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的幽默
韬奋
英国的当代文豪萧伯纳氏（George Bernard Shaw）最近环游世界，听说可于这几天到上海，大概记者这篇短文和读者诸友见面的时候，这位白发皓髯精神矍铄的萧老先生已到了中国。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有声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揭发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腐败黑暗，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到中国来走走，我们当然尤其表示欢迎。他今年77岁了，不但思想和他的年龄成反比例，就是他的精神的“老当益壮”，也足以振作振作我国人里面年未老而先现出一副老腔老样的“待亡人”，这也是我们对于他可以表示欢迎的一点。（萧氏的许多戏剧的名著都是在40岁以后作的，其中有一半是在50岁以后作的，他的尤其伟大的三种剧本Heartbreak House, Back to Methuselah, Saint Joan都是在60岁以后作的。）除了这两点外，他的为人，他的演讲，他的著作，最令人不忘的，就是在他那纵横的机智和辛辣的讥讽中尤富于令人失笑令人绝倒的幽默意味。但是他并非一味替“笑林广记”增加材料，所以他有一次听见人说“这个有趣的脚色不过说说笑话罢了”，他欣然地回答道：“不错，我是说说笑话。不过我说笑话的方法是要说出真实来。这才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笑话。”（见Henderson所著Contemporary Immortals）他最近途经香港，对路透社访员就说了一大篇“笑话”，访员问他要不要飞游长城，他说：“我以为没有趣味的事情莫甚于此，长城于中国有什么用呢？”他并用冷讽的态度盛赞日本不向中国宣战一点最得体，因为说宣战确未宣战，一面仍得积极侵略！这些话在我国人听了当然痛心，但却都是“真实”。
讲到萧氏青年时的奋斗生涯，却不甚幽默。他的老子一贫如洗，萧氏早孤，全恃寡母抚养成人，15岁就弃学就商，廿岁到伦敦，最初三年，常在商店里替人记记账簿，抄抄货单，所以他后来说笑话，说他的“较早的作品”是在账簿和货单里面！但他同时却无时不在那里梦想要作一种小说。于是在1879年，他鼓着勇气大胆地写他的第一种小说。他作完之后，即名为《未成熟》，但是卖不出，从来没有出版过。他不为胆怯，又在纸的反面作第二种小说，名《无理性的结》，但是他当时的著作，各出版家连看都不要看！可是他丝毫不为胆怯，又继续作了三种小说。萧氏自己后来说起这五种最初作品的时候，他说：“我总记得最初的五种作品是几包很重的黄包纸，常常由出版家陆续寄还我……我总记得当时要想把寄回来的稿子再寄与其他的出版家去试试看，六便士的寄费就很费一番筹措的工夫。”这种情形，在事后追想，在我们旁人听来，固然是颇饶“幽默”，可在当时的萧氏未必觉得有什么十分的幽默吧。但他不至气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服困难，却仍靠他的幽默的精神。
（原载《生活周刊》，第八卷第七期）
欢迎伯纳萧
李翼
英国文坛的老大家，伯纳萧已经来沪了，关于这位老战士的来华，我们表示着万分的欢迎。
萧是生长在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英吉利，他已经有77岁的高龄，他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但是他绝对不像邓南遮的歌颂着法西斯蒂的威力；他也不像高尔斯华绥一样，对于时代乃至于政治的“冷淡”。自然，萧过去曾经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但是当他目睹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五年计划的成功，以及全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刻，他就意识到未来的世界，是必然的属于革命的建设和生产者，所以他从苏联回到英国时，回答专门发问“苏联坏到怎样”的新闻记者，是非常有力的两句话：“我只看见好的地方，没有去找坏处！”这两句话，不但揭穿了大不列颠绅士们的污蔑苏联的谣言，同时更给关心着苏联情形的劳苦群众一个忠实的情报。
不但如此，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强占了东三省。进攻上海，强占榆关，这轰天的大炮声，不但轰起了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劳苦大众反帝的高潮；同时更轰动了这位老作家的心，他于是就到东方来实地观察帝国主义的强暴，和反帝大众的雄姿。在中国作家之群，听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榆关就不敢去北平，和北平的学生仓忙逃难的现在，这位老作家的精神，是何等的可佩！
不但如此，当这位老作家经过印度时，几十位新闻记者包围着问他对甘地和印度独立的意见时：他的回答是，“绝食不是办法，假使我碰到甘地时，一定叫他吃饭”，而对于印度独立，是更有力的一句话，“印度随便独立好了”。
自然，这位老作家到现在为止，还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就文学上说就是同路人），我们希望他能够更进一步为着最广大的大众奋斗！
伯纳萧先生啊！高尔基在你的前面，你努力地追上！最少你也应该学到巴比塞那样参加反帝国主义的实际运动！我们希望着！
（原载《红叶》周刊，第一百廿二期）
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
郁达夫
我们正在预备着热烈欢迎那位长脸预言家的萧老的当中，却不幸又接到了去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高尔斯华绥的讣告。萧今年76岁。高尔斯华绥今年65岁了。
照理说来，65岁，也并不算是夭寿，但这位由法学家出身的英国上流社会的精密记录者，若是不死的话，以后说不定总还有几册巨著出来，来报告我们以英国上流社会的动摇与变迁。高尔斯华绥在文学上的功绩，不单是福尔赛斯家的史传，与《银盒》《斗争》《正义》《群众》诸剧本，可垂不朽，就以他当1893年在南海旅行的途中，发见了海军作家康拉特的一事业来说，也该在英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了。虽然是比较上流出身，但他那始终为人道而立言，对社会下针砭的态度，就是在时代不同，潮流激转的现在，我们也不得不加以十二分的尊敬。
反过来说萧，他老先生对社会的态度就不同了。初听听似乎只在说玩而不当正经的死话，但闭目一想，或笑后心灵一转，则立刻就可以发见这位长脸老人的嬉笑怒骂，哪一句不是准对着社会症结的强心针？善哉，麦克开勃（Joseph McCabe）之言，他批评萧说：“他并不说警句奇语，但他本身却是一句警句。是最有道德的不道德家，最不利己的为我主义的说教者，最洁己的十诫否定人，最严肃的幽默利世德。”（The gravest Humorist）这不是很适当萧的评语么？
有一次有一位以美貌驰名欧美的女优曾对他说：“萧先生，你若和我结了婚，生下一个小孩，相貌像我而头脑像你，那这孩子岂不是世上最美丽最有思想的人了么。”萧说：“万一相貌像了我，头脑像了你，那还了得！”
诸如此类的妙语，在萧的76年中间，不知发放了多少。曾记得他到俄国去参观的时候，斯大林也不得不认作马克思主义的后生小子，因为他说，我研究马克思，是远在列宁之先。当时欧洲各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宣传苏俄强制做工的违反人道，而萧却对俄国人说：“我愿意欧美都有这种非人道的现象发生，否则那些成千成万的失业工人，那里会有出路呢？”
在我们中国，幸喜还有一位鲁迅先生——可以和萧伯纳对对。片语杀人，人家都在骂他是绍兴师爷的故技，但萧伯纳总不至于是萧山人罢？
1933年2月1日
（原载《自由谈》，1993年2月2日）
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
张若谷
我们的汽车，才停在莫利爱路故孙总理住宅的门前，看见一个穿灰色大衣的外国老头儿，白发，白须，高鼻子，粗眉毛，小眼睛，从门口踱出来。预先候在门外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们顿时把他包围起来。洪深充作临时翻译，对记者们说：“三点钟请诸位派代表再来，伯纳萧先生预备接见新闻记者，以六人为限。”
“伯纳萧钻到宋子文的私人汽车里，我们的汽车，紧紧跟在后面，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疾驰，一直向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世界学院开去。我看时表，是2点35分。”
在世界学院一间精致的小厅里，已经有十几位男女在那里恭候。大半都是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会员，有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团圆面孔静如好女子般的梅兰芳，胡髭像刺猬般的鲁迅，还有叶公绰、杨杏佛、林语堂、张歆海、谢寿康、邵洵美，以及其他与政治文艺都有关系的名媛与要人。
洪深真是一个热心的导演，他忙着要把这一群的男女临时支配成一个舞台场面，他请萧老头儿坐下来，但是这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不知是要学习中国礼貌呢还是要表现他的不老的精神，仍旧像一尊石像般兀立在中间，大衣也不脱卸，便和来宾一一握手行接见礼。
不懂中国话的伯纳萧先生，和不会说英国话的梅兰芳，彼此相见了。萧老头儿劈头第一句，并不说久仰岂敢一类的客套，他在白胡髭下露着笑容说：
“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物吓！”
他这一句话，无非是说梅兰芳是一个做戏的，他是编戏的，彼此都是舞台的人物。但是此老颇有矜夸他和梅兰芳都是所谓世界名人的意味。梅兰芳，自然极客气地说了许多景仰和不胜荣幸一类的答词。
常被人家用许多问题诘问的萧老头儿，他乘梅兰芳还没有提出请教一类的话前，先下手为强，他便问道：
“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难道中国的观众是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若使叫英国的小孩子听了，一定会发惊疯的。”
梅兰芳很和婉地回答道：“中国戏也有静的，譬如昆剧，从头到底是不用锣鼓的。”
萧老头儿被强迫坐了下来，大家都静穆地围着要求他讲演，他仍旧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突然从皮椅子上站了起来，照例说了一声：
“小姐和君子们请了……”
他接着用演说者应有的声调说了一大套表示他不愿意也不预备在上海作什么演讲。他说：“我到这里来，好像是动物园中的一件陈列品，你们既已经都看见了，我想也不须再多说话了。”他最后表示很愿意受座间任何人很随便的质问，只要不是严肃而非沉闷的，他都愿意答复。
不知道是哪一位先生，叶公绰呢还是林语堂，问道：
“先生为什么理由，不吃肉？”
“我不喜欢吃，便不吃，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主义。”
若使别人说了这一句没礼貌的回答，也许要使人生气，但是萧老头儿是一个著名爱说俏皮话的，人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地大笑起来。
现在是轮到送纪念礼物的时候了。笔会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里面装了十几个北平土产的泥制优伶脸谱，红面孔的关云长、白面孔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包扎头的花旦，五颜六色，煞是好看。萧老头儿装出似乎很有兴味的样子，指着一个长白胡须和他有些相像的脸谱，微笑着问道：
“这是不是中国的老爷？”
“不是老爷，是舞台上的老头儿。”我对他说。
他好像没有听见，仍旧笑嘻嘻地指着一个花旦的脸谱说：“她不是老爷的女儿吧？”
当许多人围着萧老头儿在争看那个小玩意儿，鲁迅一个人，似乎听不懂英国话，很无聊地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一忽儿他安步踱出到外面另一间里去了。
十分钟后，我们的汽车跟着宋子文的自备汽车，我们又在宋庆龄女士的住宅前了。
最初是由充任临时翻译的洪深、林语堂传达道：“请新闻记者们公举代表六人进去。”
但是可爱的萧老头儿，不要叫人失望，他征得了房东太太宋庆龄女士的同意，把所有中外新闻记者们，都请到草地上去了。
雪白胡须的老头儿，先立在一只鸽棚前：想去抚摸一只无知小白鸽，那小东西扑的一声飞走了。
记者们，老是那样地提出了许多很严肃的问题，要他发表关于远东、中国、东北、社会……各种的意见。他也老是用着他习惯对付新闻记者的方法，像调侃又像讽刺说了一大篇谈话（详见今日各报所刊伯纳萧谈话）。中间有一个外国报的新闻记者，听见他揄扬苏俄革命的成功，和萧老头儿争辩了许多时候。老头儿照样说着俏皮话从容回答。宋庆龄女士脸上表现满足的神情，站在草地石阶前。闭紧着将要笑出来的嘴唇，很有兴味地倾听萧老头儿巧妙的议论。
3点25分了，我因事不得不离开萧老头。当我离开那个只能在上海勾留八小时的爱尔兰77岁老人时，我看见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和刺猬须发的中国老作家鲁迅，他们二人正静穆地站在草地一旁，仰头望着天空看云，我行色匆匆，也来不及问他们对于萧老头儿有什么意见了。
2月17日夜
（原载《大晚报》，1993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