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来中国的外国名家中，萧伯纳或许是访问中国时间最短的一位。他在中国（包括香港）的时间只有十多天，主要活动只有一天：1933年2月17日，而这一天也只在上海停留短短的十多个小时，而且他也没有发表很多演讲。然而，他在中国的影响却不小。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年7月26日—1950年11月2日），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小公务员家庭，自幼爱好文学和音乐，1876年移民英国，曾担任记者。1879年起从事文学活动，他继承了易卜生的传统，关注人生，同情下层人民，揭露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际关系，写过不少轰动一时的剧本，如《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等等，是世界公认的一流戏剧家和文化名人。1925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萧伯纳于1884年9月听了美国《进步和贫困》的作者亨利·乔治的演讲之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曾四处演讲和宣传。后来，他加入费边社，成为费边社“三巨头”之一，与罗素私交甚笃，曾被列宁称为“堕入费边主义者中间的一个好人”。萧伯纳一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他早年阅读过《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与马克思的亲属有过交往。他同情和欢迎苏联的十月革命，对苏联十分友好，曾于1931年访问苏联，与斯大林、高尔基和列宁的夫人会晤，并在苏联度过他的75岁生日。
萧伯纳对中国人民也一直十分友好。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曾与人联名发表公开宣言，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933年他以77岁高龄访华时，在香港阅读革命书籍，并劝导和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1943年，萧伯纳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专门发来贺电支持抗战六周年：“中国之前途则已充满希望，愿勿令此希望复陷于失望。”
中国人民很早就了解萧伯纳。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曾译载了他的剧作，出过“萧伯纳专号”。因此，萧伯纳应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的邀请来华访问时，已经在中国享有盛誉。
萧伯纳的中国之行是在1933年。是年2月11日，他抵达香港，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游览了太平山文武庙和铜罗湾天后庙。13日到香港大学演讲，14日参加了何东爵士的宴会。15日离港前往上海。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偕夫人乘坐“英国皇后号”轮于清晨6时抵达上海。这一天，活动安排十分紧凑。6点45分，宋庆龄与萧伯纳在该船的早餐室会见，会见时有记者在座。
10点左右，萧伯纳在杨树浦码头上岸，先到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会见同来沪访问的各游历团团员，随后又来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会晤蔡元培。
中午，萧伯纳在宋庆龄寓所午餐，参加者还有鲁迅、蔡元培、林语堂、杨杏佛等。据林语堂后来回忆：“在席上，萧氏谈到素食、中国家庭制度、大战、英国大学的教授戏剧、中国茶及博士登茶等问题……顺当自在，诙谐俳谑……”午餐之后，在宋庆龄的花园照相。
下午2点半，到“笔会”（在世界学社）与中国的文艺界、文化界人士见面，有梅兰芳、叶恭绰、张歆海及夫人、邵洵美、唐瑛等五十多人出席。萧伯纳十分简要而幽默地回答了各种提问，并愉快地接受了赠礼。
下午3点，回宋庆龄寓所，在后园草地与中外记者见面，参加者有四五十人。鲁迅曾说：“萧又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萧伯纳的答记者问，也同样简洁而幽默。
下午4点30分，萧伯纳在宋庆龄、杨杏佛等陪同下，来到“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了解中国人民抗战情况。
下午6点，萧伯纳返回英国“皇后号”轮，并于晚上11点启碇北上，经秦皇岛和天津，于2月20日晚抵达北平（今北京）。在北平游览4天之后，于25日离开中国。
萧伯纳与宋庆龄的交谈，随即在报端长篇发表。交谈内容涉及张学良、“满洲国”、国民党、溥仪、李顿的报告书，以及萧伯纳访苏经历，等等，几乎涉及了当时时事政治的全部内容，当然也谈到了萧伯纳的作品。这份谈话，不仅体现了萧伯纳对中国人民的关怀和同情，体现了萧伯纳的中国观，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宋庆龄的政治立场，比如宋庆龄一开始就谈到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差不多没有准备”，而她与国民党“一点没有关系。自从1927年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汉口破裂以后，我就脱离国民党出国。嗣后我跟他们一点没关系……”
萧伯纳在沪仅一日，但各种报纸，包括中文报纸、英文报纸、日文报纸和俄文报纸纷纷载文论及萧伯纳，刊登了他的谈话。
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是一份萧伯纳的讲话，各种报纸登出来却不一样。为此，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指出：“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释，也会由于听者的耳朵，而变换花样。……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
瞿秋白则在《政治的凹凸镜——“比较翻译学”和“小辫子的科学研究”》一文中对各种报纸的文章进行了仔细比较，从“比较翻译学”的立场，分析了“真正的英国报，冒充的英文报，日本报，中国报”，认为：“萧伯纳的同一次的谈话，而记载的大不相同，尤其是关于政府和革命的问题，以及关于李顿报告书的问题。……这样，单在这两个问题上，萧伯纳就做了各种政治立场的凹凸镜……总之，每一方面都想把萧伯纳变成凹凸镜，借他的‘光’，照耀自己的‘粗壮’，‘圆转’，而把别人照成扁塌塌的矮子。其实，他们各自现了原形：是戏子的还是戏子，是畜生的还是畜生，是强盗的还是强盗。那有什么法子呢？”
同时，中国文化界对萧伯纳来华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发表了不少中肯的介绍和评论，除了鲁迅和瞿秋白之外，蔡元培、洪深、邹韬奋、郁达夫也都纷纷撰文，林语堂更是在他的《有不为斋随笔》中不断地“谈萧伯纳”。
为此，鲁迅与瞿秋白把这些文章编为一册《萧伯纳在上海》，并加以对比和分析，以“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序”的名义出版，从而成为一本“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
本书全文收录了萧伯纳在中国的谈话，并选录了萧伯纳访华前、在华时及离华后的各种报道和评论。书后还附有萧伯纳在华活动日程表。本书以此记录这段十分珍贵的历史，纪念萧伯纳的访华，纪念一代文豪萧伯纳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以此献给当今的中国读者。
编者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