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滇池》2014年第04期
栏目：文化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
暂住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这是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开头的四句歌词。悲凉而坚定的旋律，倾述了这所后来闻名世界的大学，于离乱之际仓促迁徙的一段历史。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形势陡转：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同日，天津城在遭日军炮火轰击中，其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首当其冲，这所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很快沦为废墟。据时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回忆：“29日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接着就是对南大各建筑连续的炮轰。”
高校云集的平津两地，在战火中均遭荼毒，损失惨重。
为何日军在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时，还有精力要对包括南开在内的大学进行轰炸呢？是因为日军炮轰大学，将之视为对中国“精神上的征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当中的一段话，亦可以佐证此问题：“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
三校，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
8月1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在南京汪精卫寓所召开。包括中共领袖代表周恩来等多人出席会议。会议除讨论军事问题外，更多是关注平津地区教育、学术界何去何从。
紧接着，时在庐山的蒋介石又召集包括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在内的各大学校校长和学界精英，火速赶往庐山牯岭参加有关战时教育文化的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第16696号令，宣布在长沙、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以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西北（西安）临时大学。教育部长王世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为常务委员。另有胡适、傅斯年、顾毓秀和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等为委员。9月13日召开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租赁位于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9月下旬，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与此同时，西北临时大学也在西安择好校址。
然而长沙临时大学于11月在圣经书院刚刚开学，日军飞机就轰炸了长沙市区。当日军飞机飞临长沙上空时，刚在长沙安顿下来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还以为是所谓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正在阳台上观望之际，飞机肚子里飞出的“小黑点”就扑面而来，很快变为“亮晶晶的家伙”，飞到院里落地爆炸。慌乱之中，梁思成抱起8岁的女儿梁再冰、林徽因抱起5岁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人慌着一团往外跑。炸弹掀起的气浪，使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当即震落于院内石阶下。此时，又一颗“亮晶晶的家伙”从天而降滚落跟前。梁思成、林徽因同时意识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大家抱成一团，准备赴死。却见那炸弹在地上滚了几个滚儿后，原地不动了。原来是颗“哑弹”，一家人才拣了条命。
战争的阴影依旧笼罩着从沦陷区九死一生撤至南方的长沙临时大学师生。
从1937年9月至12月间，保定、石家庄、太原、上海、济南、杭州等大城市相继失陷。10月29日，南京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向全世界发布文告，表明中国长期抗战绝不屈服的决心。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日军在南京屠城，30万手无寸铁的同胞惨遭杀害！
至1938年初，日军开始逼近华中，武汉大会战在即。长沙距武汉仅300公里，武汉一旦失守，长沙必然难撑危局。在此背景下，立足未稳的长沙临时大学必须再次西迁。围绕再度迁徙的历史性抉择，争论十分激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力阻迁校，其实他是想为湖南桑梓留住这所实力十分强大的战时大学；重庆、广西方面，闻讯也派员到长沙与临时大学常委们游说接洽，摆出种种优厚条件希望到当地安置。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也向临时大学伸出了橄榄枝，列举的条件是：昆明是当时离前线战火最远的一座省会城市，而且这里有铁路直通国外，进退自如。一时间众说纷纭。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何去何从，又成悬念。
就在各方为学校迁徙争论不休之时，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以及在长沙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人员也面临新的选择。其中不少热血男儿有投笔从戎之志。学校当然要对此鼓励。为此，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意服务国防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可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亲自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长。北大校史记载，当时在长沙从军的北大学生有295人之多。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与新潮》中说，临时大学有350名以上学生投笔从戎。这是后来的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也是这些热血学子跌宕人生的艰难开端。
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此时从老家湖北浠水别妇离雏，只身一人赶到长沙临时大学任教。那时闻一多与家人聚少离多，心生苦闷。好在他的得意弟子陈梦家跟随左右，也算一种安慰。说到这个陈梦家，其实，陈梦家原本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从学业上说，与闻一多并无师承。但是陈梦家实在是个少年天才，早在1927年他16岁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时，就喜欢上了新诗与戏剧写作，并在不到20岁时出版了自己首部诗集《梦家诗集》，引起诗坛广泛注意。比陈梦家更早在新诗坛暴得大名、因在国外创作过《洗衣歌》、《七子之歌》、《忆菊》等诗作并有诗集《红烛》《死水》在国内出版的闻一多，于1927年到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当然也注意到了同在一校法律系的学生陈梦家。他在1928年向刚刚创办的《新月》杂志推荐了陈梦家的剧本《金丝笼》、《药》和几首新诗。从此，陈梦家成了闻一多为首的“新月”派重要一员。只是彼时尚为学生的陈梦家热血沸腾，还无心文坛教坛，而是一心向往救国从戎，慷慨悲歌，投军赴死。他在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之际，就参加了与日军激战正酣的蔡廷楷第十九路军，于上海南翔前线投入战斗至第二年3月底。待战事稍微缓和，他才回到南京。遂得爱才心切的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助教，从此跟随闻一多而辗转青岛、北平、长沙、昆明等多地，其兴趣也跟闻一多一样，由新诗逐渐转向古籍历史，陈梦家最后成了中国最重要的甲骨文专家。
当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时，滇军60军正好也经过步行48天，从昆明长途跋涉2千公里，于11月上旬赶到了湖南长沙。60军有个叫王执的副团长，浙江上虞人，跟陈梦家是一个地方的老乡。早年在云南入讲武堂，是陈梦家在1932年于上海参战时有过生死之交的兄弟。后又回云南加入了60军。既然都到了长沙，自然不会放过这难得一聚。那天陈拉上自己的恩师、大名鼎鼎的闻一多教授，到茶馆酒肆与王团长聚会，王也带了一伙想结识名教授的滇军官佐，桌上竟然坐有十多人。其时，60军已接命令，将于几天之后的11月15日，登车准备经粤汉铁路驰援南京。因此，这顿饭局，大有生离死别的悲怆意味。酒自然是少不了的，而且一律白酒，用大碗喝。滇军军官们以为闻教授是国中名人，也就没人敢劝其豪饮。只是自己行令罚酒，吵吵嚷嚷，未久，个个眼睛就红了。闻一多先是嘴里咬着他那著名的烟斗，冷冷看着。稍倾，捋捋袖子，也端过大碗，与王团长碰碗相敬。原来众人有所不知，闻一多早在青岛大学当文学院院长时，就是那里有名的“八仙”之首。“八仙”聚会，比之今日，并无逊色。据说胡适先生曾经到青岛游学，见过那场面，吓得连桌子也没上就开溜了。这些情形，陈梦家当然知道。因为他那时也在青岛大学，只是以他的助教身份，还够不上“八仙”之列。有了闻教授的主动加入，喝酒的场面更加热烈，就连那天也在酒肆的完全不认识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后来也加入进来，直把一缸白酒喝罄众人才算做罢。
那天是闻一多第一次与云南人打交道。也在这天，闻一多第一次抽了滇军王团长带去的重九烟。
闻一多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只知道闻一多抽烟斗，因为画家夏子颐作了一幅“口含烟斗的闻一多”木版画，此画在闻遭暗算后的1947年发表，影响很大，闻一多横眉怒目、嘴咬烟斗、表情严峻的斗士模样，也就深入人心至今。其实闻一多的烟斗，很大程度上只是个道具。他更喜欢抽的还是卷烟。在上海和南京时，他抽“双喜”，在青岛时，他抽的是“红锡包”，后来因为青岛大学发生“驱闻运动”，闻一多去了北京清华中文系任教，也就改抽“大前门”了。而此几种牌子的卷烟，都是以美烟为原料生产的。这也与闻一多早年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大学、纽约艺术学院等校留学的经历有关。闻在美所学专业是美术，闻名于世的却是他的新诗。正是那段留学经历，使闻一多爱上了美烟口味。因此，当那天王团长掏出重九烟时，久未抽过好烟的闻一多大喜，竟然不顾斯文，将一支重九烟几乎没有离口，就抽到尽头了。
临别时，王团长搜尽身上所带的全部重九烟，也就一包零七支。其余军官见状，也纷纷效仿，找出随身所带重九，凑够不到三包烟，悉数送与先生。从这里开始，闻一多对云南人有了很好印象。只是没人料到，云南，昆明，翠湖边上的先生坡，在此次聚会的7年多后，竟成了闻一多葬身之地。此为后话。
几天后的11月15日，60军确实登车准备经粤汉铁路驰援南京，但刚到浙江金华，得知杭州已沦入日军之手，稍后，南京也沦陷了。60军奉命回调，准备参加武汉保卫战。12月23日，经浙赣路到九江后，换乘江轮溯江而上，1938年元旦这天，全军抵达湖北武昌。
与此同时，在经过几番争执后，国民政府最后确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徙目的地为云南昆明，到昆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1月20日，学校宣布放寒假，并规定全体师生收假时直接于3月15日前到昆明报到。
1938年2月15日，已经被任命为联大昆明办事处主任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飞赴昆明，而长沙临时大学所有师生随后分三路，正式踏上西迁的路途。
据《西南联大校史》载，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入滇路线共有三条：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等教授带领，包括教师、行政人员及家眷、全部女生和部分体弱男生计600多人，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经海路至安南（越南）海防，而后沿滇越铁路到蒙自，最后北上到昆明。
第二批乘汽车。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钱穆等10余名教授及部分教师，乘坐汽车经广西、越南入滇。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也是最艰苦的一路，是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黄钰生教授领队，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橘、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他们由湖南常德徒步行走到昆明，行程三千里，被称作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1938年2月20日，“湘黔滇旅行团”离开长沙，经湘西穿越贵州，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除车船代步和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里程约1300公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东郊贤园。当这支疲惫之师到昆明时，先期到昆的三校领导（已组成西南联大常委）和众多师生甚至家眷都到场迎候，场面十分热烈感人。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专门为此写词作曲一首，由列队欢迎的师生以合唱方式，献给远道跋涉而来的“湘黔滇旅行团”：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然而到了昆明，师生们却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校舍不足，而且是严重不足！
早在2月中旬，蒋梦麟即先期到达昆明，与云南龙云政府交涉入滇办学之事。虽然国民政府的决定十分仓促，但云南地方想尽办法，对于西南联大给予了积极支持。为支持西南联大在云南办学，云南省政府在城北大西门外划出120多亩地，低价卖给西南联大，作为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校址，并立即开始施工；同时，在省政府动员下，昆明各界亦同意租借昆华农校、迤西会馆、全蜀会馆给西南联大上课。昆明城内也为联大腾出部分办公用房，比如联大总办公处，就设于崇仁街46号。龙云将自己威远街公馆也让出作为联大办公使用，还将自己的一部福特牌轿车供蒋梦麟专用。云南对联大的支持，被写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由平津南迁的三所知名大学在昆明建立联合大学，云南各界人士都表示欢迎，并一次次协助解决校舍问题，不仅使联大在云南能安心上课，而且办学规模还有所发展。”
但新校舍建成之前，仍有部分学院不能开课。办公用房和师生宿舍更是无从谈起。因此龙云建议蒋梦麟将联大一部分院系先暂设于蒙自等地。
此前蒋梦麟也听说蒙自有空闲房屋，大约可安置900多人。虽然昆蒙两地相距甚远，但是眼看着“湘黔滇旅行团”以及滞留在广州和香港等地的学校大部分师生即将到来，无奈之下，蒋梦麟决定亲自前往蒙自考察，以解燃眉之急。
蒋梦麟从蒙自考察回来后，认为可行。于3月14日下午，遂召集部分领导开会，决定派杨石先（南开）、郑天挺（北大）、王明之（清华）等人前往蒙自，筹备蒙自分校，办理租赁校舍等手续。王明之、杨石先等，通过蒙自地方政府和当地各界，很快选定了校址。
4月里，联大各路人马开始往蒙自这座滇南小城集结。蒙自联大校区主要分三个部分：原蒙自海关、原法国银行和领事馆、希腊人歌胪士开办的洋行。上述地方，或做教室，或做宿舍，或者教室宿舍混而用之。只是按照“女士优先”的原则，特别优厚了文法学院全体女生，安排其借住城内早街大户人家周伯雄一幢三层小楼。因该楼全住女生，被戏称为“听风楼”。又因考虑安全问题，县里在“听风楼”旁的三元宫安排了40名保安，对女生实行专门保护。
4月19日，西南联大在昆明召开首次校常务会，决定成立蒙自办事处，由文商两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总务、教务负责人共同组成，负责蒙自分校的筹备和管理工作。会议决定由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冯友兰代理文学院院长，主持蒙自分校工作，陈岱孙、樊际昌分别负责蒙自分校的总务和教务工作，朱自清教授等作为文、商两学院的教授代表参加办事处工作。
4月28日，步行三千里入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多名师生，其中文科居多，他们到达昆明后，未及休整，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蒙自。因为，设在蒙自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开学在即。
按照首次校常务会决定，西南联大选择1938年5月4日——五四运动19周年纪念日，在昆明和蒙自同时开课。
位于昆明的联大校区总部，当天举行了开学典礼。
而蒙自分校则以纪念五四运动19周年集会，代替开学典礼。集会上，朱自清、罗常培、钱穆等知名教授，分别发表了精彩演讲。除了联大师生，连蒙自百姓也来旁听，他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这些大名鼎鼎的名教授真人，好长时间里，联大师生就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