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许夫人也非常担心，曾经到我的店里来，等待先生的回来。
是平安无事地回来了。把许夫人的心衷和我们的忧虑向他一说，他便说，“管它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他颇不以为然；但是，实际的情形，似乎危险非常紧迫，因此又强迫地要他避了难。
回忆是无尽的，不过小的事情现在我不说。
已经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我桌边的椅子（先生的定席），已成了徒然引起我泪水的遗物！
鲁迅先生已于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长眠了！
改造社社长山本先生来了三通电报，最后一通，是叫我写一篇与先生的交游记（或者是交友记呢）的预约，我打了个回电说“好”，就担任了下来。
20日和21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早到晚作着长蛇形的行列。22日的出殡，虽说是下午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道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作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6000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男女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些，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不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清辉到礼堂上的下午六时了。
“哦，答应下来的责任。是非尽不可的。”
我这么想着，便提起钢笔，坐到了桌子面前；可是一点也写不出来。不知怎的，好像统统忘记了。
终于，一天工夫一行也没有写。心想今天算了，从明天写起来吧，便抛下了笔，洗一个澡睡了。
“但愿今天”，心里这么想着，又拿起笔，坐到了桌前，可是依然不行。一句也写不出来。
着急了之后，就想，原来山本先生是叫我写交游记（假定不是交友记）的，而所谓交游记，要写点什么才好呢？先说这事情我就一点也不明白。因为是叫交游记，那么一定是应该写一块儿游玩的事情的。譬如说，是应该写某年某月到某处去看梅花啦，某年某月玩洞庭湖啦，这等等的回忆的吧。
一个人刚这么想定，无奈真是不巧得很，那么样的风流之游或旅行，我和鲁迅先生几乎从未有过。而第一，资格先就不够，但是，既经答应了下来，如今再去回绝，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此，挨骂也好，被人家笑也好，打算把我能写的东西写出来。请各位容忍我吧。
我这个家伙，实在生来就是个不风流的人，天明也罢，天黑也罢，总归在堆积着的书架当中，守着那张长五尺宽三尺的桌子，左边电话听筒，右边钢笔，是一副这么的腔调，过着365天的。先生说：
“老版（把版字当老板写的，只有先生一个人），怎么样？你这样子早晨忙起忙到晚，不歇歇工作休养休养，是要生病的呢，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么笑着，我也就——
“好，好，那么，我到这边来喝一杯吧。”
说着，便骨碌地把椅子转了过来，冲着茶加入漫谈的伙伴。我问他：
“先生，昨天你去了哪里？”
先生就说：
“老版，昨天到大马路Cathay Hotel（译注：即华懋饭店，今为和平饭店）去看一个英国人。”
“可是，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哪晓得司机们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通，于是乎说‘走出去！’”
“我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么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要找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
“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哈哈……”
听了这些话我就想道：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简直像百日鬘（译注：日本戏剧演员扮演乞丐或囚徒之类时戴在头上的一种假发。鬘，假发的意思）的形状。脸上蓬蓬的蓄着胡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只有一双眼睛放射着异样的光彩。以这样子的神气跳进上海屈指可数的豪华旅馆的电梯，因而司机们没办法起来，也不是讲不过去的事。虽说是他赶出他，可是马上说错在他身上而加以责备，又奈何呢？毋宁说那窘住了的司机，倒未免觉得有点可怜，想寄他一点微微的同情起来了。
“老版，‘泰山’来了，去看看吧。听说非常有趣的呢。我同你大概是没有机会到非洲的山中去的了。不去看一点电影之类吗？”
“老版，称晓不晓得这个？这个，是广东产的，叫‘黄皮’，只有指头这么大，却确是橘子的一类。不过和金橘，味道却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他说着这一类的话，常常拿珍奇的东西来给我们。心里正在想：“是这样的吗？”他却又说：“老版，对本国人扯的谎，是罪恶，不过从外国受到强大压迫的时候，对那压迫者扯的谎，却绝不是不道德的。”
我的神经常常被他这种意义深刻而内容非常明了的话切切地刺激着。
“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里面，有一个大的艺术运动，那就是一个黑与白的木刻。”
先生老早就注意到这木刻，他远远地从英、俄、德、法、日各国收集了许多木刻。那数目实在总达到好几百件的吧。我曾经向先生拜借来开过三四次展览会，每一次都有四五百参观者。
仿佛是1931年（？）吧。当夏季炎热的时候，上海第一次的，不，怕是全中国第一次的木刻速修讲习会，仗先生一个人的力量开成了。那时因了某种情形，连那仅是极短期间的一星期，也是突然的，所以什么准备也没有，譬如刀，也只把钢笔头的屁股磨一磨，装上钢笔杆，就这么在现成的木版上刻着。
从召集学生以至每日的口译，统统是先生一个人干的。听讲的只有13个人。那小小的发生是可惊的，它便是今日风靡全中国的木刻艺术。
先生一方面移植西洋派的木刻，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特有的古代木刻艺术中优良作品的存在，并且痛心着它的日趋灭亡；于是与郑振铎氏相商，要想保存它；其排除万难而作成的，便是那《北平笺谱》。《北平笺谱》有六卷，合计搜集有400种诗笺，仅印了200部。英、法、俄、日各国的图书馆，各寄赠了一部去；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法西斯蒂的国里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终于没有送。
《北平笺谱》之后，又计划翻印《十竹斋笺谱》，那也是和郑振铎氏协力着手的。第一卷已粗装出版；因了郑氏的离开北平，第二卷也就见不着了。
先生终于未见完成而故世了。我希望郑氏继续先生的意志，尽力务使它完成。
我一写漫谈，他便说：
“老版，你的漫谈太偏于写中国的优点了，那是不行的。那么样，不但会滋长中国人的自负的根性，还要使革命后退，所以是不行的。老版哪，我反对。”
责备我的先生，屡次，不，老是毫不顾忌地暴露中国的现实；因此，其遭到一部分人的反感，也绝不是少见的事。
然而，先生对现实暴露，并不是为了写文章；他当然不是以暴露现实为快的浅薄者，也不是为暴露而暴露的人。
在先生对现实的暴露中，贯注着默默无尽的热血。
“恰如父母对孩子的痛斥，是与热泪俱下的鞭子。”
唯有先生的暴露，才真是从伟大的爱出发出来的奔流，是给中国民族的警世名言。
不但看了下鞭子的文章，还当面看到鞭泪同下的先生的这个我，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我明白先生的感情，只是怕会减弱他的鞭子的力量而守着缄默罢了。
我讲到中国民族富于悠久性的一点，只要稍微说了一点乐观的话，先生马上便要说：
“老版，我反对，是非常悲观的。”立刻在我头脑上压上一个烙印。
“中国的将来，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斗争。”
他对我这么说，那实在是撕裂肺腑的沉痛之言。无际的蒙古沙漠，一阵凶似一阵地拥到那清澄之极的眼中来。面对着那沙漠衣而无衣，食而无食的一国的民族，每个人的枯枝似的手臂上，都棱棱地梗起了粗大的血管，握着最后的武器的一双空拳，在仇恨那凛然扫压过来的滚滚沙尘。凄惨的饥饿大众，历历犹在他目前。这是我们痛感的。
“老版，此番我睡了三个月，细细想过了。”
“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
“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然而，弄到现在这样的不认真，其中当然是有该同情和该愤慨的距离的；”
“不过，要肯定现在的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又想到日本的八千万人民。”
“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
“虽然我看得很清楚，最近的倾向有点相反，然而纵令现在有这样相反的倾向也罢，而其成就到今日的事实，却是不能否定的。”
“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然而，目前似乎还不是说的时机；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说不可的。”
“我说，等我的病好起来，大概那时机也该到了吧。”
“这一点我一定要说的。”
呜呼，先生虽身与重病相抗，尚诊疗着极东两大民族的病源。
至此我没有话可说了。
果然，鲁迅先生实在是给五万万极东两大民族启示其行路的一大预言者。
附记：
本稿特应与鲁迅先生关系深切之上海的《译文》及日本的《改造》之约而执笔者。
（雨田译，原载1936年上海《译文》新二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