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2月18日，日文《上海日报》——
在上海一时失了踪迹，给新闻记者莫名其妙的伯纳·萧翁，为宋庆龄所同伴，访问了各处的中国要人之后，至下午6时光景，在法租界莫利爱路的孙科氏邸内，落在记者团的警戒网里了。美丽的白须，颊上泛着孩子一般的粉红色，而满口嘲弄，回答着记者的质问，扬起他一流的怪气焰来。
记者：“为什逃避着新闻记者的？”
萧翁：“并不是逃避，因为我不看新闻，所以没有想到有新闻记者要来访问的。”于是大言道：“我是和基督、苏格拉底一样伟大的呵，假使诸君知道了我的本心，就不会给我活下去。”
“关于我所说了的一切，是都保留着后来加以否定的权利的。”翁先行声明之后，就吐出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气焰，接着是一串得意的共产主义的讲解，道：“世界各国的反对共产主义，实在是很可笑，而且不愉快的。例如阿美利加，就是这样的国度。阿美利加是压制的，没有什么国民的自由之类，简直和奴隶没有两样。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东西，好像很弄错了似的，掠夺东西，压迫国民的所谓共产军，那简直是土匪。共产主义者，并不是抛炸弹，在安全地带撒传单，被巡捕看见，给他殴打的人。真的共产主义者，是怀着一种一定的理想，由建设的方法，来改善本国的社会政治状态的。所以即使是国王之下的忠实的臣民，也尚且可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好像是对于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还不容易弄明白似的。”
讲了一通之后，是嘲笑英国的对华政策：
“对于中国，英国是一点政策，一点知识也没有。倘要说有，那就是英国知道中国要武器和弹药。只要中国要买，中国有现钱，英国是总将这武器和弹药来卖给中国的。”
“在西洋人的眼前，说明了中国的情势的唯一的东西，是李顿的报告书，很出色，很细致的，但在我似的无教育者，却太长；本国政府的官员看起来，也好像很吃力。李顿是很能干的，但再简略一些，就好。老实说，我是只看了开头的两章，就很够了。”
“关于中国的事情，即使英国来说许多话，中国自己先靠不住，别人的事，不是真实的帮忙也无从办到吗？”
接着问起中日问题，则他拒绝了发言，那理由是“只要从中国安全地走出了一步去，就什么都说，但在中国的时候，这问题是要用no no来推掉的”。这使中国记者苦笑起来，“东洋人是太有了所谓‘教养’，却太缺着常识，大学毕业生太多了”。
“马克思并不是大学出身，然而是极好的组织者，实行家。”漫谈没有穷尽，这样的来饶舌，记者这面却觉得无聊，就走散了。
附录二：2月18日，日文上海《每日新闻》——
“我是全不看新闻的，不知道竟在这么苦心地寻觅我。”“对于无论什么问题，我是总不怀定见的，怀着的只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是人到七十，当然要达到的结论。”
“其实，英国是完全不识得中国的，倘说有些识得，那就是只识得中国需要多量的武器和弹药。只要中国能付现，无论多少都卖，这就是立场呀，纵使你说些何谓中国，现状如何，但以西洋人的心理所能懂得的唯一的说明，是李顿的报告。那很是一件大工作。但在我似的无学之辈，却太长；本国政府的官吏要细看它，也太吃力，李顿卿是有能之士，那是不消说的，然而我想，再写得简洁一点，可就好了。我自己，是只看了两章，然而就是这一点，在我的头里也还是太重的担子。总之，即使在英国有着对华认识，便有非有对华政策不可的道理么？英国的立场，就如一家的主人，看见了在偷客厅里的银器的偷儿的一样。自己这里正在为难，能来赶掉别人头上的蝇子么？”
记者问：“可是听说日本就要决计退出国联了。”
萧答：“可是日本好像还没有发出宣战布告呵——但是，对于日华关系，却因为还未远离中国，不能够保证此身的安全，所以不能详论的，因为便是我，也觉得upper cut是痛的呀。只是倘使我说起来，则在东洋，所谓‘教养’这东西太多了，平凡的头脑却太少，大学卒业生太多呵。可怜，一跨进大学，就自动地成为呆子，不懂得成群前去了。马克思并非大学卒业生，但作为组织者，管理者，却是出色的人物。不，比什么都好的，首先是在他乃是一个有着住布尔乔亚的府邸，用不要工钱的管家妇的头脑的好共产主义者。”
这时候，中国记者问：“对于中国政府的你的意见呢？”
“在中国，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个，你是指哪一个呀？”
中国记者只得转为左翼，另整姿势，问道：“那么，中国有什么可以学学苏联的处所么？”
“那是‘政治的构成’那样的东西罢。革命的训练，与和巡捕打架的方法是两样的，但在俄国有革命博物馆，是聚集着先前的革命家的遗物的，一看那样的东西，就深觉得斯大林政见的革命的必要了。”
于是将谈锋转向苏联，发了一遍共产主义论之后：“上海也像香港一样，讨人厌的，——是gangs（狐群狗党）所造成的都会，我要回去了。”
此翁将同一的屁股，向了上海和记者团，走掉了。
（原载《萧伯纳在上海》）
迎萧灰鼻记
洪深
释题
萧是英国戏剧作者萧伯纳，迎是欢迎，鼻是我的鼻子，灰是灰，灰鼻者，碰了一鼻子的灰也。
起点
萧先生是当代的一个重要作家，从他幼年时，站在十字街头当众演说，直到现在，不断地写小册子，写戏剧，批评攻击现社会的种种不善，无时无刻不在为“社会主义”作宣传，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武器。虽然在他写“每一个妇人应知的社会主义”那部书的时候，还有些偏于空想，见解不大正确，但是自从他到了俄国一次，长进得很多，居然科学化了。在种种意义上，都有一欢迎的价值。所以我很高兴地做了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体的代表，去请他吃饭演说，同时又答应替《时事新报》做一次临时访员，写一篇谈话。16日这一晚是整晚的没有睡觉。
两点钟
英国皇后是不进黄浦来的。我特别努力，想搭了小火轮到大船上去。16日的下午向昌兴轮船公司打听了四次，小火轮几时开出；四次所得到的答复，都不相同：2点钟，4点钟，4点半钟，6点钟。我一听此事有些神秘，我只得笨做，同了几位报馆朋友，两点钟就到新关码头呆等，2点而3点而4点，在4点半钟，公安局查验护照的人来了，我跟定了他们，跟到了昌兴公司。
不成行
昌兴公司的主持人说，今天至少拒绝了二百个新闻记者，因为萧老先生怕麻烦，所以一切闲杂人等，船长命令不许登舟。我想蛮干一下，我说：“我上了小火轮，你未必能把我推下水去。”外国人说：“我至少可以把你推上岸去。”推上岸是容易做到的，我想不必尝试了，只得将几个团体托我请客的事，写了一个小简，托公司中人带了去。这封信我相信他一定会看到的，我总算是幸不辱命了。
孙夫人
先前2点至4点之间在新关码头散步观潮的时候，发见一只海关小轮升火，预备启行，这又有点神秘。果然不久杨杏佛先生来了，不久孙夫人和她的秘书也来了。我再三和杨先生商量请他替我设个法，带我去，费了多少唇舌，结果，船开往吴淞去了，我没有去。
据说
据说萧老先生不是怕别的，是怕人家把他当作新鲜物事看，如五腿马、三脚蛇之类。我想世界各处的人，这样一睹丰采为快，的确是不过一睹丰采为快而已，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拒绝做小市民的欣赏物，萧先生当然是应该的，所以我们不能怪他和轮船公司立下了约，公司应当保护他，不让一切想看热闹的人麻烦他。他哪里会晓得，在中国的民众中，也有一部分人，想领受他一点指导，想听他几句公平的诚实的批评与证言，或者还能和他共鸣呢？
（原载《时报》，1933年2月18日）
关于萧伯纳
废名
——以流泪的欢笑来献给这位大文豪啊——
在国人熟知的译成中国姓名的世界大文豪中，恐怕要算高尔基和萧伯纳两位老先生最享盛名吧。
Bernard Shaw不译成“伯讷萧”，而译作“萧伯纳”，有人以为是由于译名者百家姓读得太熟的缘故，其实这倒不如说是译名者的一番苦心，因为：第一，“萧伯纳”读起来比“伯讷萧”来得顺口，第二，这位大文豪是一个带着浓厚的中国风味的讽刺大家，除了口音与服装饮食之外，他的一言一行都不类乎机械化的欧洲人，而倒酷肖滑稽化的东方人。“萧伯纳”的译名，正是这位老先生的生活与个性接近东方风味的象征。
现在我们景仰的大文豪不远万里而来到中国了，他带来的，不是毒杀我们的鸦片枪炮，而是深沉的反抗现世黑暗的幽默情调。贫乏的我们应当用什么献给老先生呢？我想没有别的，只有环绕着他的无边的流泪的欢笑吧！
是的，萧伯纳是一位幽默的社会主义家。他为了要猜一猜社会主义的神秘之谜，曾经不顾一切访问苏联，他的亲友唯恐他给“赤色的恶魔”饿死冻死了，替他预备了大量的面包和行帐，但他拒绝了这些馈赠，终于由恐慌的洪水世界进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天地。在盛大的欢迎声中，这位大文豪目击耳闻了一切，才恍然悟到无聊的诬蔑造谣是足以蔽塞世人的聪明的。于是他在回国后，他将在苏联所得的印象照实写出来了。
中国是一向在侵略的强盗们的肆意侮辱诬谤中过日子的一个可怜民族。“野蛮民族”、“未开化的国家”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加给我们的恶名。现在我们的大文豪也要不顾一切地来访问一下中国，看看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民族，看看所谓“文明人”在中国干的一些什么勾当。
可惜萧伯纳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上海的时候，正是冬寒乍退的初春，如果是在万树落叶的秋天，我倒可以用一句“唐诗”来欢迎他们了：
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注）
注——在那深秋万树落叶无边的当儿，我们的萧先生和萧夫人，笑容可掬地下了英后轮船，踏上了中国的境地，而滚滚的长江在与欢迎者盛大的欢笑声相应和！
（原载《申报·春秋》，1933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