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文化与生活文化
我观察中国，已经有20多年了，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只有一件事情——对于同一种中国文化，人们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假如说这是因为人都有左右两只眼睛，倒也无可厚非。但实际上，这真是很不可思议。
右眼看到的中国文化，与左眼看到的中国文化，显然是有区别的。同样的东西，在右眼看来和左眼看来，形象却颇为不同。我暂且将这两种文化，一种称为文章文化，另一种称为生活文化。这种区分，虽然未必一语中的，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名称会比较容易理解。
所谓文章文化，自然是说表现在文章里的东西。而生活文化，是活生生具体存在的东西。这样说的话，文化的这两种区别不仅限于中国。必然会有人说，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这样的吧。然而，以我在中国所观察到的来看，不得不为这种区别的鲜明感到吃惊。
比如，长江沿岸经常可以看见桃花李花盛开，杭州一带疏影暗香的老梅枝头也开满白花，金木犀和银木犀（桂花）繁茂如林。在这样的地方，却大多并列摆放着两三只甚至五六只臭不可闻、脏兮兮的大粪桶。但是，将这种反面事实通过文章表现出来，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这种实际的景色在文人墨客笔下，当然是用精炼的华美辞藻表现出来的，所以写成的文章，不外乎是些梅香馥郁、虬枝峥嵘、如湘娥之姿浮于月光等等一套。这么一来，那些臭不可闻的大粪桶，就在文章里找不出半点踪迹来了。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总之，表现在文章里面的中国文化，与实际生活绝不是一回事。实际生活则是另在别处。换句话说，实际生活，只有在生活里才能体现。
因此，我才把它们暂时命名为文章文化和生活文化。在我看来，日本的大部分研究中国的专家（不分左派与右派），所研究的不过是文章文化而已，具体地观察或是研究中国生活文化的人，几乎没有。至少，我还没有亲眼见过。
这样看来，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和中国的文章文化制造者，真是成了一对好兄弟，都是同一类文章的玩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以为中国所谓的文章，只是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一方面，用文字巧妙地组合后书写下来的东西而已。所以，它只是一部分的记录，而不是全部。同时我也相信，如果以这种文章作为生活的标准，是不足以完全采信的。
但为什么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只是埋头于研究文章文化，而不管其他呢？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日本的研究专家非文章不信，非文献不信；不论这是如何千真万确的事实，只要在文献中找不到，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与其说是我亲眼所见，或是事实如此，倒不如说某书某节如何如何写法更有凭可依。这就是日本研究专家的态度：既不可思议，又滑稽之极。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国所谓的文章，已是远离实际、高不可攀的东西了；是经文人墨客的头脑里字斟句酌以后，来满足他们个人陶醉的东西而已；并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他们的头脑。恕我直言，这可以说是有闲文化的精粹。假如只是凭这点便足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可真是太滑稽可笑了。
千百年以来，日本一直过着海洋中的孤立生活，结果就建立了非常不实际的鉴赏性文化，并形成了接受中国鉴赏性文章文化的根基。一边培养着本国的有闲文化，再加上受了中国有闲文化熏陶的祖先，在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日本人，重视文章文化，也是不得已的事。
作为中国有闲文化代表性的存在——儒教，传入日本后，成为实践理论的基准。结合之前的观点来看，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反之，中国的生活文化，却好像几乎没给日本人带来任何影响。在有闲文化中长大的我，遇到实际中国的生活文化时，不得不说是手足无措了。也许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也许只是出于偶然。总之，我不再阅读研究中国的书籍，摒弃了文献先入为主的思想，把对中国人的生活本身的观察和把握作为第一要务。抓住这生活文化——真实的文化，即使只是沧海一粟也好，就这样努力至今。
这就是现在各位所看到的我的漫文——组织并不严整的我的漫文的创作过程。一本正经的序论，到此打住。
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只是研究了中国的文献，以及在这种势头下繁盛起来的文章文化而已。
我却关注生活，想要把握住生活文化。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帮的一种帮的一种
要我说，不知长江就不知大河。为什么？因为长江就是大河；不知中国就不知大陆。为什么？因为中国就是大陆；不知中国的生活就不知汉字，为什么？因为汉字就是中国人的生活符号。
住在日本国内的人，不论用尽什么方法，终究无法测量长江有多大。想要知道长江有多大，除了亲眼去看一下长江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同样，住在日本国内的人，不管用尽什么方法，无论如何也明白不了什么是大陆。想要知道什么是大陆，也只有亲自到中国国内旅行一次，才是最好的捷径。
一提起汉字，立刻会使人联想到，中日两国是同文之国。面不改色地说这就好比车的两轮、鸟的两翼等这类的话的人比比皆是。我除了对这种自负感到惊讶之外，也没什么好说的。所谓汉字，如果完全像日本人解释的那样，诚然是无上的幸事。这对两国人民而言看似是值得共同庆祝的，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日本人对于汉字的解释，是脱离了中国人生活的解释。要按照这种解释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其实是越发困难的。
文字这东西，原本是人类因生活所需而创造出来的，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生活符号而已。汉字也并不例外，这也是由于中国人的生活所需而产生出来的符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神秘性。不论哪国人的生活，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不仅如此，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变化更为急剧。生活既然有了变化，作为生活符号的文字，同时及其内容——即其意义，也自然产生了变化。简单来说，今天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的内涵，是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符号，是过去千百年来，顺应着中国人生活的变化而渐渐进化发展得来的东西。所以，今天的汉字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符号。不知道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就不能说是了解其文字。这绝不是谬论，而是事实。
因此我才说，不知中国人生活的人，不知汉字。文字呀、文章呀，只有把人类生活作为根本来看待，才能充分认识以之为根本的人类。尤其像中国这样，所谓的文章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世界，因此更加有这种必要。不能充分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即使用中国的文字书写出来的文章，指望它能正确地解释说明，也是十分困难的。
严肃死板的议论暂且到这里，之后开始我的漫谈。
有人吆喝着“磨剪子嘞戗菜刀”。这相当于日本的吆喝“剪子菜刀剃须刀”。于是，有小孩拿了两把剪刀一把剃须刀出来，打听多少钱才肯磨。回答说是两角钱（相当于日本20钱左右）。孩子说100钱（相当于日本3钱）磨了吧，磨刀的只是嗤之以鼻。王先生出来了，说200钱磨了吧。磨刀的无论如何也不答应，说要么300钱，王先生还说200钱。一来一去，争执不下。
过了一会儿磨刀的人问：“你是哪里人呀？”王先生回答：“我是宁波人。”“你是宁波人？我也是宁波人呀！”这么一来，谈话渐渐变得中国式起来了。“你是宁波人，我也是宁波人。老乡自然是得互相帮帮忙的。你是在这东洋人的家里混饭吃的，我现在也正想赚点东洋人的钱，你帮我才对呀，帮东洋人可就没有道理了呀。”这么一说，王先生刚才的那股精神头儿也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便默认了。王先生只说了句“好好好好”，说完，两把剪子一把剃刀，便以300钱讲妥了。
“老乡”这个词，实在是可怕得很。这个词可以用于任何方面、任何事情。在都市里，“老乡”这个名词的具体表现，就是什么会馆、什么公所。此外，更有许多随时团结、随时解散，并没有什么严密会则规章约束的东西。所以，这实在具有一股伟大的力量。这些组织的总称叫作“帮”。帮才是中国本真的社会组织核心。这种帮在某种范围之内相互扶助，实际上是维系一些人所说的社会主义中国秩序的不成文的法规。
对于这种帮，我是非常有兴趣的。日本的中国研究大家根岸佶先生，便是研究这种帮的大专家。听说《中国行会之研究》这本著作，便是先生的博士论文。大连的橘朴先生也是这方面的大家。日本人一说到帮，便立刻想到青帮红帮之类的。而我所说的，却是更为广泛的东西，青帮也好，红帮也罢，只不过是帮的一种而已。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零买更划算
大雁飞鸽子也跟着飞，就算是一坨狗屎也跟在屁股后面。真不知道这只最早的大雁是谁，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只听到嚷嚷：“中国是未开化国”“中国人是未开化人”。听到这话的野鸽啊、家鸽啊也都“未开化、未开化”地从山里叫嚣到村里，连路边的野狗都听到了。一传十，十传百，终于给中国和中国人打上了未开化国、未开化人的烙印。而且，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犹如信奉神圣的真理。真正的中国人究竟是否真的如这个烙印那样呢？我对此表示怀疑。
工业革命以后，近代大工业使得家庭工业落伍，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小规模的生产成本高昂，而大规模的生产成本低廉。充分表现这种形态的国家，都受这原则的支配，买的量少就贵，买的量多就便宜。例如在日本等国，一个1钱的东西，10个就算8钱，20个算15钱，买得越多越便宜。按西洋方式也是同理，一个10钱，一打1元，12打10元。中国存在的事实恰恰相反。当然了，像上海这样开有日本商店、欧美商店的地方，中国人的商店为了显示出自己属于文明人之列，办法大概和外国商人是一样的。另外一些经营规模较大的近代百货公司（像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丽华公司）也是遵行文明的规则的。可一旦要是去一般贩卖生活必需品的中国式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被打上了未开化人、未开化国的烙印吧。他们的做法，与文明人正相反，才被称为未开化人。这事确实很有意思，有时也令我感到很愉快。
买1斤白糖，一称重，多半是不足秤的。与3分钱买来的一比，多半是3分钱得到的份儿更多。
叫人送来100斤大米，与用两角钱（相当于日本的20钱）买的一试，居然还是两角钱买的比较划算。其他的油、盐、面粉、肉、棉花、棉布、药材，所有东西都是买得越少越划算。更奇妙的是，同样的商品，劳动者买时，比绅士贵妇们买价格要便宜。
不仅购物是这样，雇车也是如此。同样的距离，却因乘车者身份不同，价格也不同。女佣乘车时，一定会比老爷太太的车钱便宜。旅行住宿，来做生意的与来消遣的，付的小费也有差别。做生意的如果付1元，只是来玩的就得付2元。这样的事，服务生是毫不含糊的。老爷或者太太拿了方子到药房配药时（在中国，医药是分工的），5天份的药价1元；同样的方子，女佣苦力之类的拿去，5天份的药7角钱也就给配了。
让女佣带着酒瓶买到的2角钱的花生油，总比老爷太太买的多出两成。“像中国人那么会盘算的人，怎么肯答应做这样的事呢？你是胡扯的吧。”也许会有人这么说吧。对于这样的人，我除了说请亲眼去看看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要亲自去看了，保证是没错的。只因太司空见惯了，所以不留心是绝不会注意到的。我也跟这么干的店员打听过，他满不在乎地说：“那是自然的。”没有丝毫疑惑。我又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也说不出其中的道理。不论是店主、掌柜的，还是小伙计，只是手头上该干吗干吗。来光顾的顾客也没有一句怨言。也无须多做拙劣的解释，这是一种多么富含美妙人情味、让人内心感到一股暖流的方式呀。这就是中国式的样子。
这是与悠久的天地共存、生活在四百余州的四亿人之间所普遍遵行的不成文的律法，这是中国式的经商方法，是多么伟大的一部默剧呀，我不禁为之深深感动。
那么这部伟大的默剧的创作者究竟是谁呢？是孔子？孟子？唐高宗？秦始皇？还是乾隆？不不不，绝不是这些可以数得出的少数人能用笔墨写得出来的东西。
这实在是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用数百亿、数千亿的人血，书写出的可歌可泣的一幕。中国果真是未开化之国吗？中国人果真是未开化之人吗？
多了也买不起的人，一定是穷人。给穷人多一些，难道不好吗？
买得多的人一定是有钱人。对有钱人，尽量多索取些，难道不好吗？
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的不成文的规律了。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