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市和黑市
“字和文字是不同的”，这是我常说的话。中国不愧是字的国度、文字的国度。字的使用也好，遣词造句也好，都是非常巧妙的。
最近，“公定行价”在日语中流行开来。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是指公开设定的价格，或者说是政府设定的价格更合适。官厅决定了米的价格是四十钱；钉子的价格是十六钱；鸡蛋的价格是五十二钱。因为指的是这类被决定下来的价格，我认为和“公定”相比，“官定”更加贴切。
在日本，社会事业是由内务省、府厅或者市政府来操办的，那样是不对的。社会事业是由社会操办的事业。政府操办的是政府事业。
今天有个老朋友来找我，说是有事相求。我问他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想开一家棉线店，只是没有在纱厂的朋友，希望我能帮忙介绍。
好好，如果只是这样的事情，也不费什么周章，我自然为你介绍。然而我又问他，最近棉纱的价格忽高忽低的，岂不是风险很大。
朋友回答说，确是如此，最近棉纱的价格上下波动很大，很危险。然而正因为这样才有趣啊！上海的所有东西的物价，现在都有白市和黑市两种。如果是在白市买入的话，这买卖是没法做的，无论如何都是要从黑市进货才行。
也就是说，他是想和我的友人联手，从黑市买进货品。这实在是个很自私自利的想法，但这也是事实，无可奈何。
要说他口中的白市和黑市到底是什么？所谓白市，是指日本式的“公定行价”；而所谓黑市，指的是地下市场。这里也能看出中国人用字的巧妙。所谓“公定行价”以“白市”二字取代，而“地下市场”以“黑市”进行诠释。而从“公定行价”就必须明确说成“公定行价”；“地下市场”就必须明确说成“地下市场”，否则无法心安理得这点，很能看出日本的风格。
说“白市”能让人感觉到是“公定行价”，说“黑市”能让人感觉到是“地下市场”。这只是含蓄的表达方式，实在让人对这种巧妙的运用佩服得五体投地。这让我想起，事变之前曾在哪里听谁说过。
只怕蚕食，不怕鲸吞。
（译自《上海风语》）
涨价与两种生活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不懂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也没想要装懂。如果这句话里还有一些积极含义的话，就是能看得出生活中不管我们还是他们都依靠官署的一面。与我们相反，中国人惧怕官署，不像我们依赖官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世世代代的政府力量都太弱了，自然地就有了自保的习惯，不管怎么说，这一点跟我们是完全相反的。
《大陆新报》的记者来了，向我传达了命令，要求我在经济专栏写点什么。我想了一下，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我只是一个做小本买卖的书店老板，根本不知道在经济专栏能写点什么。经济呀财政呀，也不是我了解的领域的事。正想逃避说这命令肯定是找错对象了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碰巧，N部长突然出现了。呀，事已至此那就没有法子了，只能求老天保佑了。除了将我无穷尽的强大潜能发挥出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去年从日本的中国地区（译注：位于日本本州西端）到九州地区、朝鲜地区降雨都很少，大米歉收严重。报纸上还登了大米不足的大字报道，杂志围绕着粮食对策展开了讨论。广播里也有“节约大米”、“节食”这种说教。政府却表示不用担心，大米没有问题，一次次发表预产量，但另一方面又说为了以防万一，“无微不至”地下着一条又一条的指示来管制和指导国民生活，像是“鉴于大米有所不足，禁止食用白米，请改食糙米，七分糙米三分小麦，食粥，加入豆子一起食用，改食芋头”等。对这样的指示，民众们说着“行啊行啊”，有的按照小麦的做法把寿司米都弄成了七分糙米。连火车站的便当，也变成了糙米。也就是说，他们在等着上面每下一条指示，再来做自己的日常琐事，这好像也算是经济吧。
米涨价了，早饭就喝粥；又涨，下一顿就吃馍馍或者饽饽；再涨，价格直线上升，在只吃一顿的米饭里加点豆子，加点芋头再吃。即使如此，米的涨价也并没有停止。最后，米饭也只能做成粥来喝，再加点儿芋头、豆子和菜叶这么吃。
中国人看不到报纸，广播也没有普及。不，连官署里的人也一副不了解情况的样子。不管是大米或白面变贵了，还是油涨价了，他们都无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活完全就是这样的，默默地自然调节着自己的食物。这就是完全没有脱离原始个人经济阶段的中国人的生活。我不知道这一番话算不算是经济漫语，但我可是谨遵命令，把看到的两种生活的样子展示出来了。
（译自《上海风语》）
魔都
东京有东京的情况，长崎有长崎的情况。在相同或不同的意思层面上，上海也有上海的情况。在我的想象中，大概指的是只有在上海才能见到的情形吧。我绞尽脑汁地想，写些什么才好，写出来的东西如果不是上海特有的，而是司空见惯了的情形又该怎么办。那看上去会很傻吧。
河船沿着苏州河逆流而上，舱里的棉花堆得像座小山似的。棉花上站着两个船工，把长长的船篙使劲撑得跟拉弓一样，踏着的双脚也好像铜浇铁铸一般。当船工的脚一步一步前进时，雪白的棉絮像花一样掉落到浑浊的水里，如同天鹅般漂浮在水面上。后面紧随而来的小船上的女人和孩子捞起棉絮，笑容满面。有人说，将棉絮弄得掉进水里的船工，与捡拾的小船是一伙的，也有人说那只是偶然而已。但是，只是这样听着看着，恐怕是无法得知的，只有做的人自己知道。
说说这棉花吧，在我们的常识里棉花就是棉花，并没有什么其他含义。但在中国，棉花分为草棉和木棉两种，草棉就是我们所说的棉花，木棉被叫作木棉花。这木棉花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是木本植物上生出的棉花，主要产于中国南方的亚热带地区。日本一般称之为“パンヤ”（译注：来自葡萄牙语“panha”），皮褥子、床上的被子和枕头里填充的就是这个，颜色稍带茶色，比棉花略有光泽，手感顺滑。好像有谁解释过，说日语中的“木棉”一词，还是棉絮的时候，就写作“棉”或者“棉花”，纺成线、织成的布以后就称作木棉，所以那布才写作是“木棉”的吧。不管怎么说，棉花里有“草棉”和“木棉”这两种肯定是没错的了，因此我们的常识似乎也是要订正一下了。
两三天前，往来于杨树浦方向时，前面行驶着一辆装满棉花的卡车，货物上的两个苦力手里挥舞着粗粗的竹棒。正当我在想这是做什么的时候，从卡车的两侧及后方，七八个中国穷孩子吵吵嚷嚷地跑出来，其中竟然有人扑向卡车上的货物。苦力象征性地挥了几下粗棒，驱赶着那些孩子。孩子们总算是停止了追逐，卡车也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扬长而去。停止追逐卡车的孩子们的手上都握着一把棉花。这是掠夺，光天化日之下的掠夺。然而，没有一个人对这种行为进行评判。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这里是在饥荒时即便掠夺了食物也能被原谅的中国。同样的心境，在冬天即将来临时，穷孩子紧紧抓住运棉花的卡车去抢，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特别是在最近因物价高涨以至于生活窘困的非常时期。听说只要有装着米袋的小车通过就会有穷人冲出来，冷不防地用刀子之类的划破袋子，白花花的大米唰地就流出来了。许多贫民哇哇地叫喊着争先恐后地抢夺大米，逃之夭夭。或是一个穷人追赶装着大米的卡车，将竹筒猛地插入最下面的米袋，大米如同小瀑布一般洒落出来，在路面上画出一条长长的线。车上的苦力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贫民中自然是欢呼起来，许多穷人阻断交通，只为今天一顿饭的米。哪怕是突降大雨，被淋得浑身湿透，他们也紧紧地守在路上不肯离去。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想也知道肯定是有的。
然而，这不是上海的常态。上海虽然有时会被称作“魔都上海”，说得好像上海是只有恶人聚集的城市一样，而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虽然上海是有恶人，但大多数人还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因此，情势大体上是一样的。找这么个“魔都”的称呼，我认为是有点夸张过头了。然而，就在今天，这样的常态被打破，竟然发生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掠夺。这还只是碰巧路过，就能看到这样的掠夺，对于多少已经有些魔都化的当下来说，我反而觉得“魔都”也好、“暗黑”也好，这类的名字都有点客气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下次根据情况，笔下又会出现“神都”、“善都”等的名称来。
暂且不开玩笑了。在中国人之间能被允许的，不管是像白米、棉花这样的“一点点”的事，还是马马虎虎就能过去的事，光天化日下的掠夺绝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绝不是开个玩笑、说个笑话能够混得过去的深刻的大问题。而我们现在正直接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最近的上海情况。
唉！
（译自《上海风语》）
面子
鸟有鸟的历史，狗有狗的历史。作为人类，历史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说什么呢，鸟的历史也好、狗的历史也好，都是人想出来的东西，它们自身肯定没有想过这事，因此历史只是人类的认知。所以我说，创造历史的是人，追求未来的也是人，而人是活在当下的。每当现在向未来迈进一步，原本的现在就成了过去。
这样说来，似乎是将“现在”、“过去”和“未来”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但绝对不是这样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绝不是完全分离的世界，只是人为了将所谓学问的智慧在头脑中灵活地转动，暂且，或者说是尝试着，将“过去”、“现在”、“未来”分离开来表述。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却是连一瞬间也无法分割开来看的。时间起于无限、止于无限，完全没有间断。人把从呱呱坠地起，到溘然长逝为止的时间称为“现在”，将其前后称为“过去”和“未来”。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完全没有断点的完整的东西来看，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现在”。
虽然我说得好像有所顿悟、全部知晓一样，但直到有人提醒我说“你这是要变成化缘的和尚，自己掉进自己挖的坑里去啊”，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把中国人的生活，恰恰当成这种三代不间断的东西来考虑了。人们经常说中国人这样、中国人那样，只要给足他们面子就怎样都行，这么简单想的人还真不少呢。但很遗憾，这实际上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每次推断的错误，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确实，中国人常常会说到面子的事，时不时地也能起到预想中的效果，然而虽然说是只要给足面子就行，但还是有许多事，即使给足面子也无济于事。这就是推断的错误了。
所谓的面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就跟“没有法子”一样，也有好坏之分，绝不是一句话就能断定的。另一方面，“面子”还分“别人的面子”和“自己的面子”。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面子无论有多重要，毕竟还只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而绝不是自然的东西。因此“面子”不具有绝对性。如果不从这一点来考虑，“面子”的意思就错了。
被盛宴款待的客人，称赞高档的菜肴是“物美价廉”，那是因为主人的面子够大。其实，这都是交际上随便说说的客套话。
有罢工罢市或其他大的纠纷时，对调解人说“就看在你的面子上……”，来了结这桩事，这时候面子就是很重要的。
然而我自己想想，这面子还是很复杂，绝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前面我也曾提到过“别人的面子”和“自己的面子”之类的。在产生这样的纠纷时，就有了三个面子，也就是争执双方的和调解人的面子。不顾全这三方的面子，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而另一方面，实际的问题和面子的分量也是需要平衡的。拿杜月笙调解张公权和小报之间的问题作为例子，就可以明白了。一边是铁道部长的面子，小报虽小但也有媒体的面子，还有杜月笙这位调解人的面子。在这件事情里，小报的面子最小。也就是说对于这么小的面子，面子大的张公权必须保住自己的面子。处理这件事的杜月笙面子也很大，也不能不保他的面子，而且小报的面子也得保，那就是每个月给小报500元的补助。当然，小报也不是捕风捉影地说些坏话、诽谤中伤，他们手里也确实握有一些“爆点”，要真没有这些也就不需要调解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对于吹牛皮是有一种叫“置之不理”的绝对武器的。而面子，并不是说仅仅靠调解人的强大力量将弱小者解决掉就行的，不能只是对自己一方有利。面子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必须保证互相都有面子。如果是有调解人的，还要保住调解人的面子。我们必须理解这实在是个非常麻烦的东西。
（译自《上海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