他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没有当时“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的历史事实，就不会产生孔子的伟大思想。孔子思想产生的早期，他所关注最多的是“礼”，即周礼。孔子步入社会之初，声名日隆，从学的弟子众多，原因都在于他对周代礼乐的精深造诣。这一时期，孔子谈论最多的也是周礼，他所念念不忘的，是怎样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他到处推行自己“礼”的政治主张，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社会，但事与愿违，处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于是，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仁”，思考“仁”与“礼”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孔子“仁”的学说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进入“知命”之年以后，孔子的人生境界逐渐提升，以至于最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佳境。他晚而喜《易》，并作《易传》，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具体的阐发，他“中庸”的方法论观点也臻于成熟。如果把孔子的一生进行这样整体的分析，或许会有助于对孔子思想核心问题的理解，也会更有利于读懂《论语》，进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