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
徐志摩
今天且起始来讲萧伯纳（Bernard Shaw）。在研究萧伯纳之前，我们至少要了解一些尼采的思想。尼采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家，他的“超人”的思想，到萧氏方完全实现出来。萧氏是一个终身主张超人的人。有人说他不是寻常人，是上帝。他现在还生存着，我曾见过他好几次。他的言语很锋锐，谈起话来，直没有你插话的机会。他的声音很沉着，很纯正。他爱穿绿色的服饰，因为爱尔兰的标帜是绿色；形式都是独出心裁，因为他自己便是个艺术家。他不好烟酒。
了解萧氏是很难的，没有身临西方境地的人，真不知他的话是说些什么。他的话多似是而非的颠倒语。他是自己的好批评家。在他的戏剧作品里，每篇剧前都有一个序论，有时序论竟比原剧还长。如果将他的序论都凑在一处，直可以当作一部“政治科学史大纲”看。
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戏剧界消沉极了，差不多的作品都是中下级，没有特出的。到1889年才有易卜生的戏剧输入国内。那时有个演剧家名白茵的，和萧伯纳是好友，白茵正急的要选择一个优美的剧本，萧氏便替他作了一篇《寡妇之室》，1894年他又出了《不快意的戏剧》三卷，英国戏剧界方才大放光彩。
萧伯纳反抗浪漫派。他的作品虽有人说他有些像浪漫，但他却不是堕落的浪漫。
他所讲的恋爱，不是痴情，是使人不得不恋爱的生命力。他说人为生命力所压迫才恋爱的。
（编者注：本文为1923年徐志摩先生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所讲《近代英文文学》中的第九讲，由赵景深记录。赵景深当时是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的社员，也报名入学听讲，这篇记录稿后收入他所编的《近代文学丛谈》一书内，上海新文化书社1925年11月出版。）
欢迎萧伯纳
林一
在去年的美国《新群众》（New Masses）杂志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张漫画，从苏联回国后的伯纳萧，手扭住了欧美资本家的红鼻子，一手遥遥地指着在成功行程中的苏联五年计划的建设。当新闻记者们围住了伯纳萧问苏联有什么缺点的时候，萧说：
“苏联当然还残留着一些缺点，但是我跑到人家国里去，不是去找缺点，是找优点去的；如果我要找缺点，在我们这儿，跨出大门，就满眼都是，何必老远地跑到苏联去呢！”
是这样的一位伯纳萧，现在却以77岁的高龄，忽然动了壮游的老兴，搭船到远东来了。据最近的电讯，说在本月的17号，他就可以到上海了。
欢喜“幽默”的中国人，对于这位幽默大家的到来，当然会有一番热闹的欢迎。听说南京方面，已经由朱家骅、罗家伦等领衔打电报去欢迎他了，定然还有不少的幽默家，想戤外国招牌卖道地国货的。像过去欢迎杜威，欢迎泰戈尔那样的作一下大广告。但是，把伯纳萧硬拉做百家姓上的同宗的这些高等华人，真会懂得伯纳萧，或是使伯纳萧懂得一些真正的中国么？这委实是一个疑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狂热了欧美一切高等人物的时候，伯纳萧很不客气在那些战争英雄的鼻子上，涂上了白粉，敢然地反对强盗分赃的大战。最近苏联向世界学者名流质问下一次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中将抱什么态度？伯纳萧回答得很有趣，他说：
“等他们打苏联的时候，我早就被吊起来了。”
这是多严肃的一个“幽默”的回答。现在，正是这个大战迫在眉睫的瞬间，日帝国主义的“英雄”们，正在很勇敢地向中国大众揭开了大战的血幕，太平洋的风云一天紧似一天，不知在今朝还是明天，这个强盗们的分赃大战，立刻就会爆发。在这时候的伯纳萧的远东之游，尤其是他这次的漫游之前，亲口对印度的民众说：
“英国是应该放弃印度的！”
可见他的确是看见了些什么，准备被人家“吊起来”的。可是我们欢迎他将使他看见些怎样的中国呢？
自然，旧的中国是崩溃太怕人了，但是新的未来的中国，也在这许多灾难当中诞生了。我们希望伯纳萧，能够健在，再一次扭住帝国主义的大鼻，叫他们看看这新的成长着的孩子！
而且我们敢这样的相信，伯纳萧的确是这样带着希望的心情来的！
哈啰，伯纳萧！咱们是这样欢迎你的！
（原载《艺术新闻》，第一期）
萧伯纳
黄河清
在一个月前宣传英国最伟大的讽刺家兼戏剧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行将来华，这消息好像他的辛辣的作品一样的，立刻给我们以一大刺激。这位77岁的老作家，前年曾至苏俄游历，考察其五年计划的成就，而今，正当日本积极侵略吾东北之际，又起兴来华，不知他看到了中国社会之昏迷状态，将作何感想！
这位老翁，本是不易了解的，乞斯顿（Chesterton）在《萧伯纳评传》中劈头就说英国人不了解萧伯纳，而况我们远在东方的中国人，当然更其不易了解他。虽则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易卜生的剧本，国人也曾翻译过他的几本剧本，但至今还没有正确地介绍他的思想与作品的人，我希望他的来华，正如他藉此更明确地认识中国一样，我们也得由此而更熟识他。
萧伯纳的一生是很多曲折的，他在未写剧本之前，曾度过都柏林的学徒生活，曼彻斯特的社会主义者的生活，伦敦的著作生活，这种生活看似平凡，实则和他后来的作品有很重要的关系。我在这短文里，仅把他为戏剧家之前后的生活思想略加说明，因为我想这或许正是人家所忽视的一点。
萧伯纳在回顾过去的生活时这样说：
“我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市外，在那里过着17世纪似的生活，所不同的就是那边有煤气灯与戴高帽子的警官罢了。在儿童时期，文学与音乐把我介绍到18世纪。自后我的生活又进了一步。最后我便渡过海峡，来到伦敦静静地向时代的前面进行——向易卜生、尼采、费边社与我自身的著作时代的前面进行。”
萧伯纳自都柏林投入伦敦，是1876年他20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对于自己的运命还没有把握。他的父亲是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失败者，他的母亲是个自由思想的非家庭的妇人，他就在放任怠慢之中生长起来，既没有受过正当的教育，也不知认真的信仰；而因家境贫困，自15岁起就不得不自谋生活。他从这样困苦的生活中渐渐地把握着社会意识，而自己表现的本能亦由此逐渐得以发展。
他到伦敦以后，事情完全失败，最初的六月差不多全在饥饿中挨过的。他自己曾这样说过：“人生犹如战争一般。为要射死一个人，便不得不放千百颗子弹。”过后，他当音乐批评记者、演剧批评记者，也曾写过诗、做过小说，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为剧本作家，乃由《华伦夫人之职业》一剧，一跃而为剧坛重镇，那正当他离开了故乡18年，即1893年，他37岁的时候。
那时候他自己已有一种独特的思想。那是怎样的思想呢？而这种思想是怎样造成的呢？我们可以举出直接给萧伯纳的思想以影响的先辈，如雪莱、易卜生、尼采、马克思、瓦格纳、莫扎特、米开朗琪罗等。但是影响他最大的，却是马克思的思想。萧伯纳实在是英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1882年他听了《进步与贫乏》的作者美国亨利·乔治的演讲后，受到极大的感化，对他全生涯造成了一个奇迹。他既知道了经济基础的重要，就开始读《进步与贫乏》，并出席社会民主联盟的集会。接着他就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曾经读过达尔文的著作，而没有变成达尔文派，但他一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便忽而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了。自1883年至1884年，是萧伯纳最兴奋的努力宣传社会主义的时期。当时他读到费边社的一册小册子名《多数人何以贫穷》，他就决心和这班颇有教养的聪明人共同工作，遂加入了费边社，因此交识了许多同志，如有名的魏勃、摩利思等。
社会主义在萧伯纳是最高尚的东西，同时也是最尊贵的东西。乞斯顿在论到萧伯纳之为社会主义者时，这样说：“谁也知道社会主义的提案，是要将一切的财产应归国家所有；而一切的财产也应平均地加以分配。而那提案，在理想上实是站在没分辩余地的两种主义之上的。即第一，人类可怕的不幸先直接地需要人类自身的援助；第二，这种援助应常是团体组织的。例如人民半数濒于饥饿时，应予以工作与面包。这是社会主义最有力的根本主张。而萧伯纳对于社会主义却是和他对于素食主义取着同一的态度。即他排除感情，以理性判断一切。虽则理解萧伯纳的人，当然知道他对于压迫穷人是处处抱着同胞似的悲愤的。”萧伯纳虽则同情于穷人，却把贫穷视为罪恶，他在《巴尔巴拉少校》一剧中，很露骨地表现着他的贫富观，说：
“贫乏使所有的都市腐败，使可怕的疾病传播起来，扑杀了见到听到嗅到它的人之魂灵。由此看来，说贫乏是‘犯罪’是不成问题了。伦敦虽广，真正的常犯也不过五十个光景；可是营养不足的，穿着破烂衣服的污秽的贫民，真不知有几百万。他们毒害我们的肉体与精神。他们破坏了社会的幸福。”
这种观念也许是他那爱尔兰的洁癖所造成的。爱尔兰的超脱性与清教徒的峻严性，对于他所仕奉的主义与国家，本予以非常好的影响。但是萧伯纳有个最大的短处，就是没有民众的感情，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实际上，这种民众的感情不论在他的人道主义中，社会主义中，都是找不到的。因此这费边社的新洗练过的信念，反使这位爱尔兰人变成更贵族的，使这清教徒变成更排外的。
自1883年至1888年，萧伯纳还在当新闻记者，先作新书批评，继之担任美术批评栏，但都是艰苦的工作。而这时候他在过社会主义者的生活，艺术的表现不过是余技而已。他自青年时代以至现在白发的老年，不曾过过一次文人生活，年轻时虽曾出席过文学的研究会，但从没有加入文士集团。他曾以此自夸，他说他一身虽干过许多杂事，但决不像许多文人样，以甜蜜的艺术的果子养身，过梦想的生活。总之，他的生活是在艺术中求实行，在实行中求艺术，而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话，在他看来简直是一种梦话；生活的艺术，人道的艺术，除此以外，艺术在他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年轻时这种倾向非常强，因此他觉得站在讲坛上做一个社会问题的论客实在比写美术与新书的批评，要有趣得多。
但至1888年当了音乐记者之后，社会主义的演说只限于在星期日，握笔的机会便多了。他在孩童时，曾在音乐的空气中过活，并会弹钢琴，所以他对于音乐颇有自信。这工作他继续到1894年。这时期他有了机会研究瓦格纳。乞斯顿曾说：“萧伯纳很钦服音乐家瓦格纳。那是因为瓦格纳是不是用言语说话的。瓦格纳若使不是一个音乐家而是一个普通人，恐怕萧伯纳便要和他起争论了。”萧伯纳之为音乐批评家，完全是个“瓦格纳党”，他对于瓦格纳的音乐中之革命的音声，不惜加以精到且痛烈的赞辞。他对于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也发表了真挚的鉴赏。
自1894年至1898年，他为礼拜六评论社之评剧记者，打破了迟钝与讽刺的残骸样的19世纪的沉默，使人听到剧坛上真挚且激烈的论战，他拿起了战车与喇叭，决心以战车为神圣的战车，以喇叭为正义的喇叭，而显示了为音乐记者以上的才能。他那时候所作的重要论文，都收在那两卷题为《戏曲论集》（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中。他的兴味大半在于莎士比亚与易卜生，他赞扬后者，而责贬前者，其理由是因为后者有思想，前者却缺乏思想。爱利萨朝的诗人唯一有表现一项可贵，但其表现虽伟大，因思想贫乏，所以不免空虚。据萧伯纳的意见，英国人并不是真能赞赏莎士比亚的人种，而只能做到相信莎士比亚的人种。即在英国人，莎士比亚是一个神明，是向之祈求的一种物体，实则萧伯纳之对莎士比亚挑战的态度，还是爱尔兰人的革命的态度，即追求真正崭新的东西，憎恶压制的态度，不，几乎憎恶历史的东西。乞斯顿在《萧伯纳评传》中说有三大势力给萧伯纳以极大的影响。而这三大影响便是萧伯纳自身是“爱尔兰人”、“清教徒”、“进步主义者”。萧伯纳之误解莎士比亚，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清教徒，而莎士比亚在其精神上是天主教的。前者是自己突进去探求真理，后者只以口谈真理为满足。清教徒的长处，在其顽强之点，而天主教徒的长处，在其宽大之点。萧伯纳似乎完全误解了莎士比亚的厌世主义的文句，因为莎士比亚的厌世主义，唯有抱着一定的信念的人才能有的，那是一种独特的情调：一切都是虚荣，人生若尘埃，恋爱如灰烬。而萧伯纳却以为真挚的乐天的倾向，时常是悲剧的乐观主义之最伟大者。他在反对莎士比亚的厌世主义论中，常有透彻的理路与可惊的卓见。
同时，萧伯纳对于易卜生却推赞备至，他以为易卜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用写实的手法写近代人对于知的精神的解放之苦闷，并对这伪善的俗恶的时代之机械的道德，表示反抗。萧伯纳又说易卜生不是艺术家，而是道德家，同时他的戏曲是含有教训的，而伟大的艺术都是教训的，在易卜生，这种特长特别浓厚，且不限于易卜生，所有优秀的戏剧家之作品中，都有说教的部分与普通的精神。萧伯纳的这种论调，无异给他自己的剧本以一个肯定的解释。他在1891年出版一本《易卜生主义之精华》（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这书可说是萧伯纳的道德观之精华，同时是易卜生主义的宣传书。
萧伯纳既自觉到天才，遂用心锻炼自己的思想，并研究其表现思想的方法。后来于1898年就辞去了剧评记者，专事剧本。他的三篇不快意的剧本（Plays Unpleasant）即《寡妇之家》（Widow's House，1893），《调情者》（The philanderer，1898）及《华伦夫人之职业》（Mrs.Warrons Profession，1899）与四篇快意的剧本（Plays Pleasant）即《武器与人》（Arms and the Man，1898），《加狄达》（Candida，1898），《运命之人》（The Man of Destiny，1898）及《你不能说》（You Never Can Tell，1898）出版后，立刻成名。人家只要读到他的一篇剧本，便要顺次地读他全部的作品，一看过他的一篇剧本，就在等待看他的新剧。他的作品出版后，大家都厌弃了别的作家而买他的书。而这七篇剧本中尤以《华伦夫人的职业》与《加狄达》为最成功，可是优秀的艺术品都不是有趣的东西，所以萧伯纳虽则把他的剧本分为快意的与不快意的两种，但这两篇都不是快意的作品。同时就真理都是不快意的这意义上说来，这两篇实在可以说是不快意的作品。但是我们应得注意：这两篇却是作者的典型的佳作，与表现根本的恐怖的作品。
过后他几乎每年都有新剧本上演与出版，其最著名的如《恶魔的弟子》（The Devils Disciple，1901），《恺撒与克利奥特剌》（Caesar and Cleopatra，1901），《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1903），《医生的难关》（The Doctors Dilemma，1911），《结婚》（Getting Married，1911），《归于麦条舍厄尔》（Back to Methuselah，1921），《圣佐安》（Saint Joan，1923）。他的剧本即是他的批评。他以睿智的洞察力，观察解剖且暴露现代生活之极底，要把社会从沉滞腐败之中解救出来，而以机智、辣语、讽刺来刺戟群众，使之自觉。
他又排斥自希腊以来的使喜剧与悲剧对立的习惯，放弃由人生与运命的关系而区别悲剧与喜剧的想法，他由他一贯的思想，将增强生命之力的称为喜剧，反之则称为悲剧而加以排斥。他自觉为喜剧作家是他的光荣。而他所写的剧本，都是由这见解出发的人生观照，文明批判。
（原载《社会与教育》第一一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