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不出来的事
二十年来，我咳嗽厉害的程度，已经都可以成为路过的人的闹钟了，相当严重。因为无论怎么咳都还是有痰，事实上我全年都在含着薄荷脑抑制病情，一回日本就会好很多。最重要的是没痰了，像煤一样的黑痰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以后已经轻松了许多，也就自然不用咳得很厉害就过去了。近年在上海生活期间停止了常年坚持的公园散步，之后就生病了，十分困扰。一年到头是大病了三回，吃了不少苦头。正因如此，我打算九月开始继续在公园散步，尽管我家离公园很近，但想着在家里怎么都吐不完的痰，果然还是去公园，在早晨新鲜的空气中才能顺利地大口吐出来吧。我深切感受到了清新空气的力量。
现在为了赶时髦而戴眼镜的人绝对是少数吧，以前可是很流行的。鼻梁高的人戴夹鼻眼镜，鼻梁低的人戴鳖甲（译注：加工后的玳瑁）框的眼镜。其中特别是戴近视眼镜的，很多人更是得意扬扬。近视眼镜的厚镜片的流行估计一开始是在模仿留洋归来的潮人们。潮人们一直都是戴这种厚镜片的眼镜的。所以，戴着厚镜片眼镜的人肯定就会被评价为潮人。海归们的红色领带啦、蓝色袜子啦，都成了一种流行。
我知道的最滑稽的流行，是中国的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们，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别在衣领上或者胸前。我想着估计只是在不怎么样的学校的女学生之间流行，没想到不只是女学生们，在一般女性之间也流传开来。这种潮流居然在花柳巷也风靡起来，连四马路附近的“野鸡”都会在胸前别上十字架，或者在脖子上缀着链子。
说起来，都市里之所以要有公园存在，是因为都市人是在尘土飞扬之中从早工作到晚。为了那些过着反自然生活的人们，创造出哪怕一点点的时间，让他们融入自然，呼吸自然的清风。
日本乡下的人脑子里打一开始就认为要每天在自然的公园里尽情享受，过着自然的生活。我不理解有什么必要非得专门起一个叫作“公园”的名字。
日本乡下不用公园的证据，一开始只是部分区域内有一些小的场地叫作公园，也只是这样而已。然后，几乎就放任不管了。但是，放任不管也是理所应当的。谁也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公园接触自然空气，享受自然生活。谁也不愿意一个人去散步，就是这样。到处都是漂亮的散步道。从村子的入口到路的尽头，可以说全部都是非常好的公园。
都市里的公园就算再气派，也是加了很多人工的因素在里面，自然的风味是极少的。
再怎么看，都肯定是无法超越真正自然的田园风光的。非要把那受了大自然风光惠泽的乡村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又会变得怎么样呢？再怎么崇洋媚外，没个限度就会变成这种滑稽的事。
从美国舶来的麻将其实是中国的游戏，从美国舶来的海水浴的木屐是广东人的哐啷哐啷的木头鞋。先别笑话“野鸡”们的金属十字架，也得好好反省我们自己，改掉一味模仿西洋这事，也是很紧要的啊。
（译自《上海汗语》）
言行合一
中国被称作是文字的国度，想来可能是因为中国有很多字吧。最近又造出新字来了：写作“乒乓”，读作“pingpang”。这样的字想必是乒乓球竞技传入之后才被造出来的。起初在中国，“pingpang”是另外有个名字的，叫“台球”。按照“baseball”叫“野球”、“permanent”叫“电烫”的改名方法，“pingpang”叫作“台球”才应该是颇为妥当的。然而“乒乓”已被使用在先，“台球”之类不过是马后炮而已。谁都知道，以前有个叫王阳明的学者所提倡的“知行合一”的伦理学说，我也有所耳闻。然而，王阳明是否按照他所提倡的理论行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或许也有与我一样不知道的人，但不管怎么说，“知行合一”在我们国家的意思是：
（一）知和行本来就是一体的，没有知而不行的人。知而不行，只不过是不知道而已。
（二）真的知道，就必然会去做，不做的终究不是真正的知道。
如果说中国提倡孝道是因为尽孝的人少的话，这知行合一的说法恐怕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也只是知而不行，而且只有不知而自行的人在到处宣扬。知行合一的人，才是有些不同寻常的。
物价飞涨，一天比一天厉害，国人已经深深感到危机的胁迫。在这儿我们把两元旧币换成如假包换的一元新币，通过禁止使用旧币，救民于危难。
在救济国民的声明的鼓动下，国民们安心地换成了货真价实的新币。而一直以来，物价更是日新月异地飞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在这儿，身为草莽的文盲只能发出悲鸣，谁和我一起来倡导“知行合一”的论理啊。唉。
（译自《上海汗语》）
鲁迅先生
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电车路，看着它向北伸展，成了近年来成为问题的越界筑路。靠近电车路的终点，有日本小学啦，福民医院啦，等等。福民医院的对面，有一个陈旧的，叫魏盛里的小巷堂。房子只有七幢，全部住着日本人。我借了那弄口靠右边的两幢，把它打成一所使用着。进出就用着那原来的两个石库门，小天井上全部盖了玻璃，作为采光之用；可是里面依然阴暗，几乎日中也开着电灯。在那电灯底下，有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那就是所谓“漫谈席”。凡有空暇的人或者疲乏了的客人，都可以坐下来，喝喝茶啦什么的，一边宽荡荡地看看书，谈谈话。
那时候，听说从北平受厦门大学之聘，去任文学的教授，再又转任广东中山大学文科主任的鲁迅先生愤慨于——政府既叫人家向鲍罗廷、加仑等那一些顾问致最敬礼，非常地礼赞俄罗斯，拼命派遣留学生到那边去，然而一方面又乱杀那些留过学回国来的青年的那种暴乱的态度，说着：“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们走。”而愤然离开中山大学，到上海来了；可是我们夫妇俩，因为一次也未曾见过面，一点也不认识先生。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常常和二三个朋友同道，穿蓝长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长的脚步，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严的，哪怕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的人，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几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送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从此，在执笔得疲乏了，或是看书看倦了的时候，就荡过来。把许夫人介绍给我们，是稍后的事。先生真是一位豪爽坦白的人。他一天天地和我们亲密起来，几天之间，我们心里便已没有了所谓客人的意识。那时，先生也常常被一些不清楚的客人错认做掌柜的而大笑起来。
可是他随便什么时候，总以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他把我当作掌柜的了。”这么告诉我们，决不不高兴什么的。
有时，一些认识先生面孔的学生什么的来了，他们不客气地望着他细声说“鲁迅！”“鲁迅！”于是他就——
“喔，又来研究我了。哦，回去吧。”说着，就拿起帽子，匆匆地出去了。
许夫人和我们，因为言语上的关系，没有多多交谈，不过和我们之间，大家心中都很了解。
不知不觉，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其间，先生的身边常有危险，先生却很坦然。
在国民政府下通缉令等等的时候，也一直是满不在乎，好像完全不知道那么一回事似的来来去去。
我们担心着：“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怎么样？”这么一说，他就——
“不，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啦什么的了。”
“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
他真是平平淡淡满不在乎。
可是因为夫人担着心，我们也就劝他，曾经强迫地要他避过一时难。
他和蔡元培先生、宋庆龄先生、杨杏佛先生等组织“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时候，在日本人之间，好像传言说那便是共产党的团体似的；那是完全错误的，实在——
是因为标榜着法权国家的国民政府当局，以太不合法的行为活葬人命，是为要矫正这种不合法而组织的团体。要之，所谓“人权同盟”是拥护人民生命权的一个团体的名称。
可是，随着这同盟的活动在表面上的得势，便显露了如国民政府的敌国之观。还不知道是故意呢，还是偶然。
正在那个时候，杨杏佛先生在这“人权同盟”本部的门前被暗杀了，那消息一传来，先生便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本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