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覆海
青翠的山水，满坡的米粮，但作为某些特定年代的胶东昆嵛山区，却是一片长满庄稼的荒原。王振宇的长篇小说《昆嵛儿女》，正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场景中，用亦庄亦谐的笔触，向读者抖展开一幅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这20多年跨度中，处在历史变革中昆嵛儿女们生活的壮丽画卷，讲述了在这场变革中像《人生》中高加林那样一个向命运不屈抗争的动人故事。
如果我们把命运比作一条泛着清波的河流，那么，生活中的人就是漂在水面的浮萍，任由水流将他们带向任何一个去处。偏偏的，这“漂浮物”中就有一些不安分者，在命运之河中做了弄潮儿，大胆地挑战搏击，终于使命运改变了走向，使人生有了亮光。《昆嵛儿女》中的王振华，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优秀代表者。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王振华，出身封闭的山区寒门，又是自幼丧父，他和自己的父辈祖辈一样，从一降生到这个小山村，面对着的便是大山和黄土、贫穷与愚昧，经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以至于从孩提到弱冠，尚不知大山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人烟辐辏、车马骈阗的县城又会是哪般的光景。在长满庄稼却是文化萋芜的荒原上，似乎于冥冥中，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如暗夜之星辰，如林莽之溪谷，在导引他、呼唤他、昭示他，使他从隐约投下的那抹亮色中，偷窥着朦胧而又神秘的“另一个世界”，向往着大山外面的精彩。越是如此，他越是不甘心于山沟里的困守，不甘于像他的同龄人王朝猴、金宝、金豆和小叶子等安于命运加给他们的一切，“面朝黄土，永远修理地球皮”。由此，心里便埋下一颗倔强的种子：走出去。
“走出去”，这是《人生》中高加林的追求，是《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们的愿望。在这些“追求”和“愿望”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家》中觉慧、《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们的影子，听到《红楼梦》里宝玉、《家庭与世界》里碧莫拉们的呐喊。虽然，这些追求和愿望，这些背影和呐喊，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也不属于同一个国度，但却都有一个本质的共性：如蝉蛇之蜕一样，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在不屈中甩脱应该甩脱的，在抗争里实现应该实现的。
那么，仅仅凭着有追求和愿望就能“走出去”吗？随着小说故事的展开，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人公王振华，在土屋草房之中，在那盏自制的煤油灯下，用读书填充着一个又一个空虚而又孤寂的山村之夜，用写字作画编织着多彩之梦的美丽花环。在文化荒芜的年代，学校里发的课本不够读，除了“红宝书”，其他书籍少而又少，这让童稚的振华有一种干渴的焦灼。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有趣的场景：月晦星暗之际，他和小朋友翻墙越窗，爬进图书室里偷书，怀里抱着一摞书，心却在“咚咚”地跳。就是这“偷”来的书，拴了他的心，勾了他的魂，他在知识的珍馐中享受着快意的饕餮，在文化的美馔里品咂着隽永的回味……书籍，即是投在暗夜里的那抹亮色；苦读，则是在长满庄稼荒原上艰难的跋涉。
我们站在时间的高坡上回望，书中那个苦行僧一般的跋涉者，用一本又一本的书，当作自己的脚印，用思索与联想连缀成弯弯曲曲的足迹。人，虽然筚路蓝缕，但因读书而质美气华，小小的山村，也因为飘着书香显得分外美丽。荒原上的跋涉，正如压在大青石板下面的小草，也许，她不能把上面的石板顶翻，但却向着洒进阳光的外面，向着吹来春风、带来雨露的外面，欢欢势势地长着，义无反顾地长着，这种生长的力量就是生命的力量，什么也阻挡不住。因此，这个大山中的孩子，终于走了出来。
王振华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激荡人心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而又容易自我沉湎和陶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稗莠未必长不过良谷，暗昧也容易被视为光明。因此他的成功便烙上了更为鲜明的时代印记，便具有了更加不同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王振华的身上浓缩着的是一个时代，因为每一位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会清泉顾怜一般照见自己的影子。尤其是民族中那一群优秀的奋斗者，不管他身处白山黑水还是黄土高坡，也不管他是家居椰乡荔寨还是烟雨迷朦的江南，只要他跋涉过，就不难在这一文学形象中找到自己曾经亮丽过的无悔青春。
那个时代的王振华，未必只属于那个时代。合上《昆嵛儿女》最后一页时，我想，那种在文化荒原上苦苦跋涉的精神，应该就是我们人类最需要也是最坚韧的精神。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何愁好梦而不成？一个民族有了这种精神，又怎怕华夏之不兴？唯此，这种精神也属于未来。
2014年9月13日于青岛
（孙覆海，《工人日报》山东记者站站长、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