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香山路（今临山路）公兴路路口有个叫三曾里的小里弄，房子没有什么特色，里面住的全是平民百姓，不会招来任何的关注，交通、通讯倒是比较便利。对于成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里是在上海开展工作的理想隐蔽地点。1923年7月，中共中央局从广州迁到上海便选中了这里一幢两层楼房，毛泽东也曾经来此，与蔡和森、向警予及罗章龙组成一个家庭，对外称“王氏兄弟”，门口挂“报关行”招牌，掩护革命活动。将近一年的时间，三曾里成为党中央的决策中枢，中央通告和文件一直都从这里发出，直到迁往慕尔鸣路的甲秀里。
慕尔鸣路即如今的茂名北路，1910年至1917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路两边陆续建起了石库门和新式里弄，有甲秀里、丰盛里、德成里、九福新村、兴庆里等。其中甲秀里建于1915年，弄内共两排五幢房屋。1924年初，由蔡和森、向警予出面租住了其中的一幢房子。当年2月毛泽东来到上海，蔡和森、向警予搬至二楼，腾出底楼给毛泽东居住。6月，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年幼的毛岸英、毛岸青来到这里，一家人团聚。
这幢楼的楼下为前后厢房及一间客堂。前厢房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房，厢房里靠天井的窗下有一张单人写字台，那是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杂志写文章的地方，床上的被褥是白布的，被面、被里也都是白布的，被面三面缝起来，一面用带子缚起来，床上还支起帐子。床的旁边有一个摇篮，是当时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睡的，上面有蓝底白花的小棉被。室内挂着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单人照片，还有一张是杨开慧和幼年时的毛岸英、毛岸青的合影。后厢房是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的卧房，向振熙也是向警予的姑妈。宽敞的客堂放着八仙桌和几张方凳，是毛泽东一家吃饭和会客的地方。
在此期间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杨开慧除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料理家务之外，还和向警予一起，以半工半读的女子职业学校为掩护，投身妇女运动，那时她就坐在旧居的凳子上工作，用脚踏摇篮兼顾幼子毛岸青。直到年底，因身体的原因，毛泽东一家才回到了湖南。
这是毛泽东在上海住得最久的一次，长达九个月。四年前，他在上海静安住过两个月，虽然短暂，却是关键的时期。
那是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从北京来沪，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当时，毛泽东和随同来沪的15岁张文亮住在前楼正房，小阳台上放置一张藤睡椅，毛泽东常坐在上面看书。靠窗一张小台子，摆满了书刊，如《申报》《新闻报》《长沙大公报》等，有的还放在床上。楼上亭子间等地方先后住过湖南驱张请愿团的张百龄、罗宗汉、李凤池、陈书农等人。当时在沪的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驱张代表和学生来到毛泽东寓所，商讨工作，组成了湖南改造促进会，会址就设在毛泽东寓所里。在到沪后第三天，毛泽东便前往洋泾法国码头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萧子瞕、劳启荣等六位新民学会会员送行。此间，他还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正在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与他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
这段日子对毛泽东个人来说，绝对是一生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日子，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回忆道：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一生来上海五十多次，一九二七年之前曾到过上海十次，因此在上海不少地方都保留有毛泽东的旧居。1999年12月甲秀里的毛泽东故居率先正式开放。
安义路的毛泽东旧居开放一波三折。1959年5月，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对外开放，但之后没多久因涉及旧区改造，被迫暂停。2012年年初，对旧居的保护与开发总算达成一致方案，开发商出资、专家论证、专业人员设计和施工、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全程参与，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共同推进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开发、开放”的新路。2013年12月，修缮一新的毛泽东旧居对外开放，室内空间仅80平方米。这幢位于嘉里中心广场中央的简陋房子，虽周围林立着簇新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却一点也不显寒碜，发出聚精敛气的光芒，成为整个区域的灵魂，路过的行人也会不由得停下脚步，向它致以瞩目礼。
我们在为这两处故居的完整保留和开放感到欣慰的时候，不免为三曾里旧居的被毁而叹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三曾里所在区域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轰炸，夷为废墟。2011年6月上海市会同原闸北区在当年原址西南侧的闸北区第三中心小学北部花坛处，建起“中共三大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石碑，以作纪念。
毛泽东故居开放后，参观者络绎不绝，观后感虽多，但流于千篇一律。倒是静安外国语中学一位学生的感想，质朴而动人：一个人之所以伟大不是他为自己得到了什么，而是为别人做了些什么。他不但是伟人，一个万人敬仰的大英雄，还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简单过着清贫生活的平凡人。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平凡衬托出他的不平凡，此时主席已从一位伟人变成了我心目中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