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槐阴午梦谁惊破。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
这是关汉卿[四块玉]《闲适》这组小令的第三首。作者“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伏老》)之后,萌发了“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乔牌儿])的内心呼唤。曲一开始,就用了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佛教典故。《维摩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就是以人的名心利欲,比之奔腾的马,易躁的猿,要将它牢牢的拴起和锁住,才能安静下来。这“意马收,心猿锁”是元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态流露。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沉醉东风]),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牢将意马拴”([雁儿落带得胜令]),都是这种意识的表露。他们为什么要制住心猿意马、跳出红尘呢?一是看到现实的风波,二是参破槐阴的午梦。他们看到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伏波蒙冤的历史,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重演;看到金榜题名、麟阁书勋、万里封侯、一品当朝,还不是“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乔牌儿])!于是立下“跳出红尘恶风波”的决心,发出“槐阴午梦谁惊破”的诘问。“槐阴梦”就是“南柯梦”。书生淳于棼醉卧在槐阴下,梦为大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三十年,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后以兵败罢归(见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明汤显祖的《南柯记》)。连梦里功名,幻中富贵,也是“功名纸半张,富贵十年限”(庾天锡[雁儿落带得胜令]),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这表面上是逃避斗争,追求安逸的消极思想,实则是悲与愤的交织,血和泪的控诉。诗人是热爱生活的,但生活不让他织成五彩缤纷的颜色;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但才华不让他为国分忧,为民作主。离开那名缰利锁般的牢笼,钻进那安闲自在的窝中,是被动的,是不得已的,是从历史教训和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全身远祸的办法。他认为范蠡的五湖舟,严陵的七里滩,陶潜的五柳庄,陈抟的少华山,确实是理想的“安乐窝”。那里不要“摧眉折腰事权贵”,那里较少“窝弓冷箭蜡枪头”,那里也不必“带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异乡秋”。正因为如此,所以元人散曲中总是批评屈原、伍胥、韩信、马援等不知急流勇退、全身远祸,而赞美范蠡、严陵、陶潜和陈抟“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这种思潮,自有其时代背景的。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空前的。从政治上看,“台省元臣、郡邑长官及雄要之职”,汉人皆不得担任(《草木子》)。从法律上看,“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汉人勿还报”(《元史·刑法志四·斗殴》),“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徵烧埋银”(《元史·刑法志四·杀伤》)。从科举来看,“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稍加密,汉人生则全”(《元史·选举志》)。一些法令是极不平等的,这使得大多数知识分子产生“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马致远《荐福碑》第一折)的悲愤,于是“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邾经《青楼集序》),“以其有用之才,一寓于声歌之末,以抒发其抑郁感慨之怀”(胡仔《真珠船》)。这就是诗人一再呐喊“急流勇退寻归计”,“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的思想实质,也是这支小令所表现的中心思想。
(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