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边鼓集》，李国涛著，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一版，一九八六年三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这是李国涛先生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
李国涛是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资深的文学杂志编辑，他的文学评论，具有独到的专业眼光和职业水准。
李国涛写文学评论起步很早。一九五五年，他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文学评论处女作《诗爱好者的意见》。这是一篇诗评，评论的是闻捷的诗。和许多青年作者的处女作一样，这篇诗评的篇幅不长，但却有锐气。李国涛在文中充分肯定了闻捷诗歌的特色和成绩，对闻诗评价较高，对闻捷未来的创作充满了期望。但与此同时，他也以将近一半的篇幅指出了闻诗的不足，对有的问题还抠得很细。总的来看，文章写得扎实有据，客观诚恳，而且文笔优美，以至在数十年以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研究闻捷，此文还被老师指定为参考的资料。
《文坛边鼓集》的重要篇幅，是对山西作家的评论和研究，这其中可以分成两大类型：
首先是对“山药蛋派”的评论和研究。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小说流派史上，有两个流派颇为著名，一个是由孙犁领衔的“荷花淀派”，另一个就是由赵树理领衔的“山药蛋派”。李国涛身处山西文坛，“山药蛋派”自然就成了他研究工作的重要对象，也成了体现他研究成果的重要特色。
关于“山药蛋派”的总体研究，李国涛写过两篇重要的文章，一是《且说“山药蛋派”》，二是《再说“山药蛋派”》。前一篇发表于一九七九年，这个时间节点是在国家结束了“十年动乱”以后的新时期初期。在这篇文章里，李国涛对山西文坛的“山药蛋派”的主要创作特征、主要作家及其流派形成的有关要素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这篇文章，开宗明义，题旨非常明确，是为山西文坛的“山药蛋派”正名称，竖旗帜，梳理渊源。当然，关于文学流派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一样，需要在争鸣中求得共识和酝酿成熟。这篇文章行世以后，果然引起了“一些批评，一些争论”。这些批评和争论，无疑促进了李国涛的再思考，再探究，这就有了三年以后的第二篇文章：《再说“山药蛋派”》。
第二篇文章的要旨是进一步阐释“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并深入分析了它的流派特征。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阐述“山药蛋派”领衔人物赵树理的创作特色，指出在赵树理创作的影响下，逐渐产生的“山药蛋派”重要作家们的作品特色和影响，明确了他们的流派特质；二是在与不同意见的争鸣中进一步论述“山药蛋派”客观存在的创作事实和学理因素。
应该说，在李国涛的努力下，山西作家群中“山药蛋派”这一文学创作流派在形成脉络、风格特点、后继发展等方面都梳理和阐述得非常清楚，“山药蛋派”这一提法，在实践中和学理上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除了总体研究之外，李国涛对“山药蛋派”的重要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以及后起的成一、张石山等人的作品都有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他们在风格、题材、语言、色调等方面所显现出来的流派特色，为更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这一文学现象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源。
《文坛边鼓集》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是评论当时山西文坛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作，这是为文坛新花做浇水培土的工作。作为资深的编辑，李国涛有极好的专业眼光，对新人新作的判断很是准确，再加上他有一份难得的热情和责任心，很愿意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在他评价的文学新人中，有一些后来有了较大的发展，写出了有分量有影响的作品，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无疑也倾注了李国涛的一份心力。例如成一的短篇小说《顶凌下种》，就差一点未能问世，是李国涛慧眼识珠，从将要退稿的作品中将其发掘了出来，后来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对于文坛上的新生力量，能遇上李国涛这样的编辑家和评论家，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另外，书中还收录了李国涛一部分文艺理论探讨和鲁迅研究的文章，通过这些，能够看到李国涛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学术视野也相当开阔，他的文艺理论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李国涛后来还写过小说，他以化名投出的小说都能刊登，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李国涛还懂外语，能翻译。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勤奋和业绩。
一九八八年，我在苏州乐桥的古旧书店中购阅了李国涛的这本书，最近（二〇一三年），在毕星星先生的博客中看到李国涛新著《总与书有关》出版的消息，当晚即从藏书中检出了这本《文坛边鼓集》，重新浏览一过，写下了这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