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承几家出版社的厚爱，我有机会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港文学的文章结集成书。侧重考证和研究的一本是《文人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属于书话书评类的则编为《捞针集——陈子善书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属于回忆纪念性文字和一些值得留存的书稿序跋、学术小品汇集成这本《生命的记忆》。三本书各不相同又互有关联，读者如果有足够的耐心把它们都读完，就可明了。
本书之所以取名“生命的记忆”，是出于以下两层考虑：
首先，本书所忆所述的大都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作家、学人和艺术家。其中许多位已离开了我们，但这些有才华、有创造力的过去的生命已长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风范永存。
其次，作为作者的我，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史料挖掘、考证和整理的长途上努力前行，度过了从青年到中年的大好时光，虽不敢说已“学有专长”，但“意有专情”（钱穆先生语）却是可以坦言的。现在回头来看，我学术生命中的不少时刻是应该珍视和记取的。
其实，人的一生中值得留恋的美好记忆并不会很多，知堂老人年轻时有一首有名的诗《过去的生命》，其中有这样两句：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现在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在我身上已经永远走过去了的学术生命，又何止是三个月，三年，而是整整二十年！其间有迷误，有痛苦，也有执著，有欢欣。我庆幸自己经常得到许多识与不识的前辈的指点和支持，使我对生命的意义认识得更清楚一些，对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把握得更自觉一些。这也就是我感到有必要撰文忆述这些前辈，乐于为这些前辈编书的原因。
然而，除了书中已经写到的诸位之外，还有不少经常面聆教诲的文坛前辈，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像已经谢世的许杰先生，健在的施蛰存先生、柯灵先生、王元化先生、钱谷融先生和为本书赐序的黄裳先生，等等。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他们的人格感召力，时时激励着我。但也许是太接近，太熟悉了，反倒不容易写。譬如九十二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他在闲聊中不经意地表达的许多见解，足以警世度人。我曾陪同李欧梵教授、郑明綽教授和英年早逝的林鐀德兄采访施先生，后者的访问记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凡此种种，都是很可追忆的。而我只在八十年代中期写了一则短文描画施先生的一个侧面，很不惬意。这些遗憾只能俟之来日弥补了。
按照时下的习惯分法，这本书大概可以归入学术随笔之列。散文随笔无疑应以文情并茂取胜，以此标准衡量，书中许多篇什可能都不及格。我一直念念不忘在文中尽可能地披露一点新的史料，提供一些新的信息，而全然不顾文章长短合适与否。我认为为文大可不必受文体的束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三不像”、“四不像”又有何妨？除了要拿学位而不得不写有严格规范的有时甚至是虚张声势的学位论文之外，写其他文章只要尽性尽兴就行，不知与我有同嗜者以为然否？
黄裳先生在本书序中说我“年力正富”，来日方长，这当然是前辈的期许。但我自己已深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愿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像巴金老人所说的，继续“像一个狂信者那样投身到生命的海洋里去”，抓紧时间去做人文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情。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日
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时秋光明媚，
景色宜人，身在客中，更感生命之可贵也。
（原载一九九八年八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生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