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老人之答问
余读今晨《时事新报》载萧伯纳香港旅次来电，称伊此来正欲反叩中国人民，对于余及西方人之意见若何。老迈如余，请代表“老大中国”一言。
余忆1884年访英时，观光牛津剑桥大学，彼时希腊古剧尚流行；如今萧氏一流之新剧，不仅能在英国扮演，且推广至其他各国，此余对于萧氏之彼，不禁有今昔之感。且其时爱尔兰在英压迫中，禁用其语言，今爱尔兰自治邦得公然提倡，励行国语教育。萧氏为爱尔兰人，虽似不关切此种事，当亦熟悉也。余之感想，中国成语：“人惟求旧，器惟求新”与古经有：“太阳之下无新世事”相印证。我国人民，方羡慕爱尔兰之恢复独立自主，以其发扬加特力宗教（编者注：加特力宗教：亦译“公教”，即天主教）之精神，不知萧氏，亦有怀旧之心乎？惟余在国难时期，夙主张人民自救，诚以我有四万万七千万人民，果能发奋自强，真如萧氏所谓：“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世有谁人能与之抗？”惟我国以机械军器不如人，故日前受困于东邻岛国，非众寡之势不敌，乃新旧之器不同。希望我执政当局，采萧氏“China help thyself”之嘉言，努力救中国！此则应向萧氏，表示余之同情。余尤希望国人效法爱尔兰人，求独立自主之精神，以抵抗暴日到底，故目前对平津热河，更誓死自卫，诏告世人，民为邦本，造成民治之新中国。
（原载《大晚报》，1933年2月17日）
翁照垣将军致萧伯纳书
萧伯纳先生鉴：
欣承先生来华，并视察一二八淞沪战役之遗址，照垣以事离沪，不能陪驾，殊抱歉仄。兹谨赠拙著英文《淞沪血战回忆录》一册，为先生来华之纪念，且使先生亲见强暴者炮火余烬之后，更披阅是册，可知当时被压迫民族浴血苦战，可泣可歌之情况，更仰先生为当世文豪，平日呕出心血，写尽人类喜生恶死之哲学，领导群伦，踏进和平大道，庸讵知际此泰东西竞尚文明之世，我远东尚有此狺狺者，日施其狰狞面貌，残酷手腕，而视人类和平于弁髦耶，然则先生既临此境，复悉此情，对此人类，又不识洒几许慈爱泪也，伏希珍重。翁照垣谨上。
（原载《申报》，1933年2月18日）
飞游长城
慧珠
“飞游长城”，是一种多么壮观的快事！
萧伯纳在离开英国以前曾经说过：“赴华后，将飞游长城。”
但是为预料所不及！1月3日榆关失守，关山沦陷！渴望的东方历史文化上伟大壮观的天下第一关，第一关的匾额，却已经送到东京去陈列！
“事与愿违！”失望之至！不敢再作豪想！
事实迥乎在逆料之外！一夜间沈阳陷落，一月间败退锦州：榆关失守，平津已朝不保夕！或者因“战略关系”会退守到黄河以南！
但是既到了东方，多少总有一线希望，“不愿华北战事阻我行也”，姑且游一趟北平，瞻仰瞻仰东方的文化城！
公宴欢迎，似乎还有一个请他演说的交换条件——“以导游长城为报”。聪敏之至，倒是投其所好的。只惜这话说得不是时候。
日本人已明明占据了山海关！九门口还是一部分忠勇兵士效死的疆场！虽则说长城既称为万里，正不必计较着榆关的一隅！
事实成了幻想，遗憾与失望能使萧伯纳氏多添一种新感想：“长城于中国有何用乎？”
（原载《申报·春秋》，1933年2月18日）
萧伯纳颂
何家干
萧伯纳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的军事行动会因而暂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各报由路透电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题之曰“宣传共产”。
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君甚不像华人”，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问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11日路透电）
我们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敌，谁的太太的生日是哪一天。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仅只有三四种。
所以，我们不能认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20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50岁时将成不可凿之僵石，汝欲在20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在40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了性命，无从到40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20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华民国，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况20年、30年之后呢？这问题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
此之所以为萧伯纳！
（原载《自由谈》，1933年2月18日）
政治的凹凸镜
——“比较翻译学”和“小辫子的科学研究”
瞿秋白
萧伯纳到上海说了些“闲话”，这样也谈谈，那样也谈谈，其实都是人家逼着他，他才说的，他本来并没有“宣传目的”。他一生一世都在“宣传”，你要去问他，他自然只会说他所要说的话。但是，一些政治背景浓厚的记者，受着主人的嘱咐，却想利用萧的话来替自己宣传。他们也会记录他们所要的“纪录”，原文不大中意，还会捏造一些谎话。何况萧说的是英文，从英文翻成汉文，或者翻成日文，甚至于像《大陆报》似的，还会从英文翻成汉文，从汉文再重新翻成英文。（不要忘记《大陆报》是中国当局的英文半官报）——这种复杂的过程之中，很可以做些手脚。这样转辗传译，就把萧伯纳的谈话翻陈出新，弄出许多“修正”、“删改”、“补充”、“捏造”的把戏来。
好罢，我们就借此来研究一下“比较翻译学”。
真正的英国报、冒充的英文报、日本报、中国报都在我们的面前。萧伯纳的同一次的谈话，而记载的大不相同，尤其是关于政府和革命的问题，以及关于李顿报告书的问题。
先说关于中国政府和革命的问题罢：
（一）《字林西报》——“回答着关于被压迫民族和他们应当怎么干的问题，萧伯纳先生说：‘他们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的王公’……”这几句话不见于其他各报。什么道理。大概因为统治着中国民众的那些戏子和封建王公心上会不舒服。而英国的《字林西报》把它登载出来，却有点儿奇怪。莫非那些“戏子”还不大合于英国的胃口？可见做戏也不容易，美国人爱看了，英国人又有些讨厌了。
（二）《大陆报》——“关于现在中国中部共产党反对南京政府的战争，萧伯纳先生说：‘一个好的统治者在民众之中永久不会有好名声的，因为十次之中有九次统治者不是一个好戏子，他不知道怎么去取悦于他的民众’。”看罢，这里的“戏子”变更了自己的地位了！从这句捏造出来的“萧先生说的话”，仿佛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南京政府在民众之中没有好名声，因此（！），南京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统治者，如果它永久没有好名声，就证明（！）它永久是好的，而且南京政府的好，正在于它不像一个“戏子”——不会“媚众得宠”（！）。呜呼，戏子呀，我们的好戏子呀，你们真正会唱戏，实在比萧伯纳自己还要“幽默”万倍了。
（三）《每日新闻》——日本文的上海《每日新闻》记载得更有趣：“中国记者问：‘对于中国政府的你的意见？’——‘在中国，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个，你是指哪一个呀？’中国记者只得转为左翼，另整姿势……”这里的论调很像日本政府的外交公文。因此，萧伯纳说的“戏子”就消灭得无影无踪，萧伯纳所说的“中国民众”总算还没有变成“满洲国”的顺民！
（四）《上海日报》——日本文的《上海日报》捏造得还要“像真”，仿佛萧伯纳说过这么“一串得意的共产主义的讲解”：“世界各国的反对共产主义，实在很可笑，而且不愉快的，例如阿美利加就是这样的国度。阿美利加是压制者的国家，没有什么国民的自由之类，简直和奴隶没有两样。而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东西，好像弄错了似的，掠夺东西、压迫国民的所谓共产军，那简直是土匪。”萧伯纳被《上海日报》的日本记者改造过了之后，简直是一个奸猾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阴影：他一方面恨美国，说美国是压制者的国家，甚至于要劳动他的大驾去替美国奴隶争取解放似的；别方面，又恨中国的共产军，说他们是土匪，“并非真正共产主义”，所以和中国当局同心同德，分工合作，一边在北部“剿匪”，一边在南部“剿匪”。不幸哉，萧伯纳。
（日文的《每日新闻》和《上海日报》的访员其实根本就没有见着萧伯纳，它们的记载的蓝本是《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泰晤士报的记者虽然是爱尔兰人，而这个报的本身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我们把它们作为附录，放在本章的后面。）
（五）中国各报——关于被压迫民族和中国政府的问题，大半都是这样的记载：“上项问题殊难作复，不如俟余离上海后，商作答复，因在此地似乎不甚安全也。”但是，同时又发见另外一段，说是：“中国今日所需要者为良好政府，要知好政府及好官吏，绝非一般民众所欢迎。”这一句，大概就是半官报的《大陆报》的记载的“根据”了。不过究竟是谁根据谁，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后台的“戏子的把戏”，比涂着花脸的前台姿态更不容易看见了。这里要提出的只是一点：中国的普通报纸，一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幻想家，还知道“抓到”萧伯纳的另外一句话：“中国为政，每苦言论过多，殊无实在效果。”这是半官报的《大陆报》上所没有的。殊不知道，假使“言论”过少，怎么能够在袁世凯的“爱国储金”之后，再来谎骗二千万的“救国公债”呢？
（至于其他的详详略略的地方，自然还多得很，此地不必论列。）
（六）《大晚报》——“民族主义”的而又“文艺”的《大晚报》最漂亮，索性把萧的谈话完全取消，一字不登，关于“政府”和“革命”的谈话当然首先在勾消之列。（而《大晚报》上却登了一篇“作为全上海中国报界的基调——基本腔调”的社论。关于这个“基本腔调”，请看另外一栏。）
再说一说关于李顿报告的问题罢，各报所载也是各不相同的：
（一）《字林西报》——《字林西报》上的萧伯纳说：“李顿报告是没有偏私的，而且是很能干地写出来的。”
（二）《大陆报》——《大陆报》上的萧伯纳，一个字也没有提起。
（三）《每日新闻》——日文《每日新闻》上的萧伯纳，说：“以西洋人的心理所能懂得的唯一的说明，是李顿的报告。那很是一件大工作。但在我似的无学之辈，却太长；本国政府的官吏要细看它，也太吃力。李顿卿是有能之士，那是不消说的，然而我想，再写得简洁一些，可就好了。我自己，是只看了两章，然而就是这一点，在我头里也还是太重的担子。”
（四）《上海日报》——萧伯纳在日文《上海日报》上所说的话和在《每日新闻》上一样，不过说得“简洁一些”，不“太长”罢了。
（五）中国各报——萧伯纳在中国各报上大半没有提起李顿报告，只在《申报》上说：“李顿报告书可称公平，然以篇幅过长，恐无人能全部予以熟读耳。”
（六）《大晚报》——萧伯纳在《大晚报》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谈话。
这样，单在这两个问题上，萧伯纳就做了各种政治立场的凹凸镜——日本要说中国并无中央政府，仿佛萧就说了“中国政府不止一个”；英国要说中国政府只听美国玩弄，不能尽如大英之意，于是萧说中国民众不要戏子做政府的话，就记载出来了；国民政府要说自己是很好的统治者，于是萧说的话又变了：“好的统治者在民众之中永久没有好的名声”；自由主义的幻想家要请政府少说些话多做些“改良的”实际工作，于是萧的说话里，仿佛又加了一句，居然也有些责备中国政府多讲空话难于骗人的意思。而萧对于李顿报告的批评，也是“因报而异”，简直“一气化三清”，同时当了伦敦、东京、南京三个政府的外交总长了。固然，萧自己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而日本报的记者最侥幸，他们完全没有见着萧，而居然“亲自”听见了萧骂红军“简直是土匪”的话。
总之，每一方面都想把萧伯纳变成凹凸镜，借他的“光”，照耀自己的“粗壮”、“圆转”，而把别人照成扁塌塌的矮子。其实，他们各自现了原形：是戏子的还是戏子，是畜生的还是畜生，是强盗的还是强盗。那有什么法子呢？
“比较翻译学”完了——这只有政治上的说明，没有文法上的解释，抱歉得很，因为这凹凸镜的文法实在太艰深，小子谨谢不敏：请问，譬如“Chinese people should organize themselves, and choose for their rulers not an actor or a feudal baron”这么一句，怎么会一变变成了“a good ruler……in nine out of ten cases is not a good actors and does not know how to please the people”？哈哈！
最后，这篇文章还要缀上一条“小辫子”——就是新闻纸上的小标题的“科学研究”。
中国各报关于萧的记载，大概是同一样的稿子，不过有详略的不同，但是各报上各自添上了自己的小标题，于是萧的谈话上就同时缀上了各种各式的“小辫子”：
（一）萧接见记者发表警辟妙论，谓英国对华根本并无政策（申）
（二）讽刺家所发议论轻松幽默，取旁观态度博人一笑者也（时）
（三）孙夫人等前往欢迎，萧见记者颇多妙论（时事新报）
（四）世界殊途同归必实现社会主义（商报）
（五）萧对于革命理想的智识只是浮光掠影而已，但是突然停止了他的鼓吹革命（大陆）
（六）访问Adelphi贤人……没有理想！（字林）
好了。这还用得着“科学的研究”吗？各人的态度，各人的私心，往往在几个字之中流露出来——虽然古代有句成语说：“人生着舌头不是为着说出自己的心思的，而是为着掩盖自己的心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