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我自己不愿意回去。那是一家娱乐报，每天津津乐道的，就是男女明星的绯闻，以及某女明星顺利产下了三胞胎之类的话题。编这样的报纸，不需要实地采访，只从网上下载，或者从其他报纸上改头换面地抄录就是了，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我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下了班就跟同事出去喝酒，更多的是打牌。那是一个难以抽身的漩涡。我们的报纸隶属于某局，局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约报社的人打牌。他给了报社一点特殊政策，就是部分广告收入可以不报财务，而是用来发奖金，于是他认为自己对报社有恩，同时认为报社的人都很有钱。报社一共只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女性，局长从不跟女人打牌，他说跟女人打牌坏手气，这样一来，我不去也得去了。我不想得罪同事，更不敢得罪局长，就跟他们通夜通夜地耗。局长从头天吃罢晚饭就上桌，打到第二天早上九点，被人从桌上叫下去吃了早饭，还能在大会上讲一天半天，而且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他做局长的本事。我就不行了，我觉得自己是在往深渊里坠，我觉得大嫂含辛茹苦地送我上了大学，结果我把学来的知识全都扔到粪坑里沤烂了，我太对不起大嫂了。
于是我干脆辞职走人，不跟他们发生任何关系。
我想对得起大嫂，结果是更加对不起她。在报社上班的时候，每次回老家，我必然先去镇中学找到清华（那时他在那里念初中），给他一些钱，这样，大嫂就可以很长时间不为儿子的生活费焦心了（清华跟他哥完全两样，他从不乱花钱），自从辞了职，我就再没给清华拿过钱。
我给大嫂买袋冰糖什么的，对她究竟有什么帮助呢？即使我给她，她也合不得吃，她会背着我去卖给村里人，村里人不要，就拿到街上去，找熟识的百货店帮她卖。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大哥说，我怕清华将来读了大学没用，现在又把你大嫂累垮了，那就划不着了，可你大嫂是个死脑筋，总是听不进油盐。
我嗫嚅着说，读大学也不是没用……
我看就是没用！大哥断然地打断我，要是有用，你就不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在家乡人看来，特别是在家乡的亲人看来，我一定过得很惨。
想想吧，一个没有工作在城里混着的人，怎么不惨呢？
大哥又说，其实，家里没有谁指望你支持钱，你大嫂多次对我说，千万不要找夏至要钱，她说看起来城里人手头随时都有钱，乡里人不卖粮食，不卖鸡蛋，就一年半载见不到钱，但城里不比乡下，城里上厕所都要钱，过日子不容易。我们从来没想到让你支持钱，可你要把自己当人看，不要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大哥的话触到了我的一些痛楚，我低下头，说我知道。
一凡（我儿子）该读三年级了吧？
我说三年级了。
现在还是小学，听说一年就要交好几千？以后上了中学，看你拿啥去供他，你总不能跑去给校长拍手板，校长就答应给你儿子减免书学费？
大哥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阵发紧。这些事情。我在城里也经常想，主要是躺在床上，把书一放，把灯一关，要睡觉之前想。但我没想得那么远。对生活上的困境，我从来不会想得太远，现在被大哥这么揭示出来，我突然觉得现实真是很严峻。
你这人，为啥总是跟我们想得不一样呢？大哥摇了摇头，好好的正事不做，辞了职在家里搞写作，要是写作能像胡贵那样挣钱也好，听你说来又挣不到钱，这不是胡闹吗？你呀，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写作的事说出去，免得让村里人听了笑话。
我说我不会说出去。
大哥很怜悯地看着我。
大嫂出发前，把张老师和我的电话都记下的，可四天过去，她既没给张老师打电话，也没给我的手机上打电话。我打电话到城里的家中，问大嫂有信儿没有，妻子说没有啊，妻子说你采访得如何啊？我怒气冲冲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这次回来，是想去看看老君山顶上的一座古墓，那墓里曾埋着一个在清乾隆年间做过四川提督的人。“文革”中，墓被红卫兵挖开了，内棺里的水银全部倾进山涧里去了，被水银养着的那具庞大身躯，迅速风干，半小时不到，就缩成一堆婴儿大小的腐肉。不过，十多年前，当地百姓又照原样把坟墓修了起来。据说墓里的主人是一个疾恶如仇心怀慈悲的好官，成都有名的文殊院就是他捐资修建的。做官之前，他曾是啸聚山林的土匪，身怀绝技，杀富济贫。老君山头，有许许多多关于他的传说，我本想把这些传说采访回去，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我甚至幻想这部小说能够改变我窘迫的处境。
计算车程，大嫂最晚在一天前就该到佛山了。
大哥急得捂住胸口咳嗽，好像他咳嗽不是用肺和喉咙，而是用全身，仿佛他的小腿肚也能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