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致尤炳圻
鲁迅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
1936年3月4日
（原载《鲁迅全集·书信》）
（编者注：尤炳圻（1912—1984），江苏无锡人。曾在日本东京帝国研究院研究英国、日本文学。1936年将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译成中文，改名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出版。）
一面
阿累
1932年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像一团棉花了。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像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门外，细雨烟似的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像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像得到了保证似的，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古怪地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结实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接过书翻了翻底页：“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其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 X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哧啦哧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哪里贵？你看这纸……”厚实的纸张，清晰的字迹，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也不说不买。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叫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慈祥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织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谁？对我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本来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叫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指着《铁流》对我说明：“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件事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放肆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放肆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也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1936年10月
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
王宝良 述
荣生 记
我是1922年14岁那年进内山书店的。
那时，内山书店开设在现在的四川北路魏盛里，门面是坐北朝南的，现在这座房子已经拆掉了。这是两幢石库门的房子打通了的：店堂间就是这两座房子的客堂间和天井，原来的两座大门就成了店面门。店堂间里东西北三面都是一人多高的书架，房子中间还有一排书架，中间的书架后面有一张小桌子，四面摆着一套藤制的沙发。进门是一张写字台，面向里放着，这就是柜台了。起初，内山书店店面很小，只卖一些《圣经》、赞美诗之类的书；后来才增加了一些文艺书籍，店开在弄堂里，又只卖外文书，所以生意比较清淡。平时来买书的大部分是日本人和一些西装革履的日本留学生；来了，也不过买一两本书。因此，每天的营业额最多不过二三十元。店里除内山夫人偶尔下楼来照应一下外，就只我一人负责。内山完造先生这时候还在外面做事情，星期天才在家里。
有一天，大概是我21岁的那一年的一个夏天的下午，一个顾客也没有，我和内山夫人都闲坐在那儿。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穿一件竹布长衫，脚上穿一双白色的橡皮底鞋子，鞋帮已经不怎么白了，头发长得很长，有一点小胡子，咬着一个竹制的烟嘴。他是从东面那个门进来的，先顺着书架一声不响地大致浏览一周，然后又返回来选书；每一本书都看得很仔细：看书的装帧，看书名，看目录，还大致看一下内容。到内山书店来买书的人，很少是这样打扮的，仅从衣着上着，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因为当时每一本书，最少也要一两块钱呢！而这个人，一选就选了十几本，总共要50多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营业额。这引起我们对他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