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槐阴午梦谁惊破。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
这是关汉卿[四块玉]《闲适》这组小令的第三首。作者“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伏老》）之后，萌发了“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乔牌儿]）的内心呼唤。曲一开始，就用了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佛教典故。《维摩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就是以人的名心利欲，比之奔腾的马，易躁的猿，要将它牢牢的拴起和锁住，才能安静下来。这“意马收，心猿锁”是元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态流露。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沉醉东风]），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牢将意马拴”（[雁儿落带得胜令]），都是这种意识的表露。他们为什么要制住心猿意马、跳出红尘呢？一是看到现实的风波，二是参破槐阴的午梦。他们看到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伏波蒙冤的历史，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重演；看到金榜题名、麟阁书勋、万里封侯、一品当朝，还不是“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乔牌儿]）！于是立下“跳出红尘恶风波”的决心，发出“槐阴午梦谁惊破”的诘问。“槐阴梦”就是“南柯梦”。书生淳于棼醉卧在槐阴下，梦为大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三十年，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后以兵败罢归（见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明汤显祖的《南柯记》）。连梦里功名，幻中富贵，也是“功名纸半张，富贵十年限”（庾天锡[雁儿落带得胜令]），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这表面上是逃避斗争，追求安逸的消极思想，实则是悲与愤的交织，血和泪的控诉。诗人是热爱生活的，但生活不让他织成五彩缤纷的颜色；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但才华不让他为国分忧，为民作主。离开那名缰利锁般的牢笼，钻进那安闲自在的窝中，是被动的，是不得已的，是从历史教训和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全身远祸的办法。他认为范蠡的五湖舟，严陵的七里滩，陶潜的五柳庄，陈抟的少华山，确实是理想的“安乐窝”。那里不要“摧眉折腰事权贵”，那里较少“窝弓冷箭蜡枪头”，那里也不必“带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异乡秋”。正因为如此，所以元人散曲中总是批评屈原、伍胥、韩信、马援等不知急流勇退、全身远祸，而赞美范蠡、严陵、陶潜和陈抟“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这种思潮，自有其时代背景的。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空前的。从政治上看，“台省元臣、郡邑长官及雄要之职”，汉人皆不得担任（《草木子》）。从法律上看，“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汉人勿还报”（《元史·刑法志四·斗殴》），“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徵烧埋银”（《元史·刑法志四·杀伤》）。从科举来看，“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稍加密，汉人生则全”（《元史·选举志》）。一些法令是极不平等的，这使得大多数知识分子产生“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马致远《荐福碑》第一折）的悲愤，于是“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邾经《青楼集序》），“以其有用之才，一寓于声歌之末，以抒发其抑郁感慨之怀”（胡仔《真珠船》）。这就是诗人一再呐喊“急流勇退寻归计”，“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的思想实质，也是这支小令所表现的中心思想。
（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