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人手记
香港1949—1960，曾经的淘书天堂
许定铭（1947—），笔名陶俊、向河等，广东电白人。在香港从事教育工作近40年，开书店20年，毕生与书结缘，集买、卖、藏、编、读、写、教、出版八种书事于一身，别号“醉书翁”。著有《醉书闲话》《书人书事》《醉书随笔》等。
也许没有人会相信，香港曾经是一个淘书天堂。1949年到1960年那段时间，香港有很多旧书店。旧书泛滥不难理解，1949年以后很多人南逃跑到香港来，生活都成了问题，还读什么书？于是就有一批批的书流散到市场上。那时候的旧书店专卖这些书，里头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同时，因为政治问题，很多老作家的书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在大陆出版了，只好拿到香港来翻印，香港书市上一时又涌现了很多新书。
就是这一时期，孕育了一批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幸运的藏书人，比如《爱书人手记》的作者许定铭先生。许定铭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尤其喜欢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对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出版物非常着迷。刚开始他只是想做一些文学史料方面的考证研究工作，没想到由此慢慢成了一个藏书家。
《爱书人手记》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散文集，讲述了作者的各类藏书，其中一些书的价值不在内容有多好，而是它们本身带有时代的印迹。比如1950年出版的《南洋散文集》，编选了当时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华文作家的散文，两年之内就卖出一万册，非常畅销。当时香港的人口才不过一百万，等于每一百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看了这本书。其实此书的主要销路在南洋，在港编印出版，再运回新马去卖。这是当年为大家所习见的一种现象，因为当时新马等地，尤其马来西亚已经不支持出版华文读物了。
从一些爱书人的角度看，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还是描写了当年淘书的盛况，还特别介绍了一个有趣的人物——何老大。何老大何许人也？据说他1949年之前当过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到香港之后，开始专门做旧书生意。可是他的卖法很聪明，他先在偏远的地方租一个仓库，把收回来的旧书扔在里面，卖的时候再一捆一捆扎好，开车运到九龙市区，专门找那种生意不好快要关门的商店，利用这些商店重新出租之前十天半个月的空档做买卖。
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不可能张罗出一个像样的旧书店来。那书怎么卖呢？一大捆一大捆堆成小山放在那儿，如果来买书的话，就得在书山里头翻来翻去。何老大还有个规矩，所有书都不拆开卖，必须整捆拿走，一捆一捆算书钱。问题有些书排得很乱，书脊有的在这边，有的在那边，老得转来转去地看。
香港很多老一辈的藏书人都有在何老大那儿淘书的经验，我生得太晚，没赶上，但是许定铭提到的另一个地方——香港庙街，我中学时候曾去过。庙街卖的东西大多很便宜，以前一些旧书摊现在大多变了味，绝大部分卖色情书刊了。不过现在还有多少人去买色情书刊呢，大家都上网看了。因此可以想见，这地方也大都破落了，只有一些上了年纪又不习惯用电脑的老先生也许会去那里翻一翻。
其实这种地方也常常能找到好的文学书，很多书店过去都是正经专卖现代文学的，有很多民国的平装书。但是一天到晚卖叶灵凤和施蛰存，生意撑不下去，怎么办呢？于是开始卖色情刊物，不由自主越卖越多，最后变成色情刊物占九成文学读物占一成。
虽说爱书人逛这些摊子的目的未必是色情书刊，但被人看到来这里也许会尴尬吧。许定铭那时在学校当老师，被学生看见了怕要误会。我当年也是，不过我是学生，怕被老师看见，而且我是两种书都看，被看见了也不冤枉。
现在许定铭已经退休了，成了一个职业爱书人，可以天天买书，而且他还干了一件很多爱书人都想干但真的干了就要后悔的事：开书店。开书店的念头我也动过，觉得家里书太多了，不如开家书店吧，但这种生意通常是要赔钱的，为什么？你开店卖书，如果进来好货，还会舍得卖出去吗？到最后书店所有的书都变成了自己的藏书。
（主讲 梁文道）
生涯一蠹鱼
三更有梦书垫脚
傅月庵，本名林皎宏，台北工专毕业，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肄业。主业编辑，副业写作，笔锋多情而不失识见，平生服膺“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写书第四”的原则，文章散见网络、报纸、杂志，著有《生涯一蠹鱼》《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天上大风》等。
台湾的旧书市场这几年逐渐衰落了，不过有时去台北旧书店逛一逛，还是能发现不少有趣的东西。比如两蒋时期的一些禁书，明明作者有名有姓，偏偏要把人家的名字改掉。我就见过一本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台湾版本作者的名字变成了“朱潜”。为什么要篡改人家名字？很简单，当时所有大陆学者都是“流匪作家”，他们的书是不能出的，出的话要么改作者名要么改书名，或者二者都改，总之各式各样、无奇不有。
台湾也有不少出名的旧书藏家，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傅月庵先生，文笔很好，是资深的作家、编辑。早在十几年前，台湾刚刚兴起网络书店的时候，他就应邀给人写专栏，写得妙趣横生，后来结集出了书，最早一本是《生涯一蠹鱼》。“蠹鱼”是蛀书虫的意思，由此就可知他对书的痴迷了。
《生涯一蠹鱼》讲作者当年怎样在台北逛旧书店，一般人读了会觉得他那种逛法真是让人吃惊。傅月庵大学念的是工科，自己却更喜欢文艺，念书之余唯一的乐趣是去逛旧书店。有一回，他发现了一套非常漂亮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是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9]用现代日语译过的，精装二十本，雪白的封面还用木匣装着。
傅月庵一见倾心，觉得这套书太美了。那时候他还不懂日文，只是觉得这么美的书混在一堆杂七杂八的色情书刊里实在是唐突佳人，于是狠狠心，把一个月的零用钱全花了，搬了书回家。可是搬回去放在哪儿呢？一个大学生能有多大空间？他连张书架都没有，只好放在床上，起初当枕头，可是太硬枕着不舒服，后来就包起来拿去垫脚了，所谓“三更有梦书垫脚”是也。
他的《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也很有趣。这本书分门别类介绍了台湾各地的旧书店，而且对每一家有独特风格的旧书店都请来台湾著名画家陈昭仪配上插图，把店里的格局仔细画出来。他还详细列出一个人出门猎书的时候都应该带些什么。有人说，买书还有这么多讲究吗？有，我觉得这一点每一个爱书人都有体会，就是淘书的专业装备。
比如专门逛旧书摊的人夏天应该是这副模样：夹着一把雨伞——台湾地处东南亚，夏天多雨；准备一个大背袋，里面装着水壶和面包——因为一旦逛起书店没空吃饭或者一时忘了吃饭，可以随时拿面包充饥。冬天的时候呢，当然保暖工作是要做好的，然后不管什么时候一个尽可能大的购书袋是必不可少的。
《访书姻缘》这篇文章谈到，为什么淘旧书能带给人那么多乐趣呢？首先是有一种捡到便宜的心理，旧书的定价往往不过新书的一半。其次，从精神上说，会有一种奇怪的缘分。天天逛旧书店，偏偏那天没去的时候有一本好书散出来，被别人得了去，那就说明这本书跟你没有缘分。买旧书总会有很多遗憾，要抱一种随缘的心情，得到了固然高兴，得不到那就由它去吧。
（主讲 梁文道）
搜书记
蓄书娱老
谢其章，生于上海，长于北京。著名藏书家，出版过多部有关藏书的专著，计有《漫话老杂志》《旧书收藏》《老期刊收藏》《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封面秀》《梦影集——我的电影记忆》《“终刊号”丛话》《搜书记》等。
不少老作家回忆当年如何在北京逛琉璃厂，都把琉璃厂说得好像天堂一样。淘了半天书，带着好东西心满意足地逛到信远斋，喝上一碗冰镇酸梅汤[10]，那真是世上最快活的一件事。可是当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朝圣琉璃厂的时候，不免有些失望，琉璃厂完全没了想象中的风雅气息，信远斋的所在地也都变成了一些普通的小吃店了。
也许是我自己学养不足、眼力不济吧，就算碰上好东西也看不出来。旧书生意是一个相当传统的行业，想进入这个市场是要有充足准备的，那可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有一定的学养和经验。这些怎么得来呢？全靠天长日久泡书市、逛书店。《搜书记》就是著名藏书家谢其章先生多年在书市磨出来的经验。
为什么叫《搜书记》呢？他解释说，“猎书”是西方传过来的说法，他不喜欢，而“淘书”这个词用得太多了，他宁愿叫“搜书”，更顺耳一些。他说写这本书首先是想解决一个所有爱书人都会面对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最终会发现自己买回来的书要远远多于读过的书。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明明买的时候准备好好读的，可是大多翻都没翻就堆在那儿了，挺不像话的。
谢其章说自己虽然算是买书比较多的人，可是认真读过的书却少之又少，所以现在只好写“买书笔记”而不是“读书笔记”了。所谓“蓄书娱老”，藏书是为了等老了以后再拿出来阅读娱乐的，以此在买书与读书之间找到心理平衡。
《搜书记》是二十多年来与买书有关的日记的节录，讲自己如何在书市上搜集好书，在哪个藏书家那里又看到了好书，等等。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流水账有什么好看呢？其实从这里面，我们能学到不少买书的经验教训。
比如1990年2月27日日记上写的，“搜集旧杂志，最忌全套有缺”。买旧杂志不买则已，要买就要买一套，像集邮一样，务必求全才心安。可是有很多旧书店利用买书人这种求全心理，会故意把一套完整的旧杂志拆开来卖，或者在里面夹杂了影印本，买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谢先生就经历过诸如此类受气、吃亏、上当的教训。这位超级书痴常常入不敷出，他的钱大半都捐到书店里去了。
从这本书中也能看到近二十年来中国旧书市场的巨大演变。早先大家都去琉璃厂，后来更多是去潘家园旧书摊。这些书摊有一阵子被搬到楼上商场，淘书人反倒不习惯了，他们习惯了蹲在地上一本一本那么脏脏地翻。于是不久这些书摊又回到地面来。
谢其章常常去潘家园“搜书”。他也是中国最早参加书籍拍卖的人。1993年他到琉璃厂的古籍书店二楼去看拍卖，那时候还要花三块钱入场费才能进去，后来拍卖会渐成规模，他就常常在里面跟人举牌竞标了。
到如今，大伙又都流行上“孔夫子旧书网（http：//www.kongfz.com/）”，谢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有趣的是，他发现这个转捩点发生在非典时期，那时候大家都不大敢出门，更不要说去旧书摊了，于是就促成了网上买卖旧书的风气。可是我觉得二者的感觉始终很不一样，如果说网上买旧书是有目标地“找”，那么逛旧书摊则可以称之为“遇”了。
（主讲 梁文道）
书店风景
旧金山的“城市之光”
钟芳玲，生于台湾，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哲学系，曾任天下杂志出版社丛书编辑、台湾中华书局策划顾问、月旦出版社总编辑、香港国际古书展公关顾问、书店创意总监等。现专职写作，业余为出版社策划丛书并在学院授课。喜欢游走世界逛书店、看书展、参观图书馆，与各地书人聊书、品书，著有《书店风景》《书天堂》等。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是每天什么都不做专门逛书店，那是不是很多人的理想呢？我很羡慕我的朋友钟芳玲，她就是一个专门逛书店的人。《书店风景》是她访问世界各地书店时发生的一些趣事。1997年出过第一版，最近几年面对网络和电子书的冲击，书店的经营情况变化很大，很多书店都风雨飘摇。于是作者又把这些书店重访一遍，于2007年出版了修订本《书店风景》。
既然叫《书店风景》，当然讲的是一些能成为风景的书店。什么样的书店能成为城市风景？有没有一家书店，本身就能够成为城市的地标，甚至是游客们指名要去的地方？旧金山的“城市之光”就是这样一家书店。“城市之光”的历史不算太长，不过半个世纪，但已经被旧金山政府设为当地的文化名胜，很多游客会慕名而去，这家店到了晚上仍然灯火通明、川流不息。
“城市之光”的创办人费林盖蒂[11]已经是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曾经是著名的前卫诗人、作家和出版家。上世纪50年代他创办这家书店的时候，正值美国前卫文学“敲打派”[12]兴起。“敲打派”文学的诞生日，就是著名大诗人金斯堡赤身裸体地在这个书店附近的“六号画廊”当众宣读他的新诗《嚎叫》的那一天。
这首诗充满了强烈的控诉，内容涉及同性恋、毒瘾，甚至还谈到佛教，是一首非常奇异又充满了禁忌话题的诗。当时金斯堡真的脱光了全身来朗诵它，朗诵完之后，费林盖蒂当即写了个短签送过去，内容模仿当年爱默生在惠特曼朗诵完《草叶集》之后所献的贺词，“在这个伟大生涯的开端，我向您致意……”，不过他又加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拿到你的稿子呢？”他要出版。
结果这首诗真的交给他出版之后，书店就被告上了法庭。当时的美国社会比较保守，认为这样的禁诗伤风败俗，但是经过激烈抗争，最后费林盖蒂胜利了[13]。从此，费林盖蒂的“城市之光”书店就成为美国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志，成为旧金山的文化象征。
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反战运动、学生运动或“嬉皮士”运动的重镇就在旧金山，而旧金山又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加州伯克莱大学，另一个就是“城市之光”书店。直到现在，这家书店仍旧保持着它过去的作风，前几年美国打阿富汗又打伊拉克，书店门口就贴了很多抗议标语，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城市之光”在美国西岸，东岸也有一家颇具传奇色彩的书店——纽约的“高谈书集”[14]。可惜现在已经关门了，不过它当年也有很特异的风格，很多名人和明星都喜欢来这个店，所以游客有时候会在这里碰到伍迪·艾伦，甚至麦当娜。当然它并不是一个专门看名人、明星的地方，因为这家书店本身的气质盖过了所有明星。
有时候人们会在书店的角落看到一个纸箱，里面塞了一团毛绒绒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店里养的猫，肥大到刚好能把整个纸箱塞满。虽然这家书店相当狭窄逼仄，但却能在里面找到很多别处找不到的绝版好书。有些作家到了这里之后，也会兴之所至在书上胡乱签名，有些是自己的，多半是别人的，当然这些书最后都能以很好的价钱卖出去。
“城市之光”和“高谈书集”都是美国老牌的独立书店。现在北美洲乃至全世界都开始流行一种大型连锁书店，比如遍布美国大街小巷的Barnes Noble。相比较而言，这种连锁书店被认为很没有人性，是书市中的巨无霸或恶魔。汤姆·汉克斯和梅格·瑞恩主演的电影《电子情书》，讲的就是一位大书店老板和独立小书店女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开始恋爱之前可是彼此的眼中钉。
但是比起网上阅读，连锁书店的气氛其实还是不错的，像Barnes Noble就会经常举办一些文化活动，甚至模仿独立书店的经营方法，设有自己的咖啡厅。而且他们自己的员工有些就饱读诗书，会在书店进门的地方摆一个架子，放上向大家推荐的好书，这些书自然都相当有品位。这跟我在中国有些书店遇到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去问店员，我要找一本书，他很可能得查电脑，而且输入的时候还要再三向你确认，是哪个作家？比如钱钟书的“钟”是哪一个“钟”？
（主讲 梁文道）
书天堂
放一把梯子测量灵魂的深度
古罗马的西塞罗[15]曾经说过，一个没有书籍的房间就像没有了灵魂的肉体。这话说得真好，但我觉得还不够。在一个摆满书的房间里，最好还要有一把书梯，能够让你爬到更高的书架上拿到自己想看的书。如果一个房间放满了书就有了灵魂的话，我们实在也需要一把书梯摆在那里，以测量灵魂的深度。
可惜我家楼顶特别矮，地方也不大，用不着书梯就能拿到我想要的书了。因此每当我看到一些图书馆或者大藏书家的书房里面有书梯，心里总是特别羡慕。尤其当我知道原来纽约有一家叫普特南公司（Putnam Rolling Ladder Company）的商店，专门给顾客订做书梯，而且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就更加心痒了。
还好有这种心结的人不止我一个，《书天堂》的作者钟芳玲就是一个爱书成癖的奇人。她当年在美国念哲学博士，读到一半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对古腾堡圣经[16]的喜爱远胜亚里士多德，于是毅然放弃学业，从此转向与书有关的行业。
她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我总觉得她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逛书店，而且逛遍了全世界的书店。《书天堂》写的不止是书店的故事，还牵涉到所有与书这个行业有关的人和事。比如她曾专门跑到纽约去拜访普特南书梯公司，甚至跟公司负责人深入讨论书梯的历史。
看到这里，我真是按捺不住了，天啊！我也想要一把普特南公司书梯，好放在书房里衬托整个房间的美观和雅致。为了能够拥有一把这样的书梯，我一定努力赚钱，以便将来能够有一所更大的房子，好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用上这样一把书梯。
钟芳玲也说过，其实她也用不着这样一把书梯，但它一直是自己的梦想。没关系，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看到别人拥有也很高兴。我辈书迷们不会轻易妒忌人家，自己收藏不到的好书，看到别人有了也一样开心，因为从中能看到大家对书的一往情深。
钟芳玲这几年除了参观各地书店，也去过不少古书拍卖会和展览会。这些会上自然聚集了很多珍品，各地的书商都云集一时，爱书成癖的人也来参加，而且许多资深老书虫看上去都特别温文尔雅。钟芳玲有一回跟这些古书商一起吃饭，偶然问了一句：“史蒂芬·金的新书直接出网络版了，你们知道吗？”那些书商都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电子书也能称得上“出版”吗？
钟芳玲前一阵又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她居然在香港搞了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西洋古书展。中国的古书传统源远流长，但对于西方古书市场，我们却很陌生。真不知道她哪来的勇气办这个书展，而且是在香港最贵的商场里联络了几十家欧美及日本最有名望的老店来参加。
展览上最贵的一本书是当年极大撼动了人们宇宙观念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初版，现在价值约一百五十万美金，排在它后面的是莎士比亚全集对开本。这些古书都相当贵重，是有钱人才能玩的。不过对于普通书迷来说，几十上百块的好东西也多得很。
（主讲 梁文道）
古本屋女主人
嫁给旧书店的女人
爱书人都知道，日本东京的神保町旧书街很有名，两边满满的全是旧书店。许多中国作家、学者都喜欢逛这个地方，因为里面也能找到不少中文书。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多中文典籍、著作都流传到日本去了，我有一个朋友曾在那儿找到过鲁迅的书信，真是很难得。
《古本屋女主人》讲的就是日本旧书店的故事。在日本，凡是二手书、旧书都叫“古本”，倒并不是专指那种特别稀少的珍本，“古本屋”也就是旧书店了。这本书的作者田中栞是一位经营旧书店的女性，这就打破了一个惯有的刻板形象，很多人会觉得藏书家都是男的。
比方很多故事说，藏书家怕老婆，因为每次买书回去都要被老婆指责，觉得书把家里的空间都占满了，而且钱都拿去买书了，孩子的奶粉钱怎么办啊，等等。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潜在假设，就是所有藏书家都是男人。事实上很多女人也很爱书，而且她们痴迷程度说不定还更夸张。
田中栞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嫁的是个编辑，本以为编辑也是爱书人，没想到他却只是把编书当成工作而已。两个人出门旅行的时候，她因为爱书爱过了头，只对书店感兴趣，后来老公说，虽然我也喜欢书，却不像你那么喜欢旧书店。结果这段婚姻维持了三年。第二次她干脆嫁了个旧书店老板，而且结婚的时候声明，不要什么结婚戒指，要一个漂亮的名牌书架就行。大学时代的老师来参加她的婚礼，一来就说，哎哟，原来你老公是个卖旧书的，“你是嫁给他还是嫁给他的书店？”一眼看穿了她的心思。
田中栞从小就喜欢搜集各种印刷品——不要说书了，连小学时候的毕业册、日记、通讯录都悉数保留至今，任何印刷品哪怕是广告目录也会尽量保存，实在没地方放了才不得不丢弃一点。爱书爱到这个程度，她一看到破损的书就会心疼。有一回一本很重要的书泡了水，她就用干净的纸一页一页插进去吸水，然后再换纸再吸，这样连续搞了大半天，才平平整整地吸出了整本书的水分。
后来她生了小孩，孩子从小生活在书店的环境里，自然会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有时孩子把书页撕下来吞进肚子，拉屎的时候有些没消化的纸也会拉出来，上面还有字。于是她就惊喜地夸赞：“哎呀！真是个好孩子，书吃下去，还能拉出一段书来，了不起啊。”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命运也就可想而知。整个小学阶段的画图日记画的要么是她家的书店要么是外头的书店，如果跟父母一起出门逛街，多半也是往旧书店跑。
不过，这样的家庭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因为现在旧书店的经营越来越困难了，一家人的生活也会比较窘迫。田中栞就兼职做校对贴补书店的亏损，总之是舍不得这家书店，一家人就这么风雨同舟，把这个旧书店撑下去。
（主讲 梁文道）
烽火守书人
伊拉克图书馆馆长日记
萨德·伊斯康德，库尔德族，出生于巴格达，1999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博士，曾任伦敦“伊拉克文化论坛”研究员。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萨德博士回到伊拉克任国家图书馆暨档案馆馆长。
每次遭遇战争，文化肯定会遭殃。人的生命都在战争中丧失了，文化还能依附在什么地方？但不可忽略的是，战火过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城市的重建却离不开文化所起的作用。
饱受战火摧残的伊拉克，曾经是两河流域上重要的文明古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发源地，它有多少文化瑰宝都在战乱中被炮火毁掉了。就伊拉克的现状而言，需要很多历史档案和资料文献让这个国家可以重建它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但问题是，在这样混乱的时期，有多少人愿意去关注这些看起来非常遥远的事情呢？
《烽火守书人——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日记》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曾在全球图书馆界引起轰动。萨德·伊斯康德是库尔德人，曾经加入库尔德游击队对抗萨达姆政权，后来到英国读书，成了一位非常斯文的学者。2003年美军攻入伊拉克，他接受号召回到巴格达重建自己的国家。
他担任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可想而知，经过一番战火的洗劫，当时的伊拉克国家图书馆不仅馆舍毁损严重，图书馆文献也大多被烧被抢，古书、档案、文件遗失了百分之六十，珍善本遗失百分之九十。萨德·伊斯康德认为很多伊拉克重要的国家机密档案都被美国人带走了，还有的则是被别的国家趁战乱偷去的。
这本日记于2006年到2007年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的网页上刊登，引起了轰动。全世界的图书馆馆长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同行每天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每天这个图书馆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时的供电时间，窗玻璃随时会破，有子弹会扫射进来。办公室随时可能被炸，昨天整理好的一柜书今天又在地上乱成一团，昨天还在上班的同事今天可能就不见了，你甚至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事在战火中伤亡。
因为这个图书馆的位置特别险要，什叶、逊尼两派都想争夺，于是两派都跑来找馆长商量，要在图书馆房顶上装机关枪。当时的伊拉克已经乱到了什么程度呢？主管图书馆的文化部可能是逊尼派的，而另外一个部门，像国防部说不定就是什叶派的，两个部门之间自己会打仗。所以每天上班，都会觉得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上班了，每天都这么提心吊胆。
在这种情况下，萨德·伊斯康德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个图书馆馆长呢？因为他想为自己的祖国保留一线历史文化的命脉。书里的有些记录相当震撼，比如有一天他被国民卫队的人拿枪指着头恐吓；又有一天有人用警车送回一些馆藏来，而警车是恐怖分子袭击的重要目标；或者又有一天，他的一个同事又牺牲了。
即使萨德馆长记录了一些自己觉得很高兴的事情，读起来也会让人觉得更加难过，因为让他高兴的事情在我们看来都是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比如今天的供电时间是六个小时，本月进馆读书的读者从六十人上升到一百人……看到这些，你只会觉得很心酸。而这些图书馆的馆员热心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有读者进来说想看某本书而馆里没有，他们就会立刻派人出去，冒着炮火和被绑架的危险到市面上买回来。如果买不到，馆长就会通过国际合作寻求支持，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图书馆的故事，很多人愿意帮助他们，想办法把他们需要的书籍或其他资源送过去。
萨德·伊斯康德馆长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国际上屡获大奖的文献保护者，但他最后反而放弃了继续写这个日记。他说这会使他觉得不安，这样的日记好像是在剥削自己的同事和族人的苦难生活，拿他们的鲜血和眼泪来博取全世界的同情，而这些都是他不需要的。他想要做的是继续在战火蔓延的混乱局面下做好自己的工作。值得欣慰的是，听说伊拉克最近局面缓和，图书馆的读者人数已经上升到每个月九百人了。
（主讲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