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那年，我刚放松紧绷的弦，准备心情愉快地踏进大学校门时，母亲思索着，仿佛在用镊子挑拣合适的词语，然后掷地有声的抛到我面前：大学生活你可以喘口气放松紧绷的神经啦，今后什么事都由你自己做主，我不再干涉你。只是，有一点我得申明一下，交什么样的男朋友随你的便，但绝对不能和一个老家在农村的男人结婚！
并不是母亲对农村人有偏见，而是父亲的农村老家把她折腾怕了。其实，只要追溯到上一代，母亲也是农民的后代，我姥姥就出生在农村，后来考取大学才离开那个江南水乡的。我母亲小时候还在那个江南农村生活过五六年，那时因姥姥生下舅舅后，实在没法照顾两个孩子，就把母亲送回了江南老家。后来，要不是农村教育实在太差，母亲恐怕就被姥姥留在那里上学了。但那时的母亲已经习惯农村的生活，对那种生活有了深厚的感情，离开时，还舍不得呢，哭得撕心裂肺，差点把姥姥的心哭软，继续把她留在乡下呢。所以说，母亲并非对农村人心存芥蒂，她之所以这么告诫我，是源于父亲。说白了，就是我父亲西北老家的那帮人对母亲的伤害太多，如果不是伤得至深，以母亲的为人，还有她知书达理的教师身份，不至于把与农村的联姻看成毒蛇猛兽。
我也领教过父亲老家那些人给我家添的烦乱，可不是一时半会能理得清的，而且越理，乱得越厉害。我当然不愿步母亲的后尘了。为此，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比上高中时还要紧张，大脑里的弦时刻都紧绷着，就差筑一道墙，把自己圈在里面了。因为能来上我们这个名牌大学的男同学，包括男教师，甚至职工，基本都来自农村，好像城里人都学习不好考不取似的。所以，我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提防与他们接触，免得自己不小心被风沙迷了眼，扑入乱树丛中，再日久生情，辜负了母亲。
还好，我没让母亲失望，直到大学快毕业，我还是个没人敢接近的老姑娘。眼看我那些女同学一个个名花有主，唯有我形单影只，孤伶伶的。这下，母亲又急眼了，催我赶紧找男朋友，再拖下去，就是别人挑剩下的，不是裂瓜也是歪枣。找男朋友又不是去集市买菜，什么时候想去都会有你心仪的菜候着。所以对母亲的催促，我也当不得真，一笑而过。
这下，父亲似获准某种资格似的，像推拿按摩的盲人，朝母亲把眼白翻了又翻，算是表达了他的不满，但他没说一句不满的话。
印象中，父亲的话本来就少，到非说不可时，他也只说几个简短的字词，即使心里对母亲有不满情绪，他也只是绷紧脸一个人生闷气，不愿说出来。父亲早就看透了，说了也没用，母亲怎会把他的意见当回事，弄不好还要怀疑他搞什么阴谋诡计呢，倒不如不说，免得生一肚子闲气。
其实，母亲一点都不厉害，穿着打扮也很女性化，是个知识女性的作派，说话做事全在为人妻为人母的条条框框之内。父亲也很像个男人，高高大大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盘，除过脸蛋上隐隐还有两砣西北特色的“红云”外，配一双浓眉大眼，像个没有打磨过的岩石，棱角分明，有一股粗粝劲，年轻时肯定帅呆酷毙了。要不，母亲怎么会看上他呢。只是，眼下父亲的头发像赶时髦似的，又长又密，一片花白，加上父亲的身材没啥变化，从他的后面看，倒像那种为耍酷而专门把头发挑染成花白的愤青。
相对，母亲有江南人种的遗传基因，个头要小一些，比父亲矮半个头还要多那么一点点。可父亲在母亲面前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脸上永远是受了委屈的弱者表情，与他的高大身材一点都不相称。说白了，这都是他农村老家的那帮人给闹的。父亲是英雄气短啊！况且，父亲也不是英雄。他只空有一个英雄的体形。起码，在母亲眼里，父亲永远不可能是英雄。
母亲与父亲对上眼那阵，父亲还在部队工作，挺括的一身军装很是衬托他的男人气慨，父亲越发显得英气逼人。母亲打心眼里喜欢父亲的阳刚帅气，她根本听不进姥爷姥姥的劝告，什么外表总是飘渺的东西，一旦生活起来，那是可以拿来当饭吃，还是能做衣穿？又说西北人不注重细节，生活粗糙，像脸蛋上的两砣红似的，南北生活习性不同，在一起别扭。还有，西北男人的大男子主义太重，女人结婚了就成了他随手用的工具，想咋着便咋着，你一个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学教书的知识女性，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啊！再说了，这个当兵的老家在农村，西北农村那是个什么情况，从电视里早就见识过，穷得叮当响，你们今后的生活一点保障都没有。云云。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傻的，姥爷姥姥苦口婆心的话，母亲一概听不进去，她认准了父亲这个人，至于其他，都被她屏弊掉了。一个心里占满了爱的女人，她怎么可能想到日后生活里的琐琐碎碎？
当然，迷惑于父亲外表的阳刚，只是一个方面，母亲还不至于肤浅到像姥爷说的那样只在意父亲的外表。更重要的，是母亲觉得父亲人品好，言语不多，看上去粗犷，却聪慧，有内涵。这样的男人错过了实在可惜。那时，正赶上母亲单位分旧房，母亲借这个机会，冒着与家人闹翻的危险，毅然与父亲领了结婚证，搬出家，在单位新分的旧房里安下了自己的小家。那时，母亲大学毕业刚工作才半年。
果然，父亲不负她望，是个内秀的人，还充分发挥西北农村人吃苦耐劳的优势，从领上结婚证第一天起，包揽了所有家务活，做饭洗衣，他绝不让母亲插手，一个人干得有声有色。最初，姥爷姥姥还担心母亲和父亲有南北饮食的差异，结果，他们最担心的却成了最不必担心的。父亲刚当兵时因眼神不济，打枪总打不到靶上，剃光头是经常的事，于是新兵连一结束就被分到炊事班做饭。好在父亲是个有心人，没有因此而闹情绪，为弥补打枪脱靶的不足，他立志把饭做好，即使做饭也要做出个名堂。他买来不少做饭炒菜的书籍，刻苦钻研，能把一个普通的菜做出不普通的味道来，且花样翻新，连队的伙食因此备受战友们的称赞。一年后，父亲在部队的厨艺大赛中一举夺冠，被机关抽调去专门给领导做饭。因勤快能干，父亲还立了功，提了干。后来，部队换防到了北京，有次给大学生军训时与母亲相识，直到结婚，一直都很平凡，没有值得可歌可泣的内容。结婚后不久，父亲在新驻地人生地不熟，很快被确定为转业对象，离开了部队，到城建局当了一名内勤。
脱离部队后，父亲从此不再值班，也不用早出晚归，闲来无事，便又买了几本食谱研究起来，专心侍候母亲。以父亲的习惯，其实每顿饭一碟小菜（甚至连小菜都可以省了），两个馒头就可以打发掉，但母亲是南方人，南方人在饮食上比北方人矫情得多，每顿饭一盘炒菜是要的，一碗汤也是必需的。父亲尊重母亲的习惯，从不说三道四，就是下个挂面，炒个剩米饭，也要烧几样小菜，打个蛋花青菜汤，不急不躁显得特有耐心。而且，为照顾母亲的口味，父亲总是把菜烧得很清淡，其实他自己口味重，拿个小碟拨出一点菜，再撒点盐或加点醋。母亲虽说从小在江南长大，对吃有那么多讲究，但回到姥姥身边后，姥姥工作忙，对吃一点都不精通，平时的饭菜，再好的料也只会该炖的炖，该烧的烧。母亲享受不到那种精细的饭菜，慢慢地也不再挑剔，姥姥做啥她吃啥。这下好了，嫁个细致能干的男人，除过不会生孩子，没他不会干的，且对她的那份好，连瞎子都能看出来。母亲的幸福就像一朵盛开的花，鲜艳欲滴地绽放在脸上，走到哪儿，那香甜的味道就散发到哪里。
持反对态度的姥爷姥姥眼见为实，这个西北男人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粗砺、强悍，他不但没大男子主义，还平和细腻，懂得心疼人，就默默地接纳了这个农村出身的女婿。于是，姥爷姥姥提出，不能这样悄没声息，就算你们领了证，有了法律允许，可旁人到底不甚清楚，怎么说都有点不明不白偷偷摸摸的意思，邻居们问起来，他们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得办场像样的婚礼。
父亲母亲毫不含糊，满口答应，婚姻是一大高峰，婚礼是这座高峰上耀眼闪亮的明灯，有了这盏灯，就意味着你新的人生有了辉煌的开始。谁不期望自己的婚姻辉煌呢，尤其是像母亲与父亲那样历经阻挠才结合在一起的。可是，在办婚礼的具体问题上，双方家庭出现了重大分歧。结婚是人生大事，理应双方父母都到场。按姥爷的意思，我父亲母亲的单位都在北京，在北京办一场就行了。父亲遵照姥爷的意见，写信叫他父母来北京参加婚礼。我爷爷收到信倒没说什么，与他的一帮儿子商量，没想到，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把信没看完，就气愤地扔到地上，骂我父亲不孝，结婚这么大的事，不征求自己父母的意见，不回自己家办婚礼，却听女方摆布，还要他们去女方家吃酒席，这算什么，入赘上门？还是齐家穷得办不起婚礼？
齐家可是个大户人家。
在这件事上，姥爷姥姥本不做让步的，不在这面办个婚礼，在亲戚邻居那儿说不过去，如果齐家觉得只在北京办一场不像样，那就先在北京办，完后再回西北老家办一次好了。父亲也倾向于这个方案，可爷爷坚决不同意，既然两面都办，那就得先在男方家办，他们可不想叫人说闲话，父亲可以不在老家做人，他们还要做呢，脸皮不能叫自己家人扯下来扔在地上叫人踩。双方为谁先办扯来扯去，把父亲和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不是。那时，母亲已怀了两个多月身孕，眼看着都显怀了，再拖下去就不是办婚礼，而是给孩子办满月了。虽然他们领了证，法律允许，可面子上不好看。最后，还是姥爷有气度，想想为办个婚礼的先后争来争去实在没啥意思，农村的规矩多，他们想先办就叫他们办呗，难不成他们先办了我们就做不成岳父岳母啦？就给姥姥做工作，亲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人家是娶妻，你是嫁女，不先在男方家办婚礼也说不过去。女儿都给人家了，还在乎谁先谁后，赶紧打住吧，再不打住拖下去，真得给外孙筹备满月了。
姥姥不如姥爷想得通，她把这场争执看成一场战争，轻易让出战场，姥姥当然不情愿。但在姥爷的软磨之下，姥姥骂了句，便宜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要是姥姥坚持着不同意，母亲不随父亲回老家先办婚礼，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
母亲说，她这辈子痛苦的起源，就是从婚礼开始的。这话听着很刺耳，可事实就是如此。
那是个阴寒的初冬，北京还没供暖气呢，可习惯了冬天有暖气的母亲，只得穿上厚实的棉衣、毛裤，挺着近三个月的身孕，臃肿地随父亲去西北那个小山村结婚了。
西北的冬天是粗粝苍茫的，光秃秃的田野，光秃秃的树，还有光秃秃的黄土高坡。幸好那年雪下得早，一场大雪把裸露的田野、高坡，还有贫穷，掩了个严严实实。母亲看到的是一片洁白干净而且安宁的世界，雪后的空气中逶迤着一股清凉甜腻的味道，她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与北京空气绝然不同的纯净气息一下子进入她的肺腔，将她腔子里的浊气冲淡了。母亲的心情还是不错的，下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还得爬坡上塬，一路走，一路看，满山遍野的雪，像一个极其单纯的世界，毫无城府地包容了母亲。走了十几里山坡路，被雪覆盖的坡路翻起的泥泞在母亲的鞋底沾成厚厚的一砣，母亲拖着这样的重负，居然没一点抱怨，她找着了小时候在江南雨季里和很多小朋友踩着木屐的感觉了，心里竟然涌起一份感动。尽管还未谋面，父亲的小山村已经很温暖地落进母亲的心。
父亲的老家在一个叫西街的地方。到了那儿才知道，西北的一些地名是很奇怪的，西街不但没有街，而且还是个掩映在秃山峁梁之中的小村庄，连条像样的大路都没有，相当偏僻。
父亲老家是黄墙黑瓦的土房屋，被大雪覆盖着，像一幅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油画。母亲还没来得及赞叹，就看到家门口一字排开长相酷似父亲的五个红脸蛋男人，他们全用陌生的目光望着她。这下，母亲慌了神。不慌神才怪呢，五个男人十只眼睛盯着一个瘦弱的女人，而那些目光里，并非全是温和与接纳，再有定力的女人也会受不了的，何况母亲。
站在中间那个白发白须者肯定是爷爷了，他的四个儿子像四大金刚，一边站两个，爷爷像座山雕似的被他们拥在中间，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母亲第一次见到这么庞大的阵势，非常惊奇，不知该说些什么，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最后，她把目光定在父亲的脸上。
父亲当然明白母亲的眼神，他上前介绍了自己的父亲，突然间结巴起来，在几个男人的眼神里，声音越来越小，说到后面几乎没音了。
爷爷对三儿子显然不满，一把拨开他，对我母亲说，老三家的，这四个全是我的儿子。我共有五个儿子！
母亲的脑子嗡地一声，像飞进一群蜜蜂，一下子全乱了。她侧头望着父亲。父亲似乎对地上的雪有了浓厚兴趣，眼神在雪地上飞来跑去，好像上面有只兔子，正扯动着他的目光呢。
父亲与母亲刚认识时，有次问到老家情况，父亲告诉母亲，他家就弟兄两个，他是老小。后来，父亲像无意却又像有意地对母亲说过，他兄弟三个，他依然是老小。母亲当时没往心里去，不管是两个，还是三个，又不要她养活，关她什么事！
可问题没那么简单。
按爷爷的介绍，母亲硬撑着对那四个伯伯或者叔叔们一一点头问过好。可是，他们没一个回应的，连头都不点一下，母亲当时很觉难堪。后来，母亲才知道，西北农村人不习惯见面就问“您好”，他们习惯问“吃了么”或者“做啥去”，他们对母亲的北京问候语“您好”，觉得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您好”还尊称呢，听上去很假，还不如用不带心的“你”呢，好歹能拉近城市与农村的距离，让人心里平衡一点。
就是说，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母亲已注定没法融入齐家的。以现在的眼光看，先不说父亲两个、三个或者五个兄弟，仅是因为她来自北京，说一口让爷爷和我的四个伯伯叔叔们没有亲切感的普通话，装模做样的问一句“您好”，就够大家对她保持戒备心的了。但母亲是齐家的媳妇，进了齐家的门，就得遵守齐家的规矩。
齐家规矩，女人不能上饭桌吃饭。母亲当然不知道这个规矩，父亲也不好告诉母亲他们家还有这样的规矩。母亲进门的第一顿饭就闹得很不愉快。本来，在厨房摆放饭桌，母亲就觉得别扭，况且锅里还在煮着猪食，猪食的馊腐味已使母亲有点反胃，灶洞里烧着玉米秸杆，可能是雪洇湿了，燃得迟迟疑疑，白烟散步似的，排着队从灶洞里溜出来，慢慢地散开，不显宽畅的厨房弥漫着呛人的烟雾，一家人在这烟雾里，影影绰绰，很像神怪电影里的场景。母亲犹豫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进了厨房。有了身孕的女人肚子饿得快，走了半天路，母亲早饿了，再说她是新媳妇，从遥远的北京来，她不能第一次进门就嫌弃婆家吃饭的环境吧。母亲的想法其实就跟覆盖在塬上的那片雪一样单纯。母亲见公公在饭桌前坐下，就没顾得上礼让，饥饿与疲惫蚀垮了她的礼仪之心，一屁股坐到了公公对面。坐下来，才觉得自己唐突了些，因为桌上只有她和爷爷坐下来，其他人都在边上站着。母亲不好意思又站起来，眼睛在几个碗碟上扫了一下，装着对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菜肴很好奇，指着问身后的父亲。
父亲没有回答母亲，他轻轻扯了扯母亲的衣服，想给母亲提示一下，或者干脆把她扯到一边。
母亲对父亲的一言不发有些不快，原本期望父亲借机跟她说几句话，以化解她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唐突的尴尬，不想父亲的行为就像探照灯似的，使她的尴尬越发清晰。母亲转过头，一把拨开父亲的手，高声道，干嘛呀？快看我猜得对不对，这个像年糕又不是年糕的，是不是糍粑？
西北哪里会有糍粑？明摆着是杂合面发糕，和北京的不太一样，母亲显然没认出来，可能是在北京生活久了，忘记糍粑是南方的小吃。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母亲纳闷间回头一看，见大家都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她，好像她是一出舞台上的戏，正演得精彩纷呈，大家看得入了迷。母亲闹不明白原因，一脸茫然，干脆又坐下了。
厨房里的沉默，像一面正缓慢倒塌的墙，母亲感觉到越来越逼近的沉闷和倾轧，她心里忽然有了那种被人遗弃在荒郊野地，没有出路的恐慌感。
这下，爷爷这个当家人倒没说什么，大伯却忍不住了，用浓浓的西北口音对母亲说道，老三家的，你坐错地方了，那不是你的位置！
这句话母亲听得不是太懂，她望着大伯，一脸困惑，她坐的不是主座呀，这不是她的座，哪个又该是她的座？她没动身，等着大伯继续往下说。
大伯见母亲依然坐在桌前不动，更不高兴，扭头对他的弟弟说道，老三，你把规矩给你家里的讲讲，叫她到一边吃去！
可能是跟自己的兄弟说话不用客气，再加上心里有气，大伯最后一句话说得有点狠，而且不屑，好像母亲是一样遭人厌恶的东西，要父亲赶紧拿开。
这句话母亲完全听懂了，原来的一点不安一扫而光，心头的火噌地窜起来，心想她大老远从北京来，难道就是为受这样的气？鬼才愿意坐在厨房又是猪食味又是烟熏的地方吃饭受这个罪呢。她呼地站起来，却又坐下了。那一刻，她是想跟大伯理论几句的，想想自己新媳妇的身份，咬咬牙，忍了。
爷爷终于发话了，他说别讲究啦，老三家的从北京来，是京城人，又不是咱这疙瘩人，就坐在桌边吃吧。
大伯显然不满爷爷的话，碍于爷爷，他没再坚持，却端起一碗饭，抓起筷子往碗里拨了不少肉菜，像给母亲示威似的，转身去门外边，蹲在地上大吃起来。
明摆着是给母亲撒气。
其实，大伯、二伯他们都已结婚成家，搬出老屋另立门户了，这次是父亲母亲回来，都凑过来团聚的。就是说，父亲的大哥已经不是这个屋里的主人，母亲凭什么要受他的气？何况她还是第一次上门，对她不说客气，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噌地站起来，冲父亲吼道，你们齐家这么多规矩，干脆连饭也不要给我吃好了。
说完，母亲转身就走，根本不理会父亲，还有爷爷、伯伯、叔叔们的表情。父亲碍于面子和规矩，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冲出厨房，一个字都没说。那顿饭最后是怎么进行下去的，母亲不知道，她也不问父亲。她只说自己转过身眼泪就喷涌而出。
因为没确定哪间屋子是给她备的，母亲冲出厨房，却没处可去，只好把抽泣声捂在嘴里，冲到屋后的杨树林，抱着一棵光秃秃的树，又哭又吐起来，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
脚下的白雪地像得了皮肤病，黄一道白一道的。母亲望着那块被自己吐脏的雪地，像是看到了人生密码，她的心里慢慢地归于了平静，靠着树，她无助地凝望着远方。远方是苍茫的，雪白的，她想像不到那苍茫的背后、雪白的后面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就像她不曾想到的这番遭遇。
正午的西街依然羞涩地披裹着雪的外衣，是那样的安静，安静得连风都无声无息。母亲在寒冷空气中，在等待的过程里，内心也慢慢的变成了一片雪地，空洞起来。
最后，还是一直在灶间忙活的婆婆寻了一件厚实外衣，端着一碗盖着菜的饭，悄悄来到母亲身后，把衣服裹到母亲身上，把饭碗硬塞进她手里，陪着母亲默默地流了一通泪，又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尽管母亲没听懂几句，但她知道婆婆是在安慰自己。尽管手里的饭已经凉了，母亲冰凉的心里还是慢慢地有了一丝温热。
母亲在心里怪父亲，婆婆看出来了，她对母亲说，在西街，一个大男人不能给自己媳妇端饭的，别人知道了，会笑话的，会看不起他的。
父亲夹在规矩与母亲之间，其实比母亲更难受。在森严的家规面前，母亲咽下了所有的不快，只能像姥爷姥姥一样宽和与包容，如果她不做出让步，父亲怎么办呢？
母亲是个刀子嘴豆腐心，要不，这么多年父亲老家的人给我们家添了多少麻烦，母亲都没硬下心拒绝过，只是背着那些人，说些父亲的不是。父亲又何曾不知道母亲心里的隐忍和委屈呢，所以，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不说一句话，用沉默一次又一次地避开与母亲的正面冲突。
还是说母亲第一次回西街老家那次，到了半下午时，又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母亲面前。西北的冬天气候寒冷，农村都得烧炕，要不冷得没法入睡。烧炕是女人们的事。奶奶叫上母亲去院子外面抱柴草，母亲虽然不明就里，但还是跟着抱回一些玉米杆，奶奶指导了一番忙自己的去了，留下母亲一根一根地往炕洞里塞玉米杆，她从来没见过烧炕，以为和小时候在她姥姥家做饭时烧柴火一样，只要点着火不停往灶洞里塞柴就成了，当时还想要是有烧好的碳就省事多了。她带着好玩的心态把玉米杆码得整整齐齐，点火烧了起来。
谁知，这炕不是那么好烧的，先是点不着火，费好大劲点着了，烟却从炕洞冲出来，呛得母亲眼泪鼻涕直流，咳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她便回屋来唤父亲。父亲再不能看着不管了，跟着母亲过来，却被奶奶看到了，冲过来拦住父亲，把他遣回了屋。一个大男人怎么能给媳妇烧炕呢，何况还是在外工作的男人。奶奶四下看看，见没人在场，赶紧操起扇子，帮母亲烧炕。但是，奶奶的举动还是叫其他儿媳妇看到了，不一会，我的那些婶子们聚了一堆，冷嘲热讽地说了一大堆奶奶的不是。婆婆凭什么给三媳妇一人烧炕？就因为她是城里人，北京人？想不到做婆婆的也这么势利，再怎么说，老三家的也只是齐家的媳妇，要烧，婆婆就得把几个媳妇的炕一起烧了，同样都是媳妇，怎么就不能把一碗水端平？奶奶含泪把扇子交到母亲手中，抹着眼窝默默地走了。最后，还是父亲在婶子们的嘲笑声中，把炕烧热了。
在西街的第一顿饭，成了母亲心口上的一块巨石，堵得她无法呼吸。一连几天，母亲都不愿去厨房吃饭，即使大伯不过来吃了，母亲也不去厨房。每到吃饭时，不是奶奶就是父亲把饭端过来，母亲钻在屋子里吃上几口。不是母亲没味口，而是那种饭食实在难以下咽，早晨千篇一律是玉米面糊糊，菜只有一个生拌萝卜丝，还放了不少辣椒，母亲吃不了辣；中午要稍微好一些，一般都是面条，本来是又酸又辣的汤，奶奶会单独给母亲调些不酸辣的；晚上依然是玉米面糊糊，没什么菜，但会有饼子或馒头，母亲会勉强吃上几口。不吃肚子饿，怀孕的人，晚上睡不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父亲是指望不上的，他好像有许多忌讳，对母亲说话都用老家话，说普通话老家人会笑话他，更别说当着老家人的面照顾母亲了。那几天，母亲就像坐监狱，说不清的憋屈。但又有谁知道她的憋屈呢，她在伯伯叔叔和各位婶子们眼里，成了摆谱的人，这使她在父亲家除婆婆外再无人关心，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接下来的婚礼，把母亲折腾得更惨。老家人都不知道母亲怀有身孕，他们的观念里，办了婚礼才叫结婚，领了证没办婚礼人家也认为你还没结婚。没结婚就不能怀孕。所以，齐家的四大金刚或许内心里带有对大地方人的偏见情绪，可着劲儿折腾北京来的新媳妇。婚礼当天，他们依照老规矩，围着新娘子捏着母亲的鼻子给灌酒。爷爷像座山雕似的，嘿嘿笑着坐在一旁看他的四大金刚热气腾腾地闹酒。这下，可急坏了父亲，他被四个兄弟推来搡去，根本近不了母亲的身，只能站在外围，喊叫着，她有了，她有了，可不敢灌酒啊。
爷爷当即拉下脸，不满地对三儿子说，有啥了？不就几口烧酒嘛！
父亲不好给自己的父亲说清楚，没有婚礼先有孩子，成何体统！父亲急得扑上去拉这个拽那个，他的力量在四大金刚跟前显得太微弱了，他只能眼看着母亲像只待宰的羔羊，无力地任由他的兄弟们折腾。闹酒的结果，母亲当晚肚子疼痛不已，父亲半夜用架子车拉着，在坑坑洼洼的山坡路上颠颇了半夜，送到乡卫生院。
母亲流产了，是个男婴。
母亲痛苦极了，父亲既内疚又痛恨，可那些叔伯们，没事似的，该怎样还怎样，没一个来向父亲或母亲表示歉意的。或者在他们看来，那是个原本就不该有的孩子。
流产后，母亲暂时回不了北京，只得在西街住下。那段时间，母亲恨死了西街，恨死了父亲一家人。她躺在炕上，不理会一旁歉疚的父亲，脸上再也找不到和父亲刚结婚那会儿盛开的幸福了，她虚弱、疲倦，脸色苍白。她常常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屋外又开始飘雪了，一朵一朵的雪花轻盈地舞动着从窗前飘过，可再也引不起母亲内心的浪漫情愫了。雪终久是要化的。最终，化解母亲心头恨意的，是奶奶。奶奶这下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我母亲烧炕、送饭了，看着母亲靠着墙神色忧郁地望着窗外，奶奶坐在炕沿，黯然不语；有时候见母亲脸上有泪痕，她心疼得也跟着流泪；奶奶陪着母亲在寒冷的冬夜一夜又一夜地坐到天亮，她怕母亲想不开有什么闪失，奶奶不会说安慰的话，有时像个哑吧似的，几天几夜不说话，也不合眼，只是偶尔会对母亲笑一下。那笑里包含着容忍一切的爱意。小产也是坐月子，奶奶给母亲煮红糖稀粥，把炕烧得热热的，每晚给母亲擦拭身子，然后换下内衣洗净，在那个阴冷的冬天里，奶奶坐在厨房灶口将母亲湿淋淋的内衣慢慢烤干，叠得整整齐齐置于炕头，留作第二天换用。就是自己的亲妈，也不过如此，何况，这是个与自己没一点血缘关系的老人。
在西北那个伤感的冬天里，母亲的心被奶奶慢慢地捂热了，她心里对西街的恨意被善良的婆婆悄悄地抹去了。直到后来，母亲一直记着奶奶的好。说白了，就是奶奶，成为母亲一直对西街狠不下心来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