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观书院访英之旅
2016年6月23日，由二十余位四观书院导师、同学组成的访问团启程前往英国伦敦，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访英之旅。
访问团24日上午到剑桥大学，在唐宁学院举行了简单的开班仪式。剑桥大学校长助理袁博平教授作为校方代表欢迎大家；艾伦?柏睿教授首讲《世界经济》。四观书院廖彬宇院长主讲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略说》。课后，唐宁学院院长亚历山大?理查德先生与大家亲切交流。
袁博平教授致辞时表示，早在一年多前，就对四观书院的名字有所耳闻，并留心关注。袁教授认为，四观书院是当今中国少有的具有继往开来、国际化精神的书院。书院肩负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非常欢迎四观书院的访英代表们访问剑桥大学，同时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剑桥大学能为四观书院的未来贡献力量。
廖彬宇先生在讲学结束后，将自己的著作《国学旨归》第一辑分别送给了剑桥大学及袁博平教授。
24日下午抵达牛津大学，牛津大学陈伟教授带领书院访问团一行参观了有八百余年历史的校园，大家聆听了陈伟教授对牛津大学的详细介绍。
25日，书院同学访问花旗银行总部，对英国的经济形势及银行管理体系进行了广泛的了解。
26日下午，伦敦华埠商会邓柱廷主席在中国城设宴欢迎四观书院访问团一行，并与大家亲切交流、会谈。
26日当晚是“2016中英电影节颁奖盛典”，邓柱廷主席是本次盛典的颁奖嘉宾，得知廖彬宇先生率团访英，特地推掉了颁奖典礼，专程设宴欢迎书院访问团一行的到来。
邓柱廷主席留英四十余年，是著名侨领。多年来为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曾荣获伊丽莎白女王亲自颁发的OBE荣誉勋章。
27日下午，廖彬宇先生受邀到英国国会（英国议会大厦）为英国的政府官员、学界人士、商界精英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从英国学者眼中的中国谈中国文化》。
雷吉?恩琵公爵首先致辞，对廖彬宇先生及随行团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斯图尔特?杰克逊议员则向四观书院访问团详细介绍了英国国会的相关情况。
英中商业协会主席罗伯特?霍克及英国贸易投资署官员戴维?厄普两位先生与书院的同学还就中英贸易及投资进行了交流。
内阁办公室顾问琳达?普锐斯教授，欧盟委员会顾问雷?威尔金森，穆罕默德?阿福扎尔，历史学家麦克?武德等外国友人分别与廖彬宇先生及书院同学进行了友好会谈与交流。
28日上午，书院一行访问路虎公司总部，对路虎公司的企业架构、工厂车间、品牌建设及文化理念均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下午返回伦敦，结束了为期一周的访英之旅。
一 廖彬宇先生剑桥大学演讲：《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略说》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很荣幸来到世界名校——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迄今八百余年的历史。作为全球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八百多年来，剑桥为人类培养了无数的、为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卓越之士，可谓群星灿烂，他们遍布各领域，仅诺贝尔奖获得者迄今便有92人。
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剑桥名人，比比皆是，信手拈来。比如著名的科学家培根、牛顿，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诗人斯宾塞、约翰?弥尔顿、拜伦，哈佛大学的捐助者约翰?哈佛，还有世界名著《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罗素，生化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等等。
而中国学者华罗庚、丁文江，作家肖乾、叶君健、徐志摩等都是剑桥大学校友；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拉吉夫?甘地，马来西亚前总理赫曼，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也都是剑桥校友。剑桥名人灿若群星，不计其数。
剑桥大学的校训——“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域，此地乃启蒙之所，智识之源”。
这句话给我很深的触动。在我看来，这句话不只是说剑桥大学是理想之域、是启蒙之所、是智识之源。这句话若按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就是在形容“道”。《易经》里将之称为至高无上的“形而上”；《老子》里将之形容为至高无上的“道”。所谓“道者，万物之奥也”。是世间万象和智慧的源头。换句话说，这一句话所表达的，就我而言，就是说剑桥大学是道的化身与所在、至高无上智慧的化身与所在。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给我们的启发是一致的，中国文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这种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把对这种境界的追求称之为“求道”。
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从一个“观”字开始，“观”来自中国的人文始祖伏羲画卦的典故。在中国的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史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古之圣人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段话说明了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就是从“仰观俯察”开始的，结果是“神通万类”。包牺，也就是伏羲；万类，就是万事万物。
这个“观”字很有讲究，观是观察，引申出了觉察，从觉察引申出觉知，从觉知引申出觉悟，从觉悟引申出悟道，从悟道引申出证道、得道。所以从观察到得道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学习、成长、成功、成就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为“教育”。所以“观”字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也代表了教育。
佛陀的智慧也很重视这个“观”，譬如佛家说的五眼——肉眼、法眼、慧眼、天眼、佛眼。这五种眼，就是观的不同形态与不同层次的不同表达。到了佛眼的观，也就是无所不见的观，是正遍知的观，能观照一切。
我常常形容中国文化是站在比宇宙还要高的角度统观宇宙的全貌。
在佛家，叫作无上正等正觉，站在至高无上的、无上正等正觉的层次观照一切。
在道家，叫作道，“道者万物之奥也”，“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是站在万物之上，天地之上的，站在道的层次观照一切。
只有证到了佛与道所表述的这个至高无上的层次，才能观照一切。相反，要想证到这个至高无上的佛与道的层次，那么也可以从观字开始。这就是中国群经之首——《易经》的一个重要思想。
在《易经》中，《易经》的思想是包含了天地大格局的。《易经》就是至高无上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上观照一切。何以见得？因为《易经》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归结为最大的八种自然现象，即天、地、日、月、雷、风、山、泽，也代表了八重场态。
如何悟道，《易经》用了一句话：“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类似于佛家讲的“参禅”，其实就是后来中国儒家所讲的“格物”。
观察八种自然现象，天是最广大的，地是最方正的，太阳是最光辉灿烂的，月亮是最明朗皎洁的，所以叫作正大光明，正是大地的方正，大是天的广大，光是太阳的光辉，明是月亮的明朗。从观察到作用于自身的修为形成德行，就成了“正大光明”的人格追求。
天地是中国文化中最大最核心的概念，所以从观天察地开始，进入了效天法地的范畴。那么天地的精神，就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人本身是天地的产物，所以人就必然具备天地的基因、精神与格局。所以人也应该回复到顶天立地的大格局来。回归到了这种格局，就是中国儒家讲的“天人合一”，佛家讲的“我佛不二”。
观察天地的情态，向天地学习，就能建立起天地的格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地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呢？
大地方正，安稳不动，宁静祥和，地位卑下，能承载一切，又包藏万有，滋养万物，把这些特点人格化，就是值得人学习的精神。
我总结了一下，天地至少有这几个方面的德行：
第一，大地方正，做人就要学习大地的方正贤良，讲原则，有规矩。
第二，大地安稳，做人就要学习大地安稳不动的操守，有定力，不受诱惑。
第三，大地宁静，做人就要学习大地安宁、静默的功夫，不浮躁，不浮华。
第四，大地甘居人下，就是谦卑的精神，这个卑字，就包含了卑微，也包括了忍辱的精神。
第五，大地承载一切，就代表了担当的精神，做人要学习大地担当的德行。
第六，大地容纳一切，所藏最为丰富，所以做人，要学大地包容的精神。
第七，大地生养万物而无所求，这就是无私的奉献。
那么天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
天高高在上，最为高远，所以人要学习天的高：
第一，做人志向要高。
第二，做人境界要高——志向高了，境界随之就能拔高。
第三，做人人格要高——境界高了，扭曲人格的事情必不愿做，所以人格必然崇高。
第四，做人最终是智慧要高——人格高了，必然知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就能集中精力、自强不息，智慧自然随之而高。
高明博大，莫过于天，所以天最为高明，所以代表了人的境界高。高必然脱俗，就是贵，所以境界高的人，地位必然高，这就是高贵的内涵；广博深远，莫过于地，大地包容了一切，养育了一切，承载了一切，这就是富有的内涵。
所以今天全球各国都在发展经济，都在提升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
发展经济就是“富”，提升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就是“贵”。
富贵的内涵，其实就是天地的内涵。天地的内涵，其实就是道德的内涵。
道高高在上，俯瞰一切，观照一切；德低低在下，落实一切，承载一切，化育一切。道是本体，德是道的外化。有道就有德，有德就有道。道是体，德是用，明体达用，经世致用。
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具备了天地精神，修养好了道德内涵，自然而然就能获得富贵。所以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天地精神，也是道德的内涵。
四观书院的创办宗旨，叫作“以天人合一之宇宙观，以多元协和之天下观，以己达达人之人生观，以推仁弘毅之价值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以四观的精神，做四为的事业。
四年前我担任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时，曾写过这么一句话作为所训：“尊异求同，中西融通。以文化成，天下为公。”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多样性，在尊重的过程中求取文化的共同性。我们追求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会通。真正的知识、智慧与文化，没有国界，而真正天下为公的精神，就是让全人类的知识、智慧与文化，为全人类服务。这就是以文化化及天下的意义。同时也是我们书院组织这样一次国际游学的活动，来剑桥大学做文化交流与文化访问的意义。
感谢大家。
（以上根据原著整理）
二 廖彬宇先生英国国会大厦演讲整理稿：《从英国学者眼中的中国谈中国文化》
尊敬的勋爵、议员、市长阁下，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此番受邀到英国国会进行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旨演讲，我深感荣幸。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了友好的国事访问，并在国会发表了重要讲话。
我记得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关系创下了多项‘第一’。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也是率先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欧盟国家；是除香港外最大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也是吸引中国留学生、开办孔子学院最多的欧盟国家。”
这说明，中英两国关系，渊源颇深。
在这里，我则想通过贵国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来谈谈中国的文化，乃至于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意义。
在英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圈里，有一位马丁?雅克。他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了四期专题节目，探讨中国的独特之处、解读关于中国的迷思、设想中国的发展和未来。他将“观察心得”广泛地传播出去，命名为《理解当代的中国》。他认为，要看中国，首先应摘掉“西方眼镜”。他认为：“两百年来，西方社会将自己看作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但中国一直与我们不同，未来也不会成为西方的翻版。”
三天前，我们访问了剑桥大学。剑桥大学作为全球一流学府，为全世界培养了不计其数的推动人类进程的大师，比如培根、牛顿等著名的科学家，其中还有我个人十分尊重的哲学家罗素，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
李约瑟是著名的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各界的关注和讨论。他对中国文化、科技进行了极为重要的研究，同时，他还曾基于对当时深陷战火、苦难中国的同情，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在伦敦参加游行，支持中国人民。至今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李约瑟曾与中国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是好朋友。他访问西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关于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后来，竺可桢曾为李约瑟搜集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将其海运到剑桥。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及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
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这种贡献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
李约瑟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时45年编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共七卷三十四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并证明了：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著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巨大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别的著作，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及与整个文明的关系方面，达到如此的规模、深度和水准。自从本书问世之后，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或需要深究中国国情的人，如果不阅读这本书——至少是与其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卷册章节，那就在他的知识背景中留下了不应有的空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著作能在这方面替代它。
而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提炼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英国还有一位学者，著名的《世界简史》的作者威尔斯在谈及中国盛唐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第二位人士，便是贵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思想家波特兰?罗素。他曾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应邀到中国讲学。回国后，于192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问题》的书。他在书中谈到：“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到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却遭受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表明了罗素对中国的感情与立场。
他接着说：“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
罗素这段话，表明的其实正是中国自古相传的和谐思想与生生思想。和谐思想就包含了习近平主席概括的“和谐四观”中的“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不侵略别国，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共荣共生；生生思想就是中国的《易经》提到的“生生不息”的思想，可以依靠自身的能力来生存与发展，生生精神也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罗素在书中，将中国文化的三个方面与西方文化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第一个是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的比较；第二个是儒家人本主义与西方宗教神学的比较；第三个是有关选拔人才——中国古代科举制与西方贵族世袭制的比较。使人备受启发。
罗素在书中给当时的中国许多的建议，譬如：“中国首先要重视的是爱国主义。”他还认为，中国的道路必须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
罗素的这些建议，无疑对八十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行之有效并极有意义的。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旗，就是在落实罗素八十多年前的建议，不抛弃本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优秀文化，所以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三条必经之路，即：凝聚中国力量、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
另外，贵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试图以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揭开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1973年，汤因比曾与日本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漫谈“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汤因比与池田，一个是西方人，一个人东方人，互相抛开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隔阂，在精神自由的海洋里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对未来的全新探索。在这场谈话中，汤因比透露了21世纪对中华文明的无限期望。
汤因比认为，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大国的稳定秩序之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
他总结了一些宝贵的中国历史经验：
第一，他认为：“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什么是天下主义呢？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历来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精神。
第二，他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
第三，他认为：“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第四，他认为：“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第五，他认为：“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伐欲望。”
第六，他认为：“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经显示了，亚洲人同样可以在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上和超越西方人，例如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日本人所显示的卓越超越能力那样（那时在1970年代，中国崛起的序幕还远远没有拉开）。”
汤因比认为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一共形成了26个文明，其中16个文明已经死亡。作为人类文明研究的理论家，汤因比持文化悲观决定论观点，他认为，人类各种文明最终都摆脱不了生命周期的逻辑。
晚年，他在《西方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每个文明的发展并不是按照线性逻辑在发展的，文明兴衰的历史轨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取决于每个文明面对外来挑战时的反应能力，取决于每个文明中具有创造力的少数能否动员和引导多数来迎接和回应挑战，胜利女神总是向那些能够在挑战中迎难而上的文明招手。
根据汤因比的分类，某些社会或是古代文明面临的挑战过小，因而激发文明反弹的能量和活力也很小，因此某些文明数千年来都处在停滞发展的阶段，比如澳大利亚的原住居民和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而某些文明面临的环境却过于艰苦、挑战过大，因此文明的发展也非常缓慢，比如在极地严寒中生存的因纽特人（今天散居于格陵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在南太平洋群岛时刻面临海啸、火山或是其他自然灾害的波利尼西亚人。而更多的古老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已经逐步灭亡和消失了，比如人们所熟知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以及在小亚细亚如走马灯似的、曾盛极一时又迅速衰败的各个古代帝国和文明，比如准军事化社会的亚述帝国和亚述文明、赫梯人的古代文明、苏美尔人和米底人形成的古代文明等；欧洲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也曾经辉煌一时，远远领先当时所有的文明形态，今天也只在岛上留下一些残垣断壁。
甚至有些古代文明完全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以至于今天的人们都无法完全确认这一文明是否存在过，比如神秘的大西洲文明，人们只能根据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猜测它曾经的存在，历史的确给今天的人类留下了无穷的问号。同样，美洲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的衰亡也让人扼腕长叹。
汤因比同时也非常精确地指出，在一些古代文明衰落的同时，也有一些古代文明转化成了新的子文明，而且文明的核心主体国家今天已经不再单独构成一个文明了，比如古希腊文明，今天已经转化成为现代西方文明，而希腊本身今天则是一个相对弱小和普通的国家；而在东罗马帝国基础上形成的拜占庭文明则转化成为今天的斯拉夫文明和东正教文明。
汤因比同时又指出，世界上还有一类文明，经久不衰，文明的载体也始终如一，这类文明虽然古老，但充满适应和变化的能力，在面临挑战之际反而会不断重新激发活力，使自身得到更新，这样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少数。汤因比所指出的特殊长久、适应能力与众不同的文明，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
所以，汤因比坚定地认为，中国应对人类文明尽更大责任。
同时汤因比认为，中国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启示！汤因比所谓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其实正是中国的和谐智慧，也是协和智慧。这个智慧，来自中国古老的《易经》。
而中华文明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原因，我认为，在中国古老的经典《易经》之中就已经有了全面而明确的指示，综合起来，就是：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保和太和”的和谐精神；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
“变通趣时”的变通精神；“俭德避难”的节俭精神；
“居下不忧”的无畏精神；“顺天休命”的随顺精神；
“能屈能伸”的柔韧精神；“师出以律”的规则精神；
“以简驭繁”的统御精神；“张弛有度”的节制精神；
“同心协力”的团结精神；“信及豚鱼”的诚信精神；
“柔进昭明”的晋升精神；“龙战于野”的斗争精神；
“多元协和”的平等精神；“否极泰来”的希望精神；
“周而复始”的生生精神；“志在通天”的向道精神；
“先否后喜”的自胜精神；“言扬王廷”的雄辩精神；
“卑以自牧”的谦虚精神；“洁净精微”的修养精神；
“正大光明”的人文精神；“遁世无闷”的独立精神；
“不谗不渎”的人格精神；“居易俟命”的忍耐精神；
“革故鼎新”的革命精神；“立不易方”的信念精神；
“用晦而明”的内敛精神；“贞固干事”的坚毅精神；
“雷出地奋”的奋斗精神；“天雷无妄”的纯诚精神；
“风火家人”的整体精神；“步步高升”的渐进精神；
“博闻广见”的阅世精神；“利用厚生”的济世精神；
“无我利他”的致公精神；“神道设教”的教育精神；
“迎难而上”的吃苦精神；“见贤思齐”的比照精神；
“损下益上”的去欲精神；“慎言饮食”的养生精神；
“体仁长人”的博爱精神；“嘉会合礼”的礼仪精神；
“善世不伐”的自由精神；“学问宽仁”的学习精神；
“守中保大”的中庸精神；“惩忿窒欲”的超脱精神；
“潜龙勿用”的蓄电精神；“见龙在田”的担当精神；
“或跃在渊”的本分精神；“飞龙在天”的引领精神；
“亢龙有悔”的反省精神；“群龙无首”的无为精神；
“正位居体”的正义精神；“存不忘危”的忧患意识；
“参天两地”的感悟精神；“趋利避害”的选择精神；
“小往大来”的交易精神；“天地交通”的沟通精神；
“含章可贞”的内在精神；“神明不语”的静默精神；
“如履薄冰”的谨慎精神；“润以风雨”的奉献精神；
“探赜索隐”的探究精神；“穷理尽性”的钻研精神；
“仰观俯察”的观测精神；“大君有命”的使命精神；
“开物成务”的创造精神；“含弘光大”的气度精神；
“和顺道德”的文化精神；“以道制器”的实用精神。
……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中华文明。
汤因比博士的这个观点，就是中国古老的《易经》中早就指示的言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曾把《易经》中的这句话，进行了这样的演绎：“经济可以让一个国家壮大，军事可以让一个国家强大，唯有文化，才能够让一个国家真正伟大。有经济没文化，经济必不长久，而别人也照样看不起你；有军事而无文化，极可能会欺凌弱小，别人会对你敬而远之，也极可能暗中树敌；只有有文化，才能真正发展并运用好经济和军事，也才能真正赢得别国的尊敬与亲近。”
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将担当起在后西方时代提升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
因此当池田大作问汤因比：“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汤因比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出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这是汤因比博士，作为英国人，立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对全世界提出的中肯建议。
对于这些英国学者的言论，我们心存感激。因为这些甚至对全世界都有广泛影响的学者，高度认同并赞扬了中国的文化。但我们也并不会因此而沉湎虚荣，我们将更加全身心拥抱西方的科学文明与文化。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有一天真正创造出融合中西文化的新型文化。这些言论，都将成为中国创新文化的动力！
所以我们要加大学习西方的力度，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政，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和再阐释中华文明中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
一个文明高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种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因此，中华文明必定要联结现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
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中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与追求，正如汤因比博士的预言，必将照亮整个21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
公正地说，西方在崛起阶段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等现代思想资源，西方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正好就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而在学习和容纳的过程中又不迷失本位自我，最终将外来的先进思想转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而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无限扩张，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物壮则老，水满则溢”的阶段，西方文明每往前走一步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文明的衰落在西方文明中得到充分体现。而积极吸收西方个体思想、个体公民权、法治思想和功能分化的中国，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
我们将共同期待与共同见证！
感谢大家！