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谁能让牡丹开成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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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说白了,完全取决于老家西街。只要西街不给父亲添麻烦,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还算说得过去。可是,这种情况比较少。在我的印象里,西街老家像个储备库,存储着无数的事情,只要稍有空隙,便会钻出一件事来给父亲添乱。那些齐家的后人,还有西街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儿子女儿,他们要上学,上完学考不上大学,得外出打工,那些大专、本科毕业的,要找工作,甚至还有要找男女朋友的,遇到各种事情,他们的首选目标就是我父亲。父亲就是他们的一台机器,不知道停转的办事机器。

父亲是西街唯一在北京工作的人,也算是西街的典范。起初,父亲对那些找上门的事都会尽力去想办法,可他的能力毕竟有限,难免会不尽人意。就是说,不论我父亲如何卖力地替他们老家的那些人东奔西走,但是,西街大多数人,包括我的那些亲伯亲叔们,对我父亲却是抱有不同成见的。

二伯就对父亲极其不满意。他的大儿子前年高考,才考了四百一十分,想叫我父亲托人弄到部队院校去,说是上部队院校出来后包分配,还不用交学费。二伯算得挺精,可他儿子考的分数实在太低,我父亲给他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只有一句话:你就说帮不帮这个忙吧?

父亲没办法,说帮不了没人信,说不帮又伤了感情。部队的院校根本没认识的人,父亲没法联系,别的不说,省招生办那一关就过不了,分数太低,人家连档都不给投的。可是,父亲还是四处托人,终于在老家找到一个老战友,说可以找人试试,看能不能把招生办的“关节”打通。办这种事,没有空手套白狼的,肯定得送礼。父亲打电话给二伯,把意思说了,二伯沉默不语。送礼少了不顶事,多了又拿不出,况且,能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但总不能不努力呀。父亲在电话里把话说到这份儿上,过了几天,二伯突然给父亲寄来两千块钱,父亲当时心里很不舒服,本想退回去,把战友的电话给二伯,叫他自己跟人家联系去,该使多少钱他心里也有个底。可想了想没那样做,毕竟是自己的亲哥,父亲便转手又打电话给那个战友,他自己加进去三千块钱,那还是他瞒着母亲攒下来的。

后来,事情当然没办成,钱也没退回来。五千块钱对办这种事实在不值得一提。可是,二伯对此事耿耿于怀,动不动就说自己拿钱打水漂玩,人家玩水漂呢,还几个圈几个圈地数,他是连波纹都没看见。话语里有怪父亲的意思,也有要钱的意思。父亲不好说他还垫进去了三千块钱,这话就算说明白,只怕二伯也不会相信。父亲只能装没听懂二伯的话。

前面已经说过,我父亲当过兵。可是,父亲是怎么当上兵的,一直没有细说。怎么说呢,凭父亲当时的眼神,是根本当不上兵的。可是,父亲想走出山村的愿望非常强烈,先是拚命学习想考上大学以改变命运,致使把眼睛也弄近视了。后来,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大大小小十几口,吃饭都成问题,爷爷实在撑不住了,就一个一个地休儿子的学,叫他们回来帮他在生产队挣工分,换口粮。父亲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不错,爷爷坚持着不叫父亲回来,是对父亲抱有极大的希望。父亲懂得爷爷的心思,可由此他内心的不安也越来越多,承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补偿兄弟们失学而只有他仍在上学的心理亏欠,一有机会,他就放下功课去生产队挣工分,尽管他挣的工分很少,但只要能帮家里一把,就不放过机会。

这样的做法却并没有减轻父亲心里的压力,相反,他的功课因此而受到了影响,结果,他高考落了榜,回家真正当了农民。那年底,开始征兵时,父亲蠢蠢欲动,这是他最后的一条出路了。可是,父亲眼睛近视,肯定验不上兵。当时,二伯齐保钢也嚷着要去当兵,爷爷却不让他去。二伯莽撞,有蛮力,却不够机灵,这样的人干农活还行,要去了部队,肯定不会有出息,当三年大头兵还得回农村种地。二伯对爷爷的这个评价没有异议。于是,爷爷给二伯做通工作,叫他去验兵,如果能验上,再叫我父亲去顶替。二伯果然不负他望,一路过关,拿上了红皮的“入伍通知书”。那时的“入伍登记表”和“入伍通知书”上都没照片,也没有身份证、户口本之类,反正齐家的五个儿子除年龄大小不等外,长相都差不了多少。父亲顶着二伯的名字“齐保钢”穿上了新军装,戴上大红花去了部队,不知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就是知道内情的西街人,也没人揭发。

这也是父亲后来难以拒绝西街人的重要原因。

父亲在新兵连打枪总打光头,也没人怀疑他是冒名顶替。当然,人已经到了部队,大家都认为父亲是没掌握射击技巧,实在训练不出来,干脆分配到炊事班做饭得了。谁能想到,父亲竟然从伙房走出一条道,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按爷爷活着时的说法,老三命中注定是富贵命,人也聪明能干,要是换了老二,当三年大头兵,哪儿来的还回哪去。

父亲在部队做饭的那几年,二伯齐保钢还是认同爷爷这种说法的,做饭嘛,虽说穿着军装,只能算是个“伙夫”,堂堂一个男人,专门给人做饭,能有啥出息。后来二伯不再这样认为了,父亲成为军官,又换防到北京以后,他的心里开始犯堵,觉着亏得慌,谁说他到了部队就不会像老三一样出息呢?人没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老三的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他的。二伯心里不平衡了,对爷爷有了怨恨,动不动就钻死胡同,竟然对爷爷发脾气,怪爷爷耽搁了他的前程。

给父亲添麻烦最多的,就是这个齐保钢,后来又改名叫齐保财的二伯了(齐保钢的名给父亲占了)。他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一个挨着一个地找父亲,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相反,二伯坚持认为我的父亲占了他的名字也占了他的前途,帮他的子女天经地义。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从来没见父亲对二伯有过厌烦。

有一年快过年时,二伯的二闺女小红去县城赶集时突然失踪,那年她才十九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小红书读的不好,早早地回家订了亲,只等过几年出嫁了。二伯的大闺女已经出嫁,小两口一起去外地打工挣钱,小红看姐姐姐夫打工挣了一些钱,心里痒痒,不想在家闲待,一直吵闹着也要去打工。二伯担心闺女家出去跟上别人学坏,说死说活不让她去,小红在家闹别扭,谁知赶个集就出事了。起初,二伯没当回事,以为小红是故意躲在亲戚家给他看的,可是,第二天,第三天,直到找遍所有亲戚家,把所有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见小红的人影,这下,二伯才害怕了,给我父亲打来电话。父亲一听急眼了,他的另一面立马显露了出来。在西街人面前,父亲是敢吼敢叫的,当即跳起来叫道,出这么大事,都过三天了才告诉我,还不赶快报警!

二伯被父亲一吓,在电话里傻眼了,不知道怎么报警。

父亲说,你放下电话出门去找个穿开档裤的娃娃,他们都知道报警得打110。

父亲对二伯不放心,扣下电话又抄起来,拨了个老家的110,将小红失踪的事报了案。接下来,父亲陷入极度恐慌和烦躁之中,过上一会儿就给二伯打个电话询问有没消息,最后,弄得二伯都烦了,女儿丢掉够闹心了,你还不停地问,谁有那个情绪啊!又急又气的二伯在电话里失去理智地对父亲吼叫道,你只知打电话问我,就不知道想办法去寻小红啊,你这个三叔是咋当的,啊?

因为是顶着二伯的名字去当的兵,父亲肯定认为自己欠着二伯的,对他的要求几乎百依百顺。可是,小红是在老家失踪的,父亲身在北京,去哪儿寻找?但父亲心里很不安,总觉得不能这样干等。那几天里,父亲一直给老家认识的人挨个打电话,求人家帮忙。

可以想像,那个春节我们家是怎么过的。起初,母亲还想为父亲分担一点,主动承担一些家务,煮个饭,擦个桌子拖个地,不断地安慰父亲,一个大活人又不是神经有问题,丢不了的,自己肯定会回来的。父亲像没听到母亲的话似的,一个回应的眼神都没有,他饭吃不下,水喝不进,除过打电话找人,别的一个字都不说,好像此时他不是在北京,而是在西街,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与西街或比西街更大地方。母亲最痛恨的就是父亲的眼里只有西街,她很不高兴,冷下脸,拿我做起比较,说要是我失踪了,不见得父亲会这么上心呢,相反,西街的那些人,怕是会为我的失踪欢欣鼓舞呢。

母亲对西街所有的不满都在这尖刻的话里,父亲气得差点翻脸,两眼瞪得溜圆,嘴都张大了,可还是忍住了没说一个字。母亲自觉话说得过头,有些愧疚,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见了,且不说这人是父亲的亲侄女,就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也得担一分心吧。所以见父亲那种吓人的样子,母亲打住了不再说风凉话,要在平时,她是绝对不能容忍父亲这种表情的。

可是,父亲那种忍而不发的神态,还是将母亲伤害了,她不再主动跟父亲说一句话。

那个年过得非常冷清、压抑。

这还不算,热闹在后面呢。

刚过完大年初三,二伯事先连声招呼都不打,就独自来北京了。小红又不是在北京失踪的,他这人真是愚笨,怪不得爷爷当年把他看透了呢。

晃着一头白发的二伯一进门就放声大哭,怎么都劝不住。父亲真生气了,对二伯吼叫道,哭,你就知道哭,看你能把小红哭出来!

二伯鼻涕眼泪抹了一脸,也不回话,依然哭着,只是没前面的声音大了。父亲的眼圈也红了,他去拧条热毛巾递过去,二伯不接,父亲便给二伯擦了脸,到厨房热了些剩饭端来。二伯看都不看饭碗,像是痴呆了似的,直直的眼神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脸上的沟沟壑壑里,又填满了鼻涕泪水,他那一头白发乱草一样耸着,更凸显出他的悲苦来。因为抽泣,二伯的肩膀时不时抖动几下,看上去挺可怜的。父亲不知道怎样安慰二伯,他的内心被同样的伤心和忧戚侵袭着。最后,父亲抱着二伯的头,忍不住也哭了。

父亲求母亲带上我回姥姥家住,他陪了二伯两天,开导,劝说,都无济于事,二伯除了发呆就是哭,好像只要在父亲面前可着劲儿哭,就能把小红给哭回来。这样下去不是个法子,二伯的整个精神支柱都在父亲这里,父亲觉得怕是还没把二伯支撑起来,就叫他给哭垮了。幸亏年还没过完,车票不太紧张,父亲买了两张卧铺票把二伯送回了西街。顺便,也安慰一下二婶,还有奶奶。再者,父亲去当地公安部门询问有没有线索,找一一打过电话的那些战友,始终没得到任何消息。在西街的那几天里,二伯如同父亲的尾巴,形影不离,二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知道父亲到底有没有在认真想办法帮他寻找小红。父亲不是超人,不能即时帮他们齐家解决所有的事儿。眼看着假期就要到了,没办法,父亲只好交待大伯他们,一定要看好二伯,他匆匆赶回来上班了。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小红始终没有下落,二伯不断从外出打工的人那里打听到小道消息,一会儿说小红在四川,一会儿在湖北,一会儿又跑到新疆,说在哪儿见到了小红,说得有鼻子有眼。每当这时,二伯总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父亲,让父亲帮他去找。幸亏父亲在北京,与全国各地都有些工作上的往来,也认识几个人,便托人去二伯提供的那些地方寻找,结果可想而知。二伯二婶,还有奶奶,他们在捕风捉影中,一次次被失望击中,慢慢地,他们变得麻木了,对亲人那种强烈的思念随着时间的消磨而淡化了,以后,再有小红的消息传来,二伯不再那么冲动,也不给父亲打电话了。

慢慢地,父亲对寻找小红的事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可是,在小红失踪三年后的一天,西街有一对弹棉花的夫妻,走乡串村到了河南上蔡县的一个村子,却意外地见到了小红。她脸蛋上的两砣红标志还在呢。弹棉花的夫妻却不敢肯定,小声嘀咕着,试探着问小红。没想到,小红失口否认,她看上去很紧张,不多说一个字,慌里慌张地跑了。

弹棉花的夫妻这下认定跑走的就是小红,他们没声张,趁没人时,用手机给我二伯打通电话。二伯以为又是小道消息,没当回事。不久,父亲回西街看望奶奶,有天,二伯不经意间把弹棉花的夫妻在河南上蔡看到小红的事说了出来。二伯没啥想法,所以说得随意,神色间已不再有以前的悲苦和哀伤,却总有说不出的无奈。那是一个无助的农民对命运不得已的认可。当时,父亲没有说话,在小红的事情上,父亲和二伯一样的无望。中国太大,就是花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把每个犄角旮旯都找遍,一个人,如同一只蚂蚁,随便哪个角落一藏,怎么找得出来?回到北京后,有次,一个河南的老战友与父亲联系,扯来扯去突然扯到找人的事上,父亲脑海里忽然闪过二伯说过的话,就把小红的事说了,叫战友帮忙打听一下。其实,父亲是没抱任何希望的。可是,过了一个多月,那个战友通过托熟人,竟然打听到,小红确实在上蔡县的那个村庄,只是,她已不叫小红,改名叫莲儿了。

父亲立即给二伯打通电话,告诉他找到了小红,要他赶紧往河南走。二伯还犹豫着不敢相信时,父亲已放下电话,当即去买火车票,连夜晚赶往河南上蔡。与当地公安局取得联系后,父亲跟着警察偷偷摸到小红所在的那个村庄。那时,二伯他们才迟迟疑疑地刚上火车。

面对突然出现的父亲,小红惊呆了。随即,她转身要跑,被警察扯住了。看到当年花红柳绿、孩子一样任性的小红如今已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辨不清年龄,纯粹的农村妇女了,父亲心里悲感交集,不知该怎样来怜惜这个侄女,他心疼地哭了。哭过,父亲质问小红,你可倒好,一走就是这么些年,你爹妈,还有你奶奶,他们都可怜死了,流了多少泪啊,为找你跑了多少地方,费了多大的劲啊!

小红哭得很压抑,她的口音里掺杂了豫西话,当着警察的面,她大致说了当年被卖到此地的经过,说她逃跑过好多次,都没跑成,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她倒不想跑了,也不想给家里联系,免得父母亲为难,给定过亲的男方不好交待。她就沉下心来跟人家过日子吧。女人的命运本来就由不得自己,咋着还不是一辈子呢。

再没有任性,没有了撒娇,更没有了欢腾雀跃,近四年的时光,让一个光鲜的女孩消失殆尽,代之的,是个粗砺、疲乏、认命的农村妇女。

无语的,只能是我的父亲。

待二伯二婶和大伯他们赶来时,小红、还有小红的丈夫、两个孩子已被带到公安机关。一家人抱头痛哭过之后,小红拉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跪下,给外爷外婆磕过头后,坦然地告诉她父母,她不愿回西街,就在这儿过下去了。

二伯二婶哭得昏天黑地,不知咋回答女儿。寻找了这么多年,都以为没了希望,谁知希望出其不意地出现,让他们曾经碎裂的心缝合起来了,却叫小红的一番表现又撕裂开,叫他们一下子无所适从。

警察的态度很明确,小红是受害者,必须遣回原籍。至于他的丈夫,涉及买卖人口,得送检察机关进一步审查。还有,就算没有上述理由,小红和她丈夫之间的婚姻因为没有在册登记,在法律上那叫非法同居。

这下,小红不干了,哭得死去活来,突然间她转过身,指着我父亲撕心裂肺地哭叫道,三叔,都怪你,把我这个家拆散了!我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