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过于自负或自信的人，背后往往隐藏的是某方面的自卑。正是因为有些许自卑存在，才需要用放浪于形骸之外的幻象去迷惑众人的双眸。曾经豪情写下“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一代民国大诗人、大文豪郁达夫，正是如此。
同时代的文人郭沫若曾经说过：“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已自牧，是‘文坛的三绝’”。他在《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中都一再谈到郁达夫的自卑问题，说他“往往过分自贱自卑”，“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甚至把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最终离异也说成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
很多人会认为自卑者必定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但郁达夫却并非如此，反而是潇洒倜傥之人。
挥毫泼墨，安排笔下人物的颠沛流离、喜怒哀乐。激扬文字，挥洒胸中满腔的奔腾热血、青云之志。除了豪情与才情之外，郁达夫的风流韵事也为人们津津乐道。郁达夫一生中为大众所熟知的妻子或情人一共有四位，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友以及李筱英。
古来圣贤皆寂寞，郁达夫还在风月场所结识许多烟花女子。然而有可能令诸君想不到的是，一代风流倜傥的诗人把他宝贵的人生“第一次”，竟然也奉献给了一个无名的日本妓女，这究竟为何？
当时只道是寻常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出生在浙江富阳县——元朝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描绘的就是他们那个地方。郁达夫在1900年，即四岁的时候就“被孤儿”了，父亲追随祖父的脚步，在38岁时就撒手人寰（他爷爷也是英年早逝）。
家道的没落，使得郁达夫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他把自己的出生说成是“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的悲剧”，是“大约母体总也亏损到了不堪再育了”的最后一个孩子。
由于食不果腹，郁达夫的母亲奶水不是很足，养出来的小孩自然是营养不良。不久，年幼的郁达夫患上了肠胃病，就这样病了一年，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全家上下都被他折腾的鸡犬不宁。郁达夫的父亲还没能看到他步入学堂，就撒手人寰。
父亲在家庭中的缺位，导致郁达夫更加的依赖女性，也愈发的不自信。看看郁达夫的父亲留下的亲人吧，寡母戴氏，30岁丧夫，62岁丧子；遗孀陆氏，中年丧夫，也只有34岁；孤哀子郁曼陀，少年丧父，16岁；孤哀子郁养吾，少年丧父，9岁；孤哀女郁凤珍，幼年丧父，6岁；孤哀子郁达夫，幼年丧父，4岁。
就这样，4岁的郁达夫和母亲以及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所谓姐姐，名叫翠花，是他父亲的养女，准确来说应是他们家的婢女，郁达夫的亲姐姐已经做了别人的童养媳）相依为命。而他的两个哥哥常年不在家，实际上就是郁达夫和家里的女性在一块儿生活。这样一来，对郁达夫的性格产生的影响是使他对女性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感。
这样的家庭，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是免不了的，弱者总是把拳头伸向更弱者。每每心中有无限的委屈时，郁达夫的母亲只能在父亲像前痛哭一场。看见母亲流泪，年少的郁达夫也是跟着哭。而将郁达夫抱入怀里，时用柔和的话来慰抚他的，是同样泪流满面的翠花。
正是此种原因，再加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腰包的鼓瘪影响着腰板是否挺拔，郁达夫的心里有着一股自卑的情绪。
上学的时候，时常因“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点”而生“形秽之感”，因自己是个乡下少年，突然闯入省府的中心上学感到“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
然而，郁达夫的成绩是很好的，在初入高等小学堂一年级年底考试的时候，超出了八十分以上。尽管他那班学堂里的同学，有几位是进过学的秀才，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
不幸的童年也使得郁达夫知道上进，奋发图强，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后来到了日本留学，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令人生羡。真可谓是“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由于成绩的优秀，郁达夫受到了堂长和知县的提拔，令他和四位其他的同学跳过了一班，升入了高两年的级里，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外人终究是看些热闹罢了，谁又知道人家的艰辛呢？郁达夫的母亲好不容易给他凑齐了学费，然而令其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竟然问自己要起了皮鞋。
年龄不大，却执意要穿皮鞋，并非郁达夫不知稼穑之苦，而是试图以当当的皮鞋凿地声掩饰自己的怯懦。可是郁达夫的母亲哪里还有闲钱去给他买皮鞋呢，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带着郁达夫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
无数次的进进出出，终究还是失望。店员看她们娘俩进去的时候，都是非常客气，一口一个夫人少爷的叫着，有的还非常和善地摸摸郁达夫的脑袋，并且不厌其烦的拿出皮鞋让他试。母子两人心神不宁的试完皮鞋后非常抱歉地说无力现付只能赊账时，店员的脸色一下子从满脸笑褶，拉紧成了怒色。到了最后那一家惨遭拒绝赊欠的一瞬间，郁达夫的母亲非但涨红了脸，眼睛也有点红起来了。
万千的无奈又将与谁诉说，万般的苦恨又将抛洒至何处？怨天怨地，也没人肯赊给他们一双皮鞋啊！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不能砸下来，因为怕吓着自己的儿子。娘俩只好失落、失望的转身离开。
自此之后，年少的郁达夫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艰难，也不再讲究吃穿。然而，这也导致了他的自卑心理。郁达夫把这种自卑也延续到了与异性的交往上，尽管他的生活基本上都是与家里的女性相依为命。
当时郁达夫所在班级中，就属他年龄最小。每当自习课上无先生在时，阳气过重的教室里就沸反盈天了。班级的男生低声嘀咕着青春期男性亘古不变的话题，发育迟缓的郁达夫对此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
因自小就习惯孤独、困于家境，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郁达夫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郁达夫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同学，家里有几个姊妹，出落得十分漂亮，因而变成了班里的红人。
每到礼拜天或假日，同学们就到他的家里去玩儿，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一览美娇娘了。那个同学也曾邀请郁达夫上他家去玩，但是自卑的郁达夫，自惭形秽，怯懦的力量堵住了欲望的堤。曾经几次，郁达夫下了决心要跟他去，但是到了门口，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
但是俗话说的好啊：“Whoever is a girl does not want to be loved, and whoever is a boy does not want to be royal to his love.”
郁达夫再怎么自卑，人家心底毕竟还是有喜欢的人的。当时和他大小差不多的意中人儿，大概有三个，但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属于典型的白富美。其中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侄女和郁达夫家住得最近。
然而，当别的同学都在绞尽脑汁地想着怎么接近她们时，近水楼台的郁达夫还在做着内心的挣扎，以为整日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
因此，每当郁达夫在外的时候总无时无刻不在留心，害怕与她邂逅，却又渴望见着她。遇到的时候，也只是故作视而不见，希望她能够冲着自己微微一笑，直到走远了才万般后悔的用眼光去追赶，看着伊人的背影，怅然若失。
郁达夫自以为如此这般就没人知道他的小心思，可是凡事都是包不住火的。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放学后，郁达夫的一个同学轻轻地拉着他的手说：“今天下午赵家的那个小丫头，要去另一个女生家里，我也要去，你愿不愿意和我同去。”
郁达夫顿时就涨红了脸，仿佛自己裸奔于闹市之中，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来，拼了命地摇头，表示不愿意去。然而那个同学并不理会这些，他心里十分清楚郁达夫内心深处还是想去的，只不过始终无法跨越自己心中的那道藩篱而已。于是便拖着郁达夫去了，君子要成人之美嘛。
到了门口，郁达夫还故作不情愿地做着最后的挣扎，那哥们只好大喊一声，把屋里的三个女生都喊了出来。郁达夫满脸如同撒满了辣椒面一样，又红又辣。那位哥们话语中夹杂着滑稽的腔调将如何把郁达夫拖来的情节说了一遍之后，女孩们哄然大笑。
郁达夫倍感赧然，恨不得立即跑将出去。然而，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双腿怎么也迈不出去。之后几人打起了骨牌，吃了顿饭，郁达夫总算是跨过了和女生交往的那道坎，但终究还是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清宣统三年（1911年），15岁的郁达夫要从富阳县高等小学堂毕业了，那时和现在不同，毕业都在岁末年初。农历正月十三，郁达夫领了毕业文凭，晚上又参加了欢送毕业生晚会，趁着传统佳节，师徒几人喝得都醉醺醺的。作为优秀毕业生，郁达夫又得到了一份奖品——一本《吴梅村诗集》。
然而郁达夫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由于富阳县没有中学，要上中学都必须去外地。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要离开她了——赵家的少女。“我得去看看她，和她作个诀别才是呀。”郁达夫悄悄地离开了酒宴，要去看看他心爱的人儿。
就这样，郁达夫踏着月光，伴着玉盘，哼着小曲儿，吹着小风，迈着小步，带着有点儿小激动的心情，来到了自己心爱的小情人家门前。
轻轻地推门进去，他看见自己心爱的人正在油灯下练习写字，她们家的女仆陪她母亲上街去买蜡烛水果等过元宵节的物品去了。
诗人就惊喜地从背后给她一个拥抱，之后两个人又耳鬓厮磨、软侬细语了一番。但见好花皆易落，鸳鸯仍需作离别。郁达夫说明了来意，两人难免伤感万分，伤感之余，自然少不了卿卿我我。但毕竟是小孩子，再怎么亲热，也只是拉拉手而已。
“你喝了酒。”娇柔的涓涓细语打破了月光下的静谧。
“是的，在学堂喝的。”悲伤的腔调回应了一下。
“明天你就要上杭州去考中学去吗？”些许的沉默后，伊人也带些伤感地问道。
“嗳，是的，明朝坐快班船去。”
不知过了几多时，门外响起了她的母亲和女仆的脚步声，她于是就忙着立起点上了洋灯。她母亲见了郁达夫后，只是说了道贺的话，之后又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郁达夫就匆匆告辞了。
离别说了再见，你是否心酸。转身寥寥笑脸，不甘的甘愿。柳树斑驳月光下，步履匆匆的郁达夫，是否有着《匆匆那年》里陈寻似的感伤：
月光下的树影斑驳了多久时间，
白裙子的女孩路过了多少次这街，
夕阳下我多少次回望着你的眼，
你有过多少遗憾总是苍茫了爱恋。
忘川河畔盛开了多少朵红莲，
轮回中我们擦肩了多少个百年，
前世的你吟唱了多少梦萦魂牵，
如今的我多少次梦回少年蹁跹。
一百年一千年之后匆匆过去多少年，
漫漫岁月中我们许过多少诺言，
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无悔相伴，
只为你的一笑误我浮生的匆匆那年。
扶桑少女卡哇伊
1913年，这时已是民国二年了，十七岁的郁达夫跟随长兄郁曼陀及长嫂东渡日本求学。
在性方面，日本自古以来就比中国要开放得多，例如男女共浴，甚至父女也可以共浴。这不要说在古代中国社会，就是在当下的中国，恐怕能够接受的人也不多。
郁达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官费生的资格。在离别了长兄后，郁达夫独自一人在纸醉金迷的东京安顿下来。在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难免会倍感寂寞。
一次，诗人在东京市外的一家公园游玩，邂逅了两个可爱的扶桑少女。她们一边赏着樱花，一边唱着歌儿，可谓是人歌樱花交相映。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诗人更是如此，他被这两个异国女子吸引了。此时的郁达夫已经谙熟日本的言语习俗，就主动上前搭讪。由于诗人的才情，他们起初交谈甚欢。但当这两位少女知道诗人是中国人后，就露出鄙夷的目光。于是，这一场美丽的邂逅不欢而散。
诗人感觉到了东京这个大都市的冷漠和悲凉，就于1914年辗转离开东京这个伤心地，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
由于郁达夫生性孤僻，在名古屋他也没有交到几个朋友，即使是和中国的留学生交往，也都是泛泛之交的同学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知音。
在此期间，一个叫做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孩走进了郁达夫的世界，郁达夫称她为“隆儿”。两人在日常的交往中渐生情愫，然而身在异国的郁达夫纵使对异性有着极度的渴望，也没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是为隆儿写了几首有所暗示的诗：
几经沦落至西京，千古文章未得名。
人世萧条春梦后，梅花五月又逢卿。
我意怜君君不识，满襟红泪奈卿何。
烟花本是无情物，莫倚箜篌夜半歌。
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
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
这段朦胧的爱恋，注定只能成为回忆。可是诗人终究是注重感情的，因此后来又写了一首《留别隆儿》——
平生窃羡蓝桥梦，略识扬州子夜春。
莫向杏坛提品第，本来小杜是诗人。
寒假的时候，同学们回家的回家，游玩的游玩。郁达夫独自一人待在冷清的旅社着实寂寞难耐。对性的极度渴望，扶桑少女的倩影又挥之不去，诗人决定冒一次险。他在一个风雪的日子里决定乘车从名古屋前往那个曾经的伤心之地，也是肉欲天堂的都市——东京。
然而他却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想必是怕碰到熟人吧。
日本的妓馆就像公共厕所一样到处都是，郁达夫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朝其中一个走去。但到了门口，郁达夫又犹豫了，他极度渴望和一个异性有片刻的欢娱，却又害怕染上花柳病。就在他不知所措时，门外的老鸨和屋里的女人接连不断地引逗。
诗人想起那次在东京被日本女子鄙夷的场景，咬了咬牙进去了。此刻他的心中翻滚着深深的民族自卑感与旺盛的报复心态。不入地狱，哪见佛性。郁达夫做出这个决定想必也是做过巨大的内心斗争的。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更没什么地位可言，处处受到歧视，他们充满了自卑。多方面的怨气怒气，使郁达夫渴望有一个发泄的途径，如今，机会来了。
郁达夫喝得酩酊大醉，之后就稀里糊涂地把童贞给了一个异国的风月女子。当他第二天在温柔乡里醒来时，懊悔不已。正如他在小说《沉沦》里写到的那样，对女性的胴体有着极度的渴望，之后却又是极大的悔恨。
情不知何起
民国时代的才子们，许多都面临着恋爱与婚姻的困境。老一辈们奉行门当户对、媒妁之言，而新一代接受的教育和社会的新风气又鼓励自由恋爱、个性觉醒。尤其对于留过洋的海归来说，接受了欧风美雨、东洋新风的沐浴，更是注重自由恋爱。对于这些人来说，老一辈的婚姻观念，如同住惯了洋房回去再让他们住土坯房一样不自在。
但是很多人却又不得不面临着家长掣肘，或是半推半就，或是全面妥协，前者譬如鲁迅先生和朱安女士，后者当属胡适和江冬秀。
鲁迅先生是半推半就，既不想让母亲伤心失望，又不想让朱安名誉受损（如果鲁迅先生真要和朱安女士离异的话，按照当地风俗，朱安不仅没有再嫁的可能，更会受人指指点点，没有生活来源），当然，他也想要自己的幸福。折中之下，只好维持表面的夫妻，最后还是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许广平女士结为连理，尽管如此，也负责照料朱安的生活。我说，鲁迅是有担当的真男人！
而胡适，则就是全面投降了，选择了与江冬秀共度一生白头偕老，也不失为美谈。
起初，郁达夫和胡适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和孙荃即使按照老一辈的观点，也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论见识，一个是海外归来的东洋学子，一个是小脚大辫的乡下姑娘；论家境，一个家道中落，一个娇生惯养。两人的婚姻是萍水姻缘还是矢志不渝，似乎早已有了答案。
然而，两人之间亦有某些契合的地方，要不然两人也不会走到一起。
孙荃原名孙兰坡，1897年生于富阳县宵井镇一个颇有资产和地位的书香世家。父亲曾经寒窗苦读十数年，但时运不济，连个秀才也没捞到，遂抛开诗书，放弃功名，固守田园，重振家业。考场失意的他，竟然在商场混得风生水起。家境之富裕，资产之雄厚，地位之显赫，在方圆数十里之内都是数得着的。
与郁达夫相比，学识修养自然是落了下乘，但是与当地的同龄女子比起来，也算得上是典型的“白富美”。孙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仍识，爱慕者甚多，追求者颇广。但是能入孙小姐法眼者，寥寥无几。
一来二去，年近20岁的孙兰坡仍是孑然一身，而今看来年龄还不算太大，但是当时却已是到了剩女的年龄，父母早已急得直抓狂，孙兰坡却泰然若素。
或许冥冥之中自有注定。
当一位远房亲戚上门说起县城里已故中医郁士贤家的三公子郁文正在东洋留学，年逾20尚未婚配，可与孙小姐结为百年之好时，孙兰坡听了，芳心一动，就觉得万千人中这个少年便是他。
此时此刻，远在东洋的郁达夫，还处在性压抑阶段，渴望有一个女子能与他相亲相爱。忽而听闻家中已为他定下亲事，自然有几分的欣喜。但是郁达夫觉得“兰坡”二字有些土气，本来嘛，“坡”字本身就带“土”。博学多识的郁达夫心思一动就改为“孙荃”，并为此题了一首诗，诗曰：
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宋代词人秦观有诗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然而郁达夫和孙荃的相逢，却已经是一年后了。此间，两人好似神仙眷侣一般，常有诗歌相互唱和。而孙荃也丝毫没有千金小姐的架子，经常到郁达夫家帮忙。不说外人看起来，就是他们自家人也觉得真是天造地设的好姻缘了。
当郁达夫漂洋过海回到家乡两人初相见时，眼睛不大却目光如炬的郁达夫左看右看，忽然炙热的目光落在了孙荃的那双小脚上，两人的心同时悸动了一下。自己曾经撰文抨击封建礼教，厌恶女人缠脚，而她偏偏却是三寸金莲；自己家虽是富甲一方，也曾让未来的婆婆赞许有加，可是自己一双三寸金莲，可他又似乎不太喜欢小脚的女人。
为了这次相聚，两人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彼此的情意表达出千万分之一，竟都落在尴尬里。
幸好，郁达夫待她还算不错，毕竟此时他还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偏偏不提婚姻之约，当然他也有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想等自己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再娶妻，因此他曾给长兄写信道“母老矣，不能为弟养妻养子也”。
孙荃对此似乎不太在意，反而很支持他这种做法，觉得此举很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准夫妻现在就开始夫唱妇随，甚好。可是双方家长并不同意啊，免得夜长梦多，就开始向他们逼婚。
经不住家长的软磨硬泡，两人终于在1920年完婚了。时年，郁达夫24岁，孙荃23岁。正是郎才女貌的年纪。对于孙荃来说，这是她一生唯一的一次婚姻，终其一生，她爱的人便只有他。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和他在一起。
二人的婚礼极为至简，一顶小轿，一个小院，一对新人，匆匆了事。婚后两人携手共度了一段时间，郁达夫又远赴东洋完成学业，两年后，回家谋生。但是郁达夫是坐不住的，全国到处跑。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孙荃一个人的身上。
而孙荃也心甘情愿地默默付出着，可以典当自己的衣服给郁达夫凑路费，可以做好饭菜自己一口不动等着郁达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孙荃正是，因此她也是朋友圈里有名的贤妻良母。
一首名为《七年之痒》的歌这样唱道：
一个七年的魔咒
解不开也猜不透
拥着爱小心走
也不一定能都过
幸福像随风的泡沫
静静的起 悄悄地落
爱着了魔就说不清道不明
幸福像绽放的花朵
尽情的开 无奈的落
牵住了手 又何必分对和错
人的细胞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许多事情如同新陈代谢的细胞一样，到了七年，就会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出现一些问题。婚姻也不例外，此种现象，谓之“七年之痒”。
这个考验是双方感情中的转折点，一旦成功，感情便能朝向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反之，则可能二人分道扬镳、分崩离析，最终导致感情解体、劳燕分飞。当然假若婚姻真的出现问题，不一定为七年，或长或短，可能只要一年、两年，甚至结婚不久就可能痒起来了。
郁达夫和孙荃，恰恰是“七年之痒”。两人的幸福甜蜜持续了六年，然而看似风平浪静下却暗流涌动。
那是1927年1月，此时的上海春寒料峭，笼罩在阴冷的氛围中。一个裹着妻子从北平寄过来的皮袍子的中年男子，冒着凛冽的寒风，前往法租界尚贤坊，拜访留日的老同学孙百刚。这个中年男子正是郁达夫。
一到孙家，郁达夫就注意到了孙家多了个面容姣好，气质优雅，身着旗袍，曲线优美的女子。妙龄女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意中碰到郁达夫如火炬般的眼神，立即羞赧地低下了头，圆润的脸颊上像是打翻了红墨水且立即散开了。
孙百刚见到郁达夫的眼神不定，心下就知晓了几分。不待郁达夫开口，就向郁达夫介绍了起来。此举正中郁达夫下怀，他这才得知，原来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名叫王映霞，老家杭州，此番是和孙氏夫妇逃难到上海的。
郁达夫也有些不好意思，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半天才说了一句和贾宝玉初见黛玉一般的开场白：“这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好生眼熟。”
王映霞乜斜了一下这个轻浮的男子，没有搭腔。孙太太见场面有些尴尬，打圆场说：“兴许是在哪里见过吧。”
然而当王映霞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这个中年男人是郁达夫时，一颗心怦然跳动了起来。她记起了自己曾经读过一本名为《沉沦》的小说，而作者不正是自己眼前的郁达夫嘛。
原来王映霞学名唤作金宝琴，生于杭州。幼年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这王二南先生也大有来头，他本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
除了家风优良以外，王映霞毕业于杭州女师，在学校也是一时风头无两，曾参加选美被评上“杭州小姐”。抛去年龄不谈，郁达夫和她两人算得上是郎才女貌。
得此美人，夫复何求。饭点一到，郁达夫提议邀请大家一块去吃饭，饭后又一齐看电影、逛街，好似中了头彩似的，估计中了头彩也不至于那么激动。从此“我的心被王映霞搅乱了”、“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竭力”二字，可以看出郁达夫是真的动了情，一定要把自己心仪的对象追到手，也就注定了此后“虽万万千人，吾往矣”。
平心而论，郁达夫作为一个有家室的31岁中年男人，去追求一个当时只有19岁的小姑娘，的确有些说不过去。就连孙百刚先生也看不下去了，甚至用了“亵狎罔念”四个字形容。
郁达夫痴情起来，让很多男子都自愧不如，这也是为何郁达夫能够抱得美人归的原因。翌日天刚亮，郁达夫便去邀请王映霞出去玩，逛街、吃饭、顺带喝点儿小酒，可以说两人过得十分愉快。
晚上，郁达夫又邀请众人去游乐场玩。他嫌人太多不能畅玩，又到酒家喝酒、吃菜，乘着酒兴，郁达夫低头吟诵起他给王映霞写的两首诗。毕竟嘛，文艺青年追女生还是要动用看家本领的。再说写诗在当时也的确是一件非常罗曼蒂克的事情，郁达夫轻声吟诵道：
（一）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二）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愧秽形。
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其中第一首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因而他们后来被柳亚子赞誉为“富春江上的神仙侣”。
王映霞愿意跟着郁达夫去玩耍，说明她对郁达夫还是有意思的，最起码是不反感的。郁达夫首战告捷，往后即如法炮制，几乎天天去找王映霞。刚开始还找些理由，后来就干脆不找理由。
很快孙百刚就发现了苗头已经很是不对，一个是自己的朋友，一个是叫自己为老师的小女生，自己怎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任由这段离经叛道的恋情发展下去？！
面对朋友的劝说，郁达夫则是淡淡回以“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升华”！
为了阻止他们在一起，孙百刚夫妇也是蛮拼的。有一天，王映霞去探访同学后回来，还未走到住处的后门，就看到孙太太站在后门口向她打招呼道：“你上楼之后，最好一直走进厨房里，将房门关上，暂时不要出来。若有人来敲门，也装作没听见，不可来开门，尤其是不要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虽然孙太太未向她讲及缘由，她心里也自忖多半是与郁达夫有关。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她听到了许多有关她和郁达夫的流言蜚语，心中着实委屈，却又无处诉说。终于有一天，可怜的小美女实在熬不住了，只把满腹的委屈，化作晶莹的泪水，白天不肯起来，躲在被子里嘤嘤痛哭。
正当大家苦劝无果的时候，郁达夫来了，见到伊人这般可怜的模样，简单了解情况后，走过来拉着王映霞的手让她别哭了。谁知王映霞竟然不理不睬，自顾自地哭着，梨花带雨。
诗人不愧是诗人，当见苦劝无果后，郁达夫就转而改变了策略，塞了一张纸条给王映霞，上面都是些哄小孩子的话。既然劝不了你，就来萌翻你。这招效果果然很显著，泪人儿立马就破涕为笑了。
王映霞自觉和郁达夫之间光明磊落，待郁达夫这脚刚走，她就把纸条上的内容读给大家听，读完之后自己又花枝乱颤地笑了起来。而孙氏夫妇则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让王映霞先回杭州去。干柴已去，就让郁达夫这堆烈火自生自灭。
期间郁达夫也曾有过自责，他曾在日记里说：“对于王女士的私情，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但是“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我在无意识的中间，也在思念北京的儿女，和目前问题尚未解决的两个女性。啊，人生的矛盾，真是厉害。”“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报答我的女人，我可爱又可怜的女奴隶。”
与狂热相比，这些愧疚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没有王映霞的日子里，郁达夫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的情书，换来的终究是无情的拒绝。郁达夫倍感失落，“也罢，把闲情付与东流水，想侬身后，总有人怜”。（郁达夫1927年2月11日《穷冬日记》）
但是郁达夫依旧是不甘心，随即又写一封情书说：“伯刚（郁达夫称孙百刚为伯刚）那里，好几天不去了。因为去的时候，他们总以中国式的话来劝我。说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们把中国的礼教、习惯、家庭名誉地位看重了。他们都说我现在不应该这样牺牲……不过我想我若没有这一点勇气，若不想彻底的偷偷摸摸，那我也不至于到这一个地步了。所以他们简直不能了解我现在的心状，并且不了解什么是人生。”
信的最后，郁达夫这样写道：
“我无论如何，只想见你一面，北京是不去了。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只想到杭州来一次。请你不要为我顾虑身边的危险。我现在是希望你有一封回信来，能够使我满意。”
世间留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要么是爱之后对同一个人的感情变成了恨，要么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对别人的恨。此时的郁达夫属于后者，他仍旧把好心相劝的朋友当做棒打鸳鸯的恶人一般看待。
他甚至在以后的信中说：“我恨极了孙某，以后不想再和他见面了，后天我是不去的。你若有一点爱我之心，请你以后也不要再去孙氏那里，以后请你绝对的不要再上尚贤坊去。”
要说郁达夫还是有些能力的，再加上当时他已经声名鹊起，而王映霞不过是个初出象牙塔的小女生而已。面对作家的狂追，即使他不是作家，恐怕也招架不住了。不是有人说，你给乞丐一个月的时间，也能把张柏芝追到手吗？追女人，要会软磨硬泡，坚持不懈。总结下来就三条：一、坚持；二、不要脸；三、坚持不要脸。
如若说王映霞有所顾虑，那就是郁达夫的妻子孙荃。你已为人夫，又怎么来追我。为此，郁达夫绝口不提和孙荃订婚的实情，而是说那是他三岁定下的婚姻，自己也是迫不得已。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这样一个热情大胆的追求者，任何一个姑娘都会动心的。王映霞对于郁达夫的情感也由最初的不屑、烦恼、排斥，变为同情、好奇。
很快的，前后不过50天时间，郁达夫就俘获了王映霞的芳心，王映霞沉浸在郁达夫甜言蜜语里无法自拔。1927年3月5日这天，刚过了西方情人节不到一个月，早已回到上海的王映霞和郁达夫算是定了情。
对此，郁达夫是一边享受一边泪流。诚如他自己在日记中说的：“我一边抱拥了映霞，在享受很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独演了。”
但内心的愧疚始终敌不过爱情的甜蜜，沉溺于甜蜜之中的男人，同样会无法自拔，失去理智。一个多月后，郁达夫就跟着王映霞回了杭州老家见家长。当时王映霞已经没了父亲，跟着外祖父和母亲相依为命。
而在此之前，王映霞曾经与母亲有过沟通。但是作为人母，怎么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大她十几岁，且没固定经济来源的已婚男人。
即便如此，作为书香门第，郁达夫来了之后，王映霞的外祖父、母亲还是把他当成客人，以礼相待。尤其王映霞的外祖父是读书人，与郁达夫相谈甚欢。
边喝酒边聊天，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慨。
郁达夫是个极其有思想的人，搞定了王映霞的外祖父，何愁她的母亲会不同意。在杭州待了不过一周，郁达夫就胸有成竹地说事情定夺了一大半。
果然不出他所料，5月28日郁达夫离沪到杭州养病。王映霞的外祖父亲自去请了一位懂医道的老和尚来给他看病。在此期间，中药都是王映霞的母亲所煎。而郁达夫和王映霞本人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按照王映霞本人的话说，在外祖父的宽容，妈妈的勉强同意下，她和郁达夫的婚约正式公开在亲友的面前了。6月5日，就在杭州聚丰园请了四十多位亲戚朋友，宣布订婚。
他们的订婚，就像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一样充满了波折，难道一切早已冥冥之中自有注定？郁达夫写信并专程赴富阳，才把二哥请来。因为他家里人都觉得孙荃是个打着灯笼也难寻的好媳妇，郁达夫另寻新欢简直是胡闹！
郁达夫的大哥郁华（也就是郁曼陀，曼陀是他的字）出身于法律专业，写了很多信告诫弟弟这是犯重婚罪，莫要执迷不悟下去。而郁达夫则是一意孤行，答应和王映霞的事情定下来后，每月寄给孙荃一定的生活费。
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也为了让王家觉得风光些，郁达夫决定在次年也就是1928年2月赴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并印发了请帖分寄给中外朋友。但是事到临头，却因为经济上出了问题未能成行。
说出的话正如泼出去的水，吹过的牛总得要兑现。为了瞒天过海，不让王家失望，同时也为了顾及自身的面子，两人在火车北站附近租了一家小旅馆蛰居一个多月，“日日痴坐在洞房里”。
最让人惊叹的是，王映霞竟然愿意陪郁达夫演这场戏，瞒着自己的外祖父、母亲和朋友。或许，王映霞自身，也是想要争一口气，让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母亲知道，自己并没有看走眼。可是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心知肚明，别人是无法体会的。
当然，我不能苛责说当时王映霞年少不谙世事，郁达夫手段过于狡诈。因为我相信，当时两人至少曾经真爱过。在某个时刻，彼此都曾认真过。
直到3月中旬，他们才在东亚饭店补办喜筵，假装是从东京回到上海，在国内再次举行一次婚礼。请了两桌客人，都是比较亲近的朋友。而由于当时大多数亲朋好友都在国内，真正知晓真相的人寥寥无几。大抵只有王映霞当时在日本东京的同学顾鹤寿夫妇知道。
婚前是花前又月下，婚后柴米油盐酱醋茶。结了婚的他们和时下许多年轻人面临的问题一样，房子没钱买是租来的，家具也是租来的。实在捉襟见肘揭不开锅时，王映霞只好把母亲给她当陪嫁的金银首饰当掉补贴家用。日子过得虽然并不富裕，但两人倒也自得其乐。
恨不知所踪
有时破裂的开始并非因为贫穷，还有可能因为依旧不能接受彼此的一些习惯和缺点。原本以为可以接受彼此，或者一方为另一方有所改变，但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非但不能接受，一方也没为另一方有所改变或收敛。
王映霞不喜欢喝酒，她也不希望郁达夫喝。郁达夫也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就这一次”，或者是“从下月一日开始”，但他一看见酒，总还是十分贪杯。为此，王映霞多次与他拌嘴，每次郁达夫也都保证不会再犯。
自己再犯不再犯，戕害的终究是自己的身体。寒冬十二月的一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郁达夫被一个朋友叫去泡澡，结果彻夜未归。王映霞提心吊胆了一夜，到了第二天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原来郁达夫醉倒在马路上，被好心路人送回了家。所幸在王映霞的精心照料下，并无大碍。
还有一年夏天，郁达夫的二哥从富阳来访，住在他们家。亲兄弟久别相见，自然是一醉方休。酒兴正酣时，王映霞不合时宜的勒令郁达夫不能再喝了。不出所料，此举拂了郁达夫的雅兴，但见他穿了一身中式的单衫单裤就摔门而去，留下不知所措的王映霞和他二哥。
原本以为郁达夫只是酒劲上来，一会儿就会回来。谁知一等二等，跫音始终未响，玉人彻夜未归，王映霞的心如小小的窗扉紧掩。翌日一早，郁达夫的二哥没等弟弟回来就告辞回家，王映霞也无话可说。
直到天说黑未黑之时，王映霞才收到一封从宁波发来的电报。发电报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丈夫郁达夫。电报上说他的钱和手表被窃，要王映霞马上送一百元钱去宁波。无奈之下，王映霞只好凑钱去宁波找他。最让王映霞哭笑不得的是，郁达夫竟然还有雅兴让她留下游山玩水几天再走。
后来王映霞才得知，郁达夫当天赌气离家，一个人在上海街头，喝醉了酒，遇到了扒手，钱包手表皆被偷。糊里糊涂就上了十六铺码头，坐上船任他漂流。
说实话，郁达夫和他二哥喝酒被管，王映霞也着实有不恰当之处。两人是亲兄弟，好久未见喜相逢，在自家喝点小酒，却被制止，让郁达夫脸上挂不住，不知二哥回家又怎样向家人说自己。如若只有郁达夫和王映霞两人还情有可原，但他二哥既算外人，又算家人，如此一来，把郁达夫搞得里外不是人。男人都是要脸的，郁达夫怎能不生气。
不过话说回来，郁达夫也是任性，即便妻子再怎么着，当着二哥的面也不能负气出走啊，让二哥的脸何处安放，搞不好还会让他二哥觉得弟弟、弟妹闹别扭皆因自己而起。
除此之外，当初郁达夫答应王映霞的都没有实现。起初，王映霞嫁给郁达夫时，曾让他答应以下三个条件：一、同孙荃离婚；二、不要酗酒，包括不乱花钱；三、不准在外面“胡闹”，到妓院“鬼混”有失身份。其他还有“奋发进取”“暂时不用的书不要急于购买”等等。
第一个条件，郁达夫都没能彻底完成。在他们婚礼前一个月，也就是1927年的5月24日，就明确表示不能同孙荃离婚。郁达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北京的女人，要她不加你我的干涉，承认我们的结婚，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怕的就是你母亲要我正式的离婚，那就事实上有点麻烦，要多费一番手续。映霞，我想你母亲若能真正爱你，总不至于这样的顽固罢！”
至于与孙荃是否离婚，王映霞其实倒不是真的在乎，再说人皆有恻隐之心，只要郁达夫能够把重心放在她这里，她就不在乎。但是郁达夫会说，“寡人做不到啊，爱妃！”
当热恋的激情化为婚姻的平淡，郁达夫也逐渐回归了理性。对于孙荃的负罪感也与日俱增，毕竟那是他的结发妻子，为自己生儿育女不求回报。人心都是肉长的，夜深人静之时，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1932年3月10日，当王映霞打开抽屉时，惊诧的发现少了500块钱的存款单，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郁达夫的不告而别，这让王映霞很是咋舌。咋舌之余，王映霞也就见怪不怪了。
郁达夫这一次没有去别处，而是回了富阳老家，去看他的结发妻子，去看被他遗弃的糟糠之妻。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他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怀缅。
“回富阳再同孙荃同居，是郁达夫对我感情的倒退，比起到妓院嫖娼更不可原谅。”王映霞如是说道。
更让王映霞感到悲愤的是，郁达夫时常把她当做妾来看待。郁达夫曾在诗中把王映霞比作苏东坡侍姬朝云：“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七律《登杭州南高峰》）在后来的《毁家诗纪》中，郁达夫又把王映霞比作白乐天的侍姬樊素，还称为“下堂妾”。
而原本郁达夫保证的是，无所谓大小，无所谓正偏。而如今在郁达夫心里，她只是一个妾，这口气王映霞如何咽得下去。自己不顾他人冷眼，不顾母亲反对，没强制他和孙荃离婚，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他苦苦的追求，为他生儿育女。这一切的一切涌上心头，让王映霞气得眼泪打转，狠咬嘴唇。
匆匆那年郁达夫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如今都变为笑谈。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再见不能红着眼，只好剩下红着脸。
当孙荃见到朝思暮想的玉人终于归来之时，没有抱怨，没有激动，平静地用家乡的佳肴来招待孩子他爸。关于爱情，孙荃早已没有了体会，或者从来未有体会到。有的，是浓浓的亲情。告别之时，孙荃拖儿携女，望着他帆影远去，无怨无悔。
激情总会回归平淡，维持婚姻的良药就是把爱情化为亲情，在这一点上，孙荃似乎比王映霞有优势。
其实有这些就已经够了，这已经足够导致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破裂了。更不用说郁达夫经常乱花钱买书，在烟花巷来回穿梭了。即使在兵荒马乱的日子，依然是花天酒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亦买书”。
多年以后，王映霞回忆起往事的时候，不无辛酸地说道：“他婚后，念念不忘的是他的‘酒夫人’和‘书夫人’，有了这样两位‘夫人’，自然就不记得他曾经拼命追求的人了。”
当郁达夫回富阳老家去看孙荃后，王映霞就开始不信任郁达夫了，为了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一份保障，不久，王映霞就找来律师，要求郁达夫写了一份“版权赠与书”，把《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日记九中》《迷羊》及译稿《小家之伍》等书版权及附属于各书之权益全部赠与她。
“版权赠与书”一式三份，书局、律师和王映霞各执一份。
郁达夫曾希望在杭州有一个洁净的小小住宅，可以舒适地饮酒、美食、午睡、看书。真巧，向来偏爱热闹的王映霞竟然也希望有这么一个隐居之所。两人一拍即合，1935年底就在杭州盖起了避风雨的茅庐。
凑合着几年积聚下来的一些稿费，加上从安庆安徽大学收回来的半年工资，郁达夫终于把地买下了。可是造房子的钱，从何处而来呢？王映霞又开始埋怨起了郁达夫这个不事生产的文人，假如你少买点书，多写点文章，钱不就来了。
所幸，东借西借，加上朋友赞助一点，风雨茅庐终于建造好了。王映霞和郁达夫两人详细地“协商”之后，在西面墙脚下端的界碑上刻上“王旭界”（王映霞原名王旭）三个字。如此一来，风雨茅庐的主人就是王映霞了。
情尽空余恨，恨尽是相思
郁达夫曾经说过自己平生最恨的就是做官，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弄不好，原因就在于“那些懒惰无为的投机官僚”太多的缘故。
然而，新宅建好不久，郁达夫就无福享用了，由于战乱，加之此时主政福建的陈仪拟将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职位交给郁达夫，因而郁达夫只好匆忙收拾行囊南下榕城福州走马上任，变成自己曾经所讨厌的人。
此间，王映霞几次拍电报想要过去，但是均被郁达夫婉拒，原因无他，只因郁达夫怀疑王映霞移情别恋。
1939年3月5日，郁达夫在香港陆丹林主编的《大风》旬刊第30期，发表了《毁家诗纪》，《毁家诗纪》共七言律绝19首，几乎每首都和王映霞有关。
有说自己在福州时听说王映霞“行迹不检”的，有说王映霞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的，“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有说王映霞“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的；有说王映霞“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许君寄来的）三封”的；有说“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的；有说“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的。
许绍棣则是郁达夫的昔日同学。面对不堪的现实，郁达夫强忍着悲痛说：“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强得多。并且国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并填《贺新郎》一词明志：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歌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雏。
真不知道郁达夫内心是怎么想的。但是，此词无疑表明了他为报国仇，宁愿放弃家恨的心志。郁达夫还曾说过，即使做不了文天祥，也要做伯夷叔齐，不为敌所用，并赋诗明志：“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我们诚然不能仅听郁达夫一面之词，对于他所提到的“三十七万元港币”一事，王映霞是坚决否认。但对于“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王映霞却未做任何辩驳。
对于“丽水同居”之事，王映霞则在后来的自传中驳斥为“纯属造谣”，所谓“情书”则辩解称那是为许绍棣介绍女朋友的信，因而被郁达夫所误解，并引述好友胡健中的文章《郁达夫王映霞的悲剧》说：“以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
此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分析可知，王映霞即便如她自己所说并未同居之实，应亦有暧昧之嫌。由此可见，两人的互相猜忌、不信任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真正成为致命稻草的是，1938年春夏间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王映霞趁机背着郁达夫打胎一事。这件事是20世纪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披露出来的。当时因为郁达夫远在前线，医院要求打胎时必须由男人陪同，于是王映霞就找到了汪静之。而腹中胎儿的父亲，正是赫赫有名、令时人听了毛骨悚然的戴笠。
郁达夫去台儿庄劳军回来之后，就郁郁寡欢。王映霞见状以为他又要离家出走，于是就先发制人道：“你又打算走么？要走，可以的，你须把三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
王映霞原本是试探的口气，不料郁达夫紧绷的面颊，紧闭的嘴唇里啐出几个字：“你走就你走。”
事已至此，两人的婚姻几乎是到了无法破镜重圆的地步。满目疮痍的婚姻，再也经不起缝缝补补的折腾。此时的郁达夫或许并不知晓王映霞为戴笠堕胎一事，只是仍为她与许绍棣过于暧昧而耿耿于怀。
郁达夫发表的《毁家诗纪》的时候，王映霞都已经跟他去了新加坡。王映霞看到郁达夫这般翻旧账羞辱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也写文章揭露自己当年身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如何被郁达夫骗到手，如何为他含辛茹苦生儿育女如今遭他这般凌辱。
软磨硬泡之后，郁达夫终于同意了王映霞的离婚请求。之后王映霞费尽周折回到香港，请戴望舒在《星岛日报》，程沧波在重庆的《中央日报》，请刘湘女在浙江的《东南日报》上，登载了王映霞单方面的离婚启事，原文如下：
王映霞离婚启事：
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王映霞启
对此，郁达夫并没有做出回应，也没表示王映霞本就是自己的妻子。后来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碰到年仅20岁的何丽有，与之结婚。
但因为精通日语最终被迫做了日军的翻译，期间他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暗中保护了大量的文化界朋友、爱国侨民以及当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后来，外界默认这一年为其终年。新中国成立后，郁达夫被追认为烈士。
当郁达夫海外遇刺的消息传到国内，孙荃死不相信。她拒绝同乡为他竖纪念碑，她相信郁达夫一定会回来。直到几年后收到政府发来的烈士证书，才悲泣不止。
晚年的孙荃最关心的就是郁达夫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并坚信，“等到政治清明时，自然有人会去从事郁达夫研究，去研究他的作品，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公允的地位。”（郁黎民《我的母亲——孙荃》）
而她所盼的这一天到来时，她却不能亲眼看到了。1978年3月29日，孙荃与世长辞，终年81岁。弥留之际，她不无自豪地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王映霞离开郁达夫后，在1942年嫁给了一个名叫钟贤道的巨贾。两人伉俪情深，王映霞也越活越精神，显然她与郁达夫的结合是个错误。王映霞在自传中说道：“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当轰轰烈烈的爱情逐渐微凉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的转化为亲情，就会充满了猜忌与不信任，从而一步步跌向深渊。加之郁达夫生性自卑，却又偏偏控制欲极强。王映霞生性活泼，遇事也不肯忍让。两强相撞，只有受伤。
诚如后来有人评价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有的男女之爱，是天作佳缘，有的却是起初情投意合，后来你死我活的孽缘。他们在上海以狂恋开始，最终在新加坡以狂怒撕破脸皮，开头和结尾统统惊动世人。
孙荃爱的平淡，让人感慨之余带着敬佩；王映霞爱的热烈，惊艳夹杂着叹息。如我在一首里写的那样：
都说女人熟悉水性
都说女人喜爱杨花
藏在怡红楼里的宝公子
也说女人是水做成的
趋上亲手做的诺亚方舟
漂泊，漂泊到了海角
浪迹，浪迹到了天涯
究竟用了多少的泪水儿
浇灌出了玲珑的奇葩
这一片叶子儿嫩绿
沾湿了行人的衣襟
那一片花瓣儿娇粉
弄潮了多梦的红楼
多少路过的人儿，迷路了
流连忘返，温柔的春天
孑然的白衣
从幽径里迈出
一江热血奔腾的水
一座奇峻秀丽的峰
竟成了脚下的青铜
白衣，唯一的
缥缈云雾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