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地里上粪这件事，在城里人看来并不那么重要，可是在乡下却敏锐地反映着农民对现行政策信任的程度。1980年，当我头一次来到东李官屯公社时，就听到一连串关于社员上粪的故事。
刚分责任田时，一个社员背着半袋子化肥追玉米。到了地头，刚点上烟，就犯了疑猜。他寻思：莫不是队里的地饿得太瘦了，队长编出个法儿哄社员往地里送粪？要是秋后一道令，说声“收”，这半袋子化肥不就白搭啦！想来想去觉得不对劲儿，最后把烟袋锅子一磕，半袋化肥又背了回去。还有一个社员往责任田里上豆饼，故意不把它弄碎，大块大块地埋在地里。他想，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就连夜把豆饼从责任田里抠出来。
最有意思的是段庄大队老社员王新武。他无论办什么事，都比别人多看一步棋，村里人送号“小精人儿”。刚包责任田时，别人争着买化肥，他不买，对老伴说：“上级费了那么大劲儿，才把分给咱的地要回去，哪能再分给咱？现在分了，秋后准收；一放一收，准乱；一乱，准得减产。秋后粮价看涨，快把钱拿出来囤棒子（玉米）! ”他出一毛八分钱的高价，从集市上买回几百斤玉米。可是，秋后责任田并没有收回，别人家的棉花大丰收，他家的棉花大减产，一增一减，比人家少收入两千多元。自由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一个劲儿地往下跌，贵买贱卖，一斤玉米又白白赔进去好几分。
当我拜访王新武时，他刚喝了点酒，过五关，斩六将，净拉年轻时候的英雄事。我笑着说：“你再拉拉上年囤棒子的事。”他大半辈子没有认过输，这一回有点不好意思，忙岔开我的话说：“那年月，连我们队长都不相信包地，别说我啦！”
从这个“点”上获取的材料典型而生动。但是，要深刻揭示农民对党的政策从不相信到信任的变化，单靠这一个“点”是不够的。离开东李官屯以后，我又走访了许多地方，调查了许多“点”。就这样，“采访之网”撒了收，收了撒，网住了大量新闻素材，终于写成了一篇题为《农民心中的“信柱”》的鲁西北书简。
记得有一首谈戏剧艺术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由简入繁繁又简，简内尽是精华点”。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撒得开好比是“由简入繁”；收得拢好比是“由繁到简”。如果我们既学会了“撒得开”，又学会了“收得拢”，那么，留在
“采访之网”里的就会“尽是精华点”了。
眼睛在采访中的作用
眼睛是人身上最灵敏的器官，它像一架精密的自动摄像机，随时随地摄取瞬息万变的生活场景。据说人的眼睛可以分辨出太阳光谱中180种色调，如果把每种色调的明度计算在内，人能分辨出10 000多种色调，这种辨别力比鹰的眼睛要强许多倍。据科学家分析，在人脑储存的信息中，60％以上来自视觉。
对新闻记者来说，眼睛显得格外重要。在新闻史上记载着许多因为善于使用眼睛采访而获得成功的事例。
1975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访问萨克拉门托市期间，曾徒步从驻地走到市政府。合众国际社记者理查德?李尔尼跟在福特身后。当一个年轻女人从裤兜里拔出一支手枪准备刺杀福特总统时，距这位女刺客不到10步远的李尔尼看到了这一惊险场面。随后他又看到总统的保镖在刺客开枪之前把她抓住。李尔尼飞快地跑回驻地，叫通了编辑部的电话，口述了他的“目击记”。当时在场的美联社记者没有看到女刺客手中的枪，只好靠间接消息来源发消息，不仅迟缓，而且缺乏直接观察所具有的说服力。因此我们说眼睛是新闻记者最锐利的“采访武器”。
然而，并不是所有新闻记者都善于运用自己的眼睛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记者被派往某地采访，他“闭着眼睛”往前走，沿途万紫千红的景象连看都不看一眼。到了目的地以后，许多生动的现场情景也不去看，即使看了，也不重视这些第一眼的印象，而是一头钻进办公室，用“耳朵”采访。这有点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讽刺过的那种凭耳朵鉴别书画的“耳鉴”。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有这样一个记者，他来到建设工地，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引不起他的兴趣，却多次找工地负责人，让人家谈所谓的“新气象”。后来，工地上许多人都躲着这位记者，因为怕他缠住自己，又要问“有什么新气象”。
每个记者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眼睛而不去使用，等于在采访中解除了自己的“武装”。
眼睛在采访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可以增加感性知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
1972年我采写《战斗在黄河大堤上》一稿时，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志告诉我，为了防止激流对黄河大堤的直接冲刷，黄河工人沿着河堤筑起几千道控制河水流势和保护堤岸的石坝，这就是“黄河险工”。
我头一次采访黄河，对堤防工程很不熟悉，对石坝的作用也不十分了解。为了增加感性知识，我从济南出发，来到东阿县艾山附近，参观了全河著名的“井圈险工”。这里，两山对峙，河道狭窄，是黄河下游的“葫芦口”。汹涌的黄水，遇到对岸群山的阻拦，打着漩涡，直向大堤扑来。只见一条直插河心的石坝，劈开浪头，把激流挑送到远离堤岸的地方。当水头再次折回来危及堤岸时，又被下游几十道石坝托开。看到这情景之后，我对“黄河险工”的认识就比单听介绍清晰了一些。
二、可以纠正传闻中的不实之处，获得准确的第一手材料
在许多场合，采访对象由于记忆模糊，介绍的情况并不都是准确的。还有极少数被采访对象为了某种需要，或者向我们隐瞒一些东西，或者向我们夸大一些东西，因此，间接听来的材料常常同客观实际有不小的距离。人们常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就是这个道理。
1982年夏天，我到宁津县搞党风调查。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向我们讲了一个事例：春节前夕，县委体察民情访问小组到一个公社敬老院看望五保老人（“五保”是对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的农民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一种社会救助制度），发现老人住的房子漏雨，窗户是用塑料薄膜蒙着的，屋子里光线很暗。他们让这个公社帮助敬老院修好了房屋，并且换上了明亮的窗玻璃。我觉得这件事很能体现中共宁津县委对人民群众的关心。为了核对这一事实，我访问了亲自到敬老院走访的同志。他们说，县委办公室反映的情况属实。当时，县里正在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我顺便访问了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这位书记告诉我，县委体察民情小组走了以后，公社党委研究了一次，拨给敬老院500多元钱，修好了房屋，还打了一眼井。三头对案，都说“情况属实”，这个材料似乎用不着怀疑了。但是，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第二天，我专程来到这个公社敬老院。到五保老人住处一看，窗户上并没有装上“明亮的玻璃”，房屋漏雨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公社党委的确拨给敬老院500多元钱，但这笔钱用来修烟囱了，房屋和门窗还没有来得及修。
从公社敬老院采访回来，我有点“后怕”。我想，假若不是临时决定到现场看一看，把间接听来的材料作为“事实”原封不动地报道出去，那将会给党报的信誉造成多么不良的影响啊！
用眼睛采访不仅可以避免许多失实错误，而且有助于消除读者心中的疑团。从读者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大多数读者比较相信记者亲见的事实，而对记者间接听来的事实会打折扣。所以，只要条件许可，新闻记者就应该尽量用眼睛去验证，多向读者提供亲眼看到的、令人信服的事实。
1983年春天，我收到牟平县委报道组李福山、曲怀生同志写的一条消息，题目是《我国豆腐史上的一大创举——马尾提豆腐》，介绍山东牟平县龙泉公社马家都大队豆腐专业户曲立文做豆腐的“绝技”。
曲立文54岁。在20多年做豆腐的实践中，摸索出“巧用水、巧撒一把面、巧使一捧盐、巧点卤水、巧压”的“五巧经验”。他做的豆腐口味纯正，鲜美可口，平均1斤大豆能出3.1斤豆腐。而且他做的豆腐可以用秤钩挂起来称。1982年以来，他又反复试验，在保持原有产量、口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豆腐质量，半斤重的鲜豆腐块能用单根马尾提起来！
“马尾拴豆腐”是个歇后语，意思是“提不起来”。曲立文竟然用单根马尾提豆腐，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稿子发出来很难让读者相信。后来，我路过牟平县，专程到龙泉公社马家都大队拜访了豆腐专业户曲立文。他先向我介绍做豆腐的经验，随后切下一块7.5两重的豆腐，用一根马尾拴着，提了起来。亲眼看了之后，我才相信“马尾提豆腐”这个事实。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卢塞尔曾告诫自己的学生，一定要“亲自进行观察”。他说：“亚里士多德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叫他的夫人张开嘴，数数她的牙齿，就可以避免认为妇女的牙齿比男人少的错误。”（《新闻报道与写作》第25页）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们应该记住卢塞尔的忠告，在采访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眼睛。
三、可以抓取富有特征的生活细节，使新闻报道具体、形象、生动
在“用眼睛抓取细节”方面，新华社军事记者阎吾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淮海战役后期，阎吾在前线采访。一天早晨，他突然看见前面人山人海，解放军队伍里有敌人，敌人队伍里有解放军。国民党官兵见人就喊：“我们向哪里缴枪啊？”“我们到哪里吃饭啊？”他们长久陷在饥饿里，偶尔发现地上有一块解放军掉下的干粮，立刻就拥上去争抢，以致打了起来。阎吾敏锐地抓住这些生动细节，写了一篇《杜聿明匪部最后覆没情景》的特写，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淮海战场上蒋匪军的狼狈相。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阎吾在谅山敌军阵地上看到所有日历都没有翻到1979年2月28日，有的翻到了2月27日。他们刚把日历翻到2月26日那一页，就被我军打得丧魂落魄。阎吾在《战后谅山》一稿中写了这个细节，这就把我军锐不可当的雄姿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拿我采写的《博平三日——辛酉春节剪影》来说吧。1981年春节前夕，我到鲁西北的茌平县采访，想看看经济上翻了身的鲁西北农民怎样过春节。当我来到县委大院时，许多办公室都空了，很难找到了解情况的人。县委宣传部的同事建议我到博平公社看一看。
农历腊月二十九，我来到博平公社时适逢集日，只见置办年货的社员把街筒子挤得满满的。买卖最兴隆的要数烟酒店和点心摊儿，售货员忙得喘不过气来。往年过节，一两毛钱的烟就凑合了，如今大都喜欢买带锡纸的；往年销售量最大的是散装白干酒，如今，许多社员要原瓶的，有的专挑玻璃纸封口的“红脖颈”。大街两旁排着一二十个点心摊。我们挤到一个小摊前，打听点心的销售情况。售货员告诉我们：“今年社员的口气可大啦，张口就是一二十斤。年跟儿这几天卖的点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4倍多。供销社和副食品厂突击加工了20万斤点心，有些摊贩又从北京、上海、天津、济南购进一批糕点，还是供不应求。”因为这是春节前最后一个集日，上市的东西比较齐全，咸鱼、猪肉、白菜、芹菜、芫荽、粉条、花椒、大料，炸藕合用的藕，打花糕用的圆铃枣，应有尽有。博平公社前些年人均分配现金很少超过10元钱，1980年一下子增加到230元，许多赶集的社员篮子里都装得满满的。
除了食品摊，最热闹的地方是新华书店。一个中年社员左挑右选，选中了一张胖娃娃骑红鲤鱼的年画，上面写着“连年有余”。这个社员一家6口人，1979年只分了18元现金，1980年已经分到手的现金就是800多元。他说：“现在这个办法真好，像这样搞上三五年，肯定比现在还要富！”
腊月二十九下午，我来到大何东大队，老远就听见锣鼓响。为了欢度春节，村里的年轻人正在紧张地排练各种传统节目。我们观看了大何东大队和徐官屯大队的联合彩排：三通鼓响过，只见一个男子引着一头雄健的“狮子”，表演了一场精彩的人狮对打。接着是阵容庞大的高跷队，一出场就摆了个“二龙吐须”；之后是“二人串花”“跑八字”。忽然，锣鼓点换成了“芝麻粒”，一条制作精巧的旱船进了场。排练场的墙头上、窗台上站满了人，观看的人群中不时响起笑声和欢呼声。73岁的老社员杨士荣对我说：“20多年没看过这玩意儿了！”我问他这些年为啥不玩？他说：“前些年没有春节！‘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直到年跟儿，都还在地里撬冻块呢！再说，那些年，一根肠子挽着半截，谁还有心思玩玩意儿！”
腊月三十这一天，我来到杨庄大队，看到三年困难时期离散的父子吃团圆饺子的情景。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被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唤醒。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气味。吃过早饭，公社党委负责同志挨门挨户给烈、军属拜年，我也随同前往，亲眼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群团结的情景。
我在博平公社住了三天，每天都看到一些令人感奋的东西。我把春节前后在博平农村看到的这一切稍加剪裁，搬到稿纸上，写成了一篇题为《博平三日》的日记体通讯。如果不注意用眼睛采访，很难在三天之内捕捉到这么多真实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