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茶
世界在进步，连禽兽都承蒙文明的恩德了。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一到夏天，官厅就在路旁为供人骑和拉车的马安了水槽。每天苦力清洗之后，会将干净的水倒进去。
马儿哼着鼻子，高高兴兴地喝水的时候，一定也深深感激人类的大恩大德吧。即使对于要杀了吃的家禽类，在临宰杀以前也不可以过分虐待。由于人类的慈悲心，组织了动物爱护会，许多妇人都是该会的会员。中国人如果看见随便揪着鸡翅膀在街上走的人，便会立刻向巡警告发，这便构成罚款若干的罪名。鸡一定在对爱护会感激涕零之余，还想着顺便要求连宰杀的事都高抬贵手给予赦免了吧。只是因为言语不通，所以没法说出，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在30多度的炎热下，柏油马路烫得都起泡开裂了。不论飞驰的汽车、人力车、小车子甚至是步行的人们的双脚，都像被恶魔般的黑色柏油路粘住一样。打着赤膊干活的人身上油汗直流，使出了高于平时两三倍的力气，渴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这场景，我一直都记得。
路旁的树下，电线杆的旁边，到处有铁皮的茶桶、陶瓷水壶，装满热茶。这就是便茶（或者称凉茶）。这种便茶绝不是政府或者官厅所设的，也绝没有下设置的命令，只是到了夏季，谁愿意摆就摆出来（最近也有以什么什么会的名义而设置的），无条件地供给炎日之下奔波喘息的人们饮用罢了。
我也模仿着中国人，每年在街头施送便茶。今年也已经照例开始了。早晨哎呵哎呵地运了开水来（在上海，有种叫“老虎灶”的熟水店，便茶就是向这种店买来的），先投入一大袋茶叶，然后唰唰地将开水倒进桶里。干活的人已经拿了大竹勺在等着了，由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三个人再到五个八个人，阳光越强，喝茶的人也越多，恰好成正比。六斗多的茶，四小时便喝得一干二净了。一整个夏天有十天上下，午后热得最厉害的时候，两小时左右便喝完了。迄今为止的记录是一天能喝掉三石三斗茶。这出戏可以说是大成功啊。
不论是多么反日的时期，也没有人说因为是日本人的茶就不喝的。对于渴极了的人，只要给他所想喝的东西，就没有国籍不同、人种差别的问题了。被排斥，被拒绝，还不是因为强加给他们不想要的或者是可怕的东西的缘故吗？
比如说，中国人是不喝生水的，若不施热茶而施生水，便等于白施了。因为他们以为喝了生水是要肚子痛的，恐怕是不会喝的吧。再比如说，中国人是不吃冷饭的，若将金枪鱼寿司拿给中国人吃，就算是白送，恐怕也决不肯吃吧。说到底还是怕肚子痛。若给他们热茶或者白粥，便高高兴兴地吃喝了。
渴到不行的时候，却给人家黏糊糊的泥巴，又会怎么样呢？这样问的人，也太不讲人情了。
在我所设置的便茶的桶底，常常发现一两个铜板。起先还总以为是孩子们淘气，误丢进去的，其实是大错特错了。那其实是因为我不收分文、无条件地提供便茶，解了那些干活的人们的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番心意。
这一个铜板，有时是他们被打被踢，甚至流了血才换来的，但他们却将它毫不吝啬地放进茶桶里去了。而他们只不过是个目不识丁的苦力啊。
啊，这份心意，十万人之中哪怕能有一人如此也不得了啊。我不得不向这十万人致以感激之情。谁说中国人不知道感恩的？为马储水，不忍虐待鸡鸭的西洋文明之士，见了炎日之下奔波喘息的人，却只装作看不见一样。
因虐鸡而被征收罚金的“野蛮”的中国人，会义务为他人施送便茶，即使被说是“野蛮”，我也还会效仿中国人去做。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剩饭
没有紫山，也无清水，茫茫之外只有茫茫。没有比上海更缺乏自然景色的地方了。连鳞次栉比的房屋也像是终日梦金成疯的蠢人之海——因此，上海的公园才愈发有巨大的价值了。
幸好在上海还有设施齐全的外国人经营的公园。鄙人在此地居住二十多年，早晨散步，傍晚纳凉，都算是沾了这些公园的光，每念及此，不得不说唯有公园才是我们无上的乐园了。我讴歌着上海的公园。
那已经是五六年前的某一天的事了。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向新公园走着去散步。斜对面工地上来了一个苦力，哎呵哎呵地挑着一担昨天的剩饭，两只大竹筐子里装得满满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飞蹿出来的两个叫花子，像狗一样地靠过去。一前一后，壁虱似的贴紧了饭筐（可是一粒米饭也没有吃），又是拜，又是求，合着手，说着“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要讨一碗冷饭。
挑饭的苦力抬起脚来，说着“去去去”赶他们走。可是，两个叫花子固执地苦求，不肯离开。苦力说这是“包饭作”的东西，而且刚刚称过了分量，一给他们吃，自己就得赔钱了，所以不行。叫花子可是不听这一套，只管死皮赖脸地求。苦力好几次想要挣脱，无奈叫花子紧跟着饭筐，不停地说肚子饿，弄得苦力一筹莫展，进退两难。恰好这有趣的场面被我撞见了。我心里盘算着，如果再没人来，我就挺身而出来调停此事，所以请妻子暂时停步旁观。
卖剩饭的苦力终于生气了。在这时候，苦力照例将扁担往路边一扔，大发脾气。叫花子却依然拜倒哀求。
我想与其如此拜倒哀求，还不如先抢了吃掉再说好了；可是他们却决不上手，只是苦苦哀求，等着苦力说一声“好吧”。苦力的目光时不时看向我，是可以开口的时候了。心中正想着，忽然对面来了一位先生（掌柜的，地位相当于老爷）。越来越有趣了，这位先生肯定会加入调解的。果然，他开口了。苦力将经过描述了一遍，讲叫花子如何如何无理。听完双方主张的先生，最后下了明断。
他指着饭碗对两个叫花子说：“你从前面的筐子里取剩饭两碗，你从后面的筐子里取剩饭两碗。”于是一个叫花子啪地脱下他的旧帽子，堆成高山一样的装了满满两碗。另一个也脱下了破短衫，堆成山一样装了满满两碗，将筐子里的剩饭扒平，站了起来。两人的面孔突然明朗起来，笑嘻嘻地道着谢，便塞满了一嘴，一面嚼一面跑进小巷子里去了。先生也随即走开了。卖剩饭的苦力唠唠叨叨地抱怨着，拿了扁担，说了一声“没法子”，就又哎呵哎呵地挑着走了。我们才走向公园，心情非常愉快。
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中国的形态在这里鲜明地浮现出来了。
双方的理由，一方是：“饿得一顿饭都没有吃呀，给我一碗吧。”一方是：“因为是别人的东西所以不能给。”听到了双方的理由而加以权衡，宣告说，每人盛两碗。
不可忽略的是，叫花子饿着的肚子终于胜了。这就是中国文化形态鲜明地浮现出来的地方了。中国是饥荒之时，即使抢劫米粮店也不受罚的特殊国家，这道理平常时候也都是明摆着的。
醉心于西洋文化的人们，请回过头来看看这事实吧。这种事实至今毫无变化。再说一句，法律的使命为“最后一人生存权之确立”，这话究竟是在说什么呢？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又一剩饭
上海店铺的饭食几乎都是包饭的，所谓包饭，就是由一家饭店将饭菜做好了送到店里来。送来的时候还什么事情都没有，等到来收拾吃完剩下的餐具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或者两三个叫花子跟在后面，偷瞄着搬出来的饭桶和碗盘，只要有一点剩的东西，便打开破旧的盆盆罐罐，去盛去了。而且事实上没有一次不是这样。
这种时候，“包饭作”的苦力如果任他们掠夺剩菜剩饭倒也相安无事，否则就会发生一场纷争了。
不过，无论纷争到了什么程度，胜利总归是属于叫花子的。
对于这种事情，我感到非常有兴趣。这里有一种中国式的理论存在。然而，无论谁都没法说出这种理论是什么。虽然仅从表面探其究竟很困难，我仍把它解释为中国式的理论。
一些人凑在一起，说好每人每月出多少钱，让“包饭作”承包伙食。每天运送来的饭菜分量总是足够的，就算把送来的东西全部吃掉了，对于“包饭作”来说，也绝算不上什么损失。再说了，请包的那一方客人把送来的东西全部吃掉，或者只吃一半，都是由他们说了算。客人只要肚子吃饱，吃剩的东西就不要了。吃剩的连同餐具全都交到了“包饭作”苦力的手里。搬运的苦力吃点这些剩饭，也没什么错儿；再将这些残羹剩饭施舍给叫花子也是理所当然。这种行为，附以少许法理的解释，就是这么回事儿。
“包饭作”运来的全部饭食，按契约来说，已经属于交易完成的货品，自移交到顾客手上的那一刻起，所有权也就转移到顾客一方了。
顾客作为所有权方吃这些饭菜，对于吃剩了的，又放弃了其所有权，转让给搬运的苦力。搬运的苦力原本只负责搬运，没有理由说他有什么所有权。这样来看，包饭的剩饭就成了没有了所有者的落空的东西了。于是，在生活中落了空的叫花子先生们便主张他们的“当然收得权”。纵观此事，也是极有道理的。
不，不，这种理论也许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事实确实如此。把吃剩了的东西，给了没有饭吃的叫花子这种事，简单地说，这证明了为了生存，没人会谈什么剩物的所有权。因为生存权自然而然超越了所有权。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因人定价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据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想法。假设现在有一个红毛洋鬼子（用以称呼西洋人，但这种叫法不过是洋人一类的意思，与称呼日本人东洋鬼子一样，并没有什么深意），在舞台上出现了，另外又来了一个黑头发的亚洲人，吵吵嚷嚷地带了四五个同伴。迎面碰上那个红毛洋鬼子，亚洲人立刻转向其同伴，扬言道：“那个洋鬼子满腹野心，得格外小心，为了世界和平，应该打倒他。”亚洲同伴们都表现得切齿扼腕，同仇敌忾。
然而那个洋鬼子一挥拐杖散起步来、唾沫横飞的时候，这些切齿扼腕的人，也都挥着拐杖散起步来了；洋鬼子停下拐杖，一吸卷烟的时候，他们也又都吸起卷烟来了。总而言之，洋鬼子一做什么事，他们都立刻无条件地模仿。旁观者好像很愉快地笑而观之。其中只有一个邬其山抱着双臂低头说：“太可笑了呀！”
邬其山在30年前曾经到日本首都东京去过。在中央停车场下了火车，出站一看到那么宏伟的大建筑“丸之内”，便误以为那是美国。当然，他的心里是想，自己所没有见过的美国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一见东京人走路那么快，就觉得这就是腿短一些的美国人呀；一见化了新妆容的妇人，就疑心是矮个儿黑发的美国电影女演员了。以往在中国上下各级人民之间流行的麻将，近年来在日本也盛行起来，所谓的麻将俱乐部，多得不可胜数，也是很有趣的现象，邬其山这样想。日本人经历了日清（编者注：日本人称甲午战争为“日清战争”）日俄两次大战之后，动不动就看不起中国，视中国如路旁的敝屣。但麻将却在日本流行起来，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难道是日本对中国重燃兴趣，所以第一步先接受娱乐方面吗？这样草草判断也可以，但邬其山可不这样简单地认为。仔细对事实加以调查分析时，可以看出：
麻将原来不是从中国传入的，而是由美国传入的。日本流行的麻将，是Made in America的。不管再怎么急着学取美国的长处，连一切新建筑新经营都是美国式了，但以前流行于近在咫尺的中国的麻将，竟然要从千里迢迢的太平洋彼岸传入，想必有其特殊的原因吧，但问来问去，听到的只有一句，那就是因为麻将现在在美国极为流行。人们醉心于美国到这种地步，邬其山叹息着说，已经病入膏肓了。
邬其山误将东京认作美国，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哎呀，不得了！我明明在做中国的漫谈，不知不觉跑题到什么日本呀美国去了。
正如我在《零买更划算》一文里所写的，中国做小生意的商人和奇特的买卖方式十分有趣（买得越少越便宜，买得越多越贵），让人以为中国还是落后的国家。这件事，某天我和鲁迅先生闲谈到了，鲁迅先生又告诉了我一件有趣的故事：
有一家的阿妈，每天到小菜场去买菜。某日这位阿妈外面还有事，所以将四角钱和油瓶交给油店，托他们送到某处某处，然后就走了。阿妈办完事回到家，油店果然已经将满满一瓶油送到无误了。当天什么问题都没有。
之后阿妈又有了什么事情，就跟上次一样把四角钱和空瓶交给油店，让他们送到家。可一回宅子，太太便让阿妈看，道：“今天的油比往常都少了。”油店送来的威士忌的酒瓶里装的油，的确只有八九成。
太太问过，每次都是满满的，为何就今天不足份。油店的小伙计说，绝不会少，四角钱就是只有这些。太太说没有的事，上回也是你送来的油，怎么就满满的。小伙计回答，没有这回事儿，油只有这些。说完，没事人儿一样地回店里去了。
第一回四角钱打来的油是满满的，第二回还是用同样的瓶子打四角钱，竟然不满了，这可真是有趣。每回总是阿妈自己在店里四角钱四角钱地买满满一瓶油，第一次请油店送到家里时，店里并不清楚那是阿妈的家还是别人的家。等送到一看，才知道绝不是阿妈的家，而是很气派的大宅子。这深深印在了小伙计的脑海里。第二次阿妈再去托他送的时候，小伙计的脑子里浮现的不是阿妈了，而是一位阔太太，于是小伙计的手也就自然而然地只打到八成为止了。这样只打到八成为止的小伙计本人，当太太说少的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所以没事人儿一样地坚持说就只有这些油。再问他一遍，为什么没有打满的时候，仍然回答说，没有的事儿，只有这些，就回去了。
有趣，有趣，实在有趣。不知是谁说的，商品的价值等于原料的原价加上工资再加上商人的利益。如果全世界都这样，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批发商却不这么做。这里就是有这么些难对付的人，把原料的价值加上工资再加上顾客的地位而定商品价格，所以才异常棘手。当然，也可以草草了事地说，这是封建的余孽、亚洲生产形态的遗物。但有的人二一添作五，有的人却二一添作六，各有各的卖法。那中国真的是落后吗？不，搞不好还是更先进一步呢。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