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萧伯纳:我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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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萧伯纳在中国的谈话(1)

萧伯纳过沪谈话记萧伯纳过沪谈话记

镜涵

记者按:本文手稿曾经孙中山夫人审阅,所载孙夫人谈话部分,皆经孙夫人手订无讹。

以诙谐隽永称霸世界文坛的大戏剧家萧伯纳于2月17日乘不列颠皇后轮过沪,仅留一日,原轮北上。萧氏于离香港时曾电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云将造访。夫人曰以萧氏年老初次来华,特偕两友乘小轮至吴淞登不列颠皇后轮往访,萧谓,过沪本无意登岸,仅欲一晤孙夫人。今既得见,便拟留船休息。继谓:“苟能避免嚣烦,亦愿登岸一行。”故小轮改泊杨树浦码头。是日午餐及下午招待新闻记者均在孙宅。小轮往来约四小时,萧氏健谈,语妙天下,所涉范围尤广。此篇所载,仅就记忆所及,问答语气,力求近似,以期不失原意。

谈话开始于皇后轮早餐室。

萧氏:请问中国对日本的侵略有什么准备?

孙夫人:差不多没有,北方的军队仅有陈旧的军械与军火。南京政府把最好的军队最好的军械军火,用来抵抗中国的农工,不用来抵抗日本。

萧氏:南京政府与红军能不能成立一种联合战线来抵抗日本呢?

孙夫人:前年12月中国中部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宣言,宣告假使南京政府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他们愿意与任何军队缔结攻守同盟,抵抗日本的侵略。

萧氏:这倒是一个很公平的提议。

孙夫人:这个提议并未被接受,南京军队仍旧继续向苏维埃区域进攻。

萧氏:请告我苏维埃区域的所在与面积。

关于这一类的谈话继续许久,萧氏所问的包括张学良、“满洲国”、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萧氏似乎都十分关心。

萧:“满洲国”是怎样一个政府?溥仪是怎样一个人?我只有从他的先生庄士敦听见一点。

孙夫人:他实是日本的傀儡,并且曾经想要逃走。所谓满洲国,不过是日本政府的傀儡政府。

大家又谈到各种题目——中国的犹太人、神庙。萧氏问中国人可还记得马可波罗。

孙夫人:在广州,有一座纪念马可波罗的庙。

萧氏:你想中国人也会造一座庙纪念我吗?请告诉我,中国人民对于李顿的报告书的态度如何?

孙夫人:人民是反对的,但是政府已经接受了。你也许知道在欧洲的非战会议组织了一个特别调查团,预备于本年3月来中国调查满洲状态,然后来上海会议,这个调查团的领袖是巴布斯、觉罗赛等人。

萧氏:巴布斯、罗兰曾邀我赞助这个会议。但是这是一个会议,实在不能停止战争。用战争来停止战争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各国真下生存于和平的决心可以停止战争。人民自己并不要战争。欧洲大战以后,所有参加的国家都发现他们的景况大不如从前。大家都毁灭了。这种事实可以使人民厌恶战争。国际联盟里面有一个工具,叫着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假使世界上的知识分子,能利用这个工具来反对战争,也许比另外组织一个会议来得有效。

孙夫人:在上海的会议,其主要的作用仍是宣传——反对战争的宣传。真能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唯有消灭造成战争的制度——资本制度。

萧氏:但是我们不都是资本家吗?我自认有好几分是……你难道不是吗?

孙夫人:不——完全不是。

谈话转到苏俄。在萧氏四小时谈话中,自始至终不离这个题目。

萧氏:在莫斯科游览时,李维诺夫(Litvinoff)与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常与我同行,当然有许多人会说他们是来监视我,并且使我仅看到他们所要我看的东西。这简直是胡说。我查出他们同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曾见过家乡的东西!你知道,随处都有这种现象,他们十分忙,忙到没有功夫看自家的机关和制度。他们对于所见的同我一样的有兴趣……我用许多方法出其不意自己去参观。有一天,我们乘汽车经过莫斯科大街。我忽然令汽车停在街心,问:“哪里是最近的警察所?”汽车夫指着一所离开不远的房屋。……我跳出车,走进去,上到四层楼,走进审判案件的警察所。但是这间屋子完全不像一所警察公堂,这不过是一间大屋子,放了几张桌椅,在屋子的一头,一张长桌搁在一个低平台上。正在受审的是一个妇人——一个打胎的专家。她最近仅得了一张许可证,便替人堕胎,这次是再犯,听说很严重的。我打听出一个妇人至少须有两个医生的许可,始可打胎。很快一个法官回来了。她是一个妇人,看来是一个很能干的妇人……像我们在英国所见旅馆经理一类的人物。有两个陪审官,都是男子,他们宣告犯事人有罪——犯罪的妇人站起,把她对于法官的感想很爽快地说出:她再不愿与你有什么交涉,也永远不再踏进这间公堂;她认为这种不利于她的判决简直是羞耻,是冤狱!然后昂着头气愤愤地走出去……她仍旧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去工作,当然是受着监视,而且在夜间必有人看守……这是我亲见的一幕。

与我同游苏俄的有艾斯脱夫人(Lady Astor)与洛司米亚公爵(Lord Rosmere),你知道艾夫人是下了决心去找寻忧患(unhappiness)的,并且一定要人家承认错误与不乐的。有一次在一个合作农场,她遇见几个美国工人或者从前曾在美国的俄人。她简直不信,他们向她说英语,她连自己的耳朵也不能相信。她向他们中间一个人喊着问:“你从哪里来的?”他答:“从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来。”她问:“你为什么离开美国来到这个坏地方?”他答:“因为我要自由,我要言论自由!”

我们行程完了,艾夫人仍旧不信,仍旧继续在找寻忧患。最后她拿椅子移近李维诺夫,拿手放在他的臂上,目光注视着他的眼睛,问道:“现在只有你同我,请你说真话,你对于革命的实现不觉得懊丧吗?”李维诺夫仅答:“敬爱的夫人,我是一生为革命工作的,现在仍旧在工作之中。”

萧氏:自由是什么东西?不列颠给印度人一种用陪审官的自由审制,要是陪审官赦免了罪犯,裁判官便推翻原判决再判送入狱,这便叫作不列颠的自由制度,言论自由——在各国究竟怎样?仅仅少数人可以有权说几句话,真真有价值的言论自由,或是德谟克拉西,应当给工人农夫受伤时喊痛的自由,与改良伤害他们的条件,这便是在苏俄所有的自由。

我很注意斯大林。当我们与他谈话时大家以为不过25分钟,实际上已经谈了两小时半,他对于理论似乎不甚注意,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用实验的方法求问题的解决,凡是成功的计划他便叫做马克思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他是一个美男子,棕色眼,一个乔治时代人——很美。什么使你这样想?是了。他有一种军人气概,严整的制服不加一点装饰,一件上衣纽扣直到喉际,军装的纽扣上面用布罩着。你再往下看——稍为胖点,你觉得他很像主教。他的母亲在他的幼年想使他做传教士,但是他却变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有一次他为党曾经劫银行,但是这件事现在他最怕人提起。他最容许人说话,你可以尽量讲,他不响,只是静听。等你说完了,他很谦逊地问,“你假使不反对,我愿意说几句”,然后说他所必须说的话。一个最务实际的切实人!说话最少。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一个机会主义者。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他在星期一试验一种计划,假使仍不行,星期三再试一种,他注重目的不注重理论。他要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结果他终于达到。

萧氏:“我曾经会过克鲁普斯卡娅(即列宁夫人),听说斯大林曾告诉克鲁普斯卡娅假使她继续与政府麻烦,他可以取消她的列宁夫人的头衔加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萧氏对于这个传遍全欧的笑话大笑,忽然传问孙夫人:“告诉我,南京政府曾打算取消你的孙中山夫人的头衔吗?”

孙夫人笑答:“尚未——但是他们很愿意。”

萧氏:我要送一本著作与克鲁普斯卡娅并且与她谈谈,但是在莫斯科的官吏,今天推到明天,告诉我各种理由。先说她有病,后来竟说她不在莫斯科!我以为他们必定有什么不愿意我见,她或许因为她的反抗思想被幽禁在什么地方。最后我坚决地表示,“我要见克鲁普斯卡娅!”他们耸肩答道:“可以——假使你一定要。”我开车出了莫斯科行了好几个钟头到了一所可爱的旧日伯爵或地主的别墅,在屏外充满日光、用白色大柱持撑的廊下我遇见克鲁普斯卡娅,她完全不是一个被幽禁者,也不像不快乐。我查出阻止我见她的企图却是她自己意思;她羞怯,怕见我。

我发现克鲁普斯卡娅完全与我的期想不同,在照相上她是很丑,但是实际上她是一个极可爱的温和老妇,一副特异蒙古种面孔——高颧骨;我生年所见最有意义的妇人之一,你觉着儿童必定爱她,会在她身上滚。

萧氏:我见了高尔基,他也在城外一所别墅里,有很阔的阳台。他是一个高瘦的老者,一个著作家。有什么可说!他所有的器具都在窗里,在他的书里。我在20年前读过他的《夜宿》与其他剧本。以后曾会过他,现在他的传记出版了,特别是《我的童年》。

某友:这本书可算得奇伟了,可算得是空前杰作之一,对吗?

萧氏:是呀——很雄奇,其实人生最值得记忆的是童年,以后便都是一样了。我现在也写了一点关于我的重年,已印在我最近出版的书中。

一友问:你读过高尔基的《四十年》吗?

萧氏:没有。

某君:这是一部三本的小说,叙述革命前40年中俄国知识界的思想与生活,叙述他们生活的极端无聊与永远不了的哲学幻想——像一只狗追逐自己的尾巴,这部著作太长——充满了无用的讨论与细节——但是恰像当时知识界的议论。

萧氏:那时候,书都太长:没有少过三卷的。

某友:高尔基《四十年》中的人物使我联想到你的《碎心之屋》。

萧氏:是,这是根据俄国模型写的!

某友:我爱那老船长萧脱弗!

萧氏带了诙谐的笑容,开始他的回忆:“你一定想不到我从哪里找到这种角色,有一天一个欢喜说话的女伶朋友告诉我关于他的老父的故事,一个不信教的航海船长,常常往来于西印度,他既老又病,医生说他不久要死,他的女儿受了牧师的劝告来为他准备后事,他们不愿意拿他就要死的消息告诉他,但是终于向他说了,并且劝他信教,吃献神的面包,但是他一定不肯吃这块献神的面包,非加奶酪(Cheese)不可!”

萧氏把头向后仰,十分高兴地说:“我听见这位老海船长非有奶酪不肯吃献神的面包,我决定把他写在书里……那个老头儿见却不曾死……后来病好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那块奶酪的功劳!”

大家都大笑。

某友问:在莫斯科时你去看过戏院吗?

萧氏:没有。我在那里的时候正值戏院关门,我只看过一出戏,一个最悲惨的戏剧,完全与苏维埃生活无关,叫做《乞丐的歌曲》(The Beggar's Opera),一个很坏的剧本,很坏的表演;在演戏的当中,忽然从戏台后面来了一队人拿了“欢迎萧伯纳”的旗帜!这真是一个最可厌的表演!后来俄国人自己也说这种戏不应该存在于苏俄,但是俄国影片却是非常好!非常好。

我在莫斯科时他们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他们举行一次赛马表示对我的敬意,并且拿其中一匹马的名字叫作萧伯纳,他们甚至请我给奖。我记得奖品好像是一张卢布票。在赛马以前我对他们说,现在他们既然取消商业竞争,恐怕赛的时候只可有一匹马!

有人问他:你有读过新文学没有?

萧:不。我对于新文学的意见与列宁相同。新文学,也许是好的,但是我读不懂。

“萧先生,近代思想,哪种于你最有兴味了?”

萧:我对什么都没有兴味。我是一条活尸。我早已死了。

“绝不然,绝不然!”

萧:那么便是死去一半。有一长时期,青年少辈忘记我了。他们说我落伍——说我是维多利亚时代人物。但是现在高尔斯华绥、摩尔、哈代都先我而死,他们却记得我了。现在他们称我为“老翁”(Grand Old Man)……青年作家我都不认识——科沃德(Noel Coward),我是认识的,但是他已是中年了;他不仅是戏剧家,他会作曲。关于苏俄的青年作家,我不大知道。俄人是个伟大的民族,懂艺术的民族。也许太懂艺术了……这回在船上,我仍夜读旧作度日为乐。这船与船客真令人不堪。他们喝酒跳舞到半夜三时。终是吃醉。所以我工作,你知道我的父亲喝酒而我工作。我在船上写好了一个可笑的小喜剧,现在正写别的东西。

孙夫人对一位在座的说:我不明白,他过去的生活,怎么能记得历历如画?

萧:可以记得的。一人年老的时候。

他身微向前,眼光好像看到远外的注视那位朋友。他的回答,使人想起《碎心之屋》书中萧脱弗船长的话:“一人老的时候,就做梦。”

孙夫人:你的作品,哪一本最得意?

萧:我不订我的作品的分数。写完时,就是写完——我把它们撇开完事。

孙夫人:但是你说《鳏夫之屋》不大高明。

萧:是的。奇怪——去年又有人扮演这戏了。现在他们连我最初撰著的一本小说都刊行了。在我未写戏剧之前曾写四本小说——很坏的东西。笑话!我是由实地写作学写作的。自然,书局不要这些东西。稿子藏在抽屉里好久,后来有社会主义的杂志来跟我要稿,我没有,就把这手稿给他们。社会主义的刊物总是稿子缺乏的……我少时由投稿的经验,学得一种见识,就是守旧派的报纸肯刊印社会主义的报所不敢刊印的文稿。社会主义的报,常顾虑到被人封禁,守旧派的报倒没有这层顾虑。我记得一位编者删去我投稿的一大部分——自然是最精彩的部分。我问他什么理由,而他回答:你是不是以为我们的报是要宣传社会主义?

孙夫人:中国的情形更坏了。言论机关非常驯服的。国民党所发新闻,说我是中央委员,或是说我说这样,我说那样,或是说我跟反动军阀同行,或是我是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委员会。我否认时,他们命令报纸不许登载。

萧的眼睛,变成两条讥讽的细线:“自然他们一定是这样做的。他们当不起让人家知道你的主张。你瞧,比方现在报上说我,萧伯纳杀死岳母,这便是新闻好材料,是不是?但是如果我否认起来,说他们撒诳,而声明我在此地安然同我岳母吃早餐,他们不认为这是新闻好材料……请告诉我,孙夫人,你在国民党的地位如何?”

孙夫人:我一点没有关系。自从1927年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汉口破裂以后,我就脱离国民党出国。嗣后我跟他们一点没关系……

萧:你是infant terrible(说话天真令人难堪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